信陽長臺關(guān)一號墓竹書學派性質(zhì)探論_11645.pdf

1、信陽長臺關(guān)一號墓共出土了兩組竹簡,第一組為竹書,第二組為遣冊,學界皆無異議。唯竹書性質(zhì)何屬,至今仍爭訟不已?？偲湟庖?共有三種。其一,李學勤先生首倡,后又放棄,為楊澤生先生重加論證的儒家說。其二,李學勤先生在放棄竹書的儒家說后,另立的新說——《墨子》佚篇說。其三,與李、楊二先生不同的是,李零先生沒有在已知先秦諸子中擇其一種而定性,而是認為竹書或為周公、申徒狄問對中的一種,屬于古書的單篇流行。
　　 在這些關(guān)于竹書性質(zhì)研究的意見中

2、間,李學勤先生的意見自始至終都受到學界的重視:從早期一邊倒的儒家說到后來一邊倒的《墨子》佚篇說,幾乎沒有異議。可以說,直到李零先生《<申徒狄>研究》一文出,才使這一問題風云再起。而楊澤生先生重提竹書的儒家說,則可謂是更添疑云。于是,關(guān)于這一問題,至此已演成一三國鼎立之局——《墨子》佚篇說、單篇流行說、儒家說。三說皆有其自立之處。三者之中,何所為是?還是另有隱情?要解開這個謎團,我們就必須上述諸家之說進行檢討。
　　 于是,我們以

3、李學勤、李零、楊澤生三位先生的相關(guān)研究為重點,從字詞訓釋、墓葬年代、竹書學派性質(zhì)等方面,對相關(guān)研究進行了仔細的梳理。
　　 先從字詞訓釋說起。這一方面,大部分學者差異不大,惟何琳儀先生自辟蹊徑。何先生所解雖別有會心,但對簡文性質(zhì)的判定來說卻意義無多。因為何先生釋讀得到的結(jié)果也是周公和申徒狄對話,二者意見相左,針鋒相對;這一點,和諸家并無差別。既然主人公沒有變化,對話的主旨思想沒有變化,所要表達的主張也沒有變化,對簡文性質(zhì)的判斷自

4、然就不會有實在的意義。目前,就簡文的釋讀來說,雖然要想做到“泰山不移”般的“字字征實”,還有困難,但文意已大致可通。簡文的這一部分當為周公與一位名叫“易”的人的對話,主要圍繞“賤人”中是否也有賢人,以及應該如何對待這些“賤人中的賢人”展開的。同時,我們綜合諸家所論,認為長臺關(guān)一號墓應為戰(zhàn)國中期前后的墓葬。
　　 關(guān)于竹書的性質(zhì),李學勤先生最初根據(jù)竹書中的一些詞句,斷其為儒家,后又利用中山大學學者所發(fā)現(xiàn)的《太平御覽》中的一段儒墨對

5、話形式的《墨子》佚文,重定信陽竹書屬于墨家,為《墨子》佚篇。楊澤生先生認為,李學勤先生從竹書的“思想內(nèi)容和用詞習慣,,這兩個方面來研究竹書學派性質(zhì)的“方向”是正確的。所以,楊先生的論證也是“從這兩個方面來展開”的。我們通過一一檢視,發(fā)現(xiàn)李、楊二家的研究不僅證據(jù)不足,甚而在論證的邏輯上也不無混亂之處。我們還發(fā)現(xiàn),三說的提出略有不同。李學勤、楊澤生兩位先生對各自的觀點相當自信,語氣也很是肯定;而李零先生則是試探性地在李學勤先生的基礎(chǔ)上提出了

6、另外一種可能性。而通過研究,我們發(fā)現(xiàn)李學勤、楊澤生兩位先生極為肯定的語氣是因為對先秦古書流傳和成書的復雜性估計不足所致。從這個意義上講,李零先生的研究起到了一種查缺補漏的效果。當然,就信陽竹書所反映的多向性而言,諸家的推論皆有其可能性。然而,就學界目前所掌握的資料而論,實不足以蓋棺論定,三說皆有一定的可能性,故《墨子》佚篇說、單篇流行說、儒家說,還是三說并存得好。
　　 通過對信陽竹書的考察,本文也想提供一種對待先秦文獻的思維方

7、式,即在文獻匱乏,典籍無征的先秦歷史和文獻的研究中,如何對待因為材料的限制所帶來的結(jié)論多向性的問題。愚以為,一方面應當在材料允許的情況下,進行更多面向的可能性探求。如果沒有確證,還是以慎言闕疑為好?；蛟S,這看起來沒有定于一尊簡單明了,甚至是增添了某些“混亂”,但作為研究者,這實在是沒有辦法的事情。因為即便某種“傾向”已經(jīng)在那里“歡呼雀躍”,就要脫口而出了,但仍要把住最后的關(guān)口,因為材料在那里擺著。我們所要做的就是從材料出發(fā),盡量地“去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