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媒體直播熱”中把關人角色再思考_第1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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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檔簡介

1、<p>  “自媒體直播熱”中把關人角色再思考</p><p>  摘 要:十幾年前,很多研究認為把關人角色隨著網(wǎng)絡的多元和包容已經(jīng)無形中被淡化。但隨著“自媒體直播熱”的興起,媒介事件層出不窮,有研究者再提把關人角色監(jiān)控。只要網(wǎng)絡中心化、溢散的傳播特征存在,網(wǎng)絡的權威就無法得到保證。為建構社會恒穩(wěn)態(tài),把關人角色應該由國家權力機關、資本與集體道德無意識之上的公眾來共同完成。 </p><

2、;p>  關鍵詞:自媒體;直播;“把關人” </p><p>  中圖分類號:G206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2-8122(2017)02-0022-02 </p><p>  當下,自媒體直播(含網(wǎng)絡、手機)無疑是熱點之一。一方面,涉獵其中的資本和用戶數(shù)量不斷增多。根據(jù)《2016―2020 年中國網(wǎng)絡直播行業(yè)深度調(diào)研及投資前景預測報告》,2015 年,這個市場規(guī)模已達90

3、億元,平臺數(shù)量將近200家,用戶數(shù)量達到近2億。但與此同時,“以實時陪伴、分享互動”為核心出發(fā)點的自媒體直播在媒介營造的社會形象卻越來越接近于挑戰(zhàn)道德底線的無節(jié)制狂歡,比如“直播造娃娃事件”“直播飆車”“直播虐待動物”等。這些負面事件在《北京網(wǎng)絡直播行業(yè)自律公約》后雖然有所收斂,但依舊屢禁不止。自媒體直播作為典型的媒介事件,遵循了其一般性的生成路徑,“21世紀以來,由于網(wǎng)絡和手機的陸續(xù)普及,個人信息的發(fā)布渠道總體趨向多元。大眾傳播開始分

4、層,信息選擇的多元和個人化媒介時代的到來,使得公眾成為意識形態(tài)、資本之外建構信息傳播世界的第三種力量。在這樣的語境中,單一的新聞事實,經(jīng)由多種媒介的共謀及追蹤報道推動,就會造成擁有轟動效應、大量受眾并影響社會建構的媒介事件。[1]”作為一個典型的信息放大和到達渠道,媒介事件既是抽象的又是具體的,既顯現(xiàn)大眾、資本和意識形態(tài)的多元糅合,又反向建構社會。對于自媒體媒</p><p>  一、關于“把關人” </p

5、><p>  “把關人”角色自上而下的定位是來自二戰(zhàn)左近線性傳播渠道控制閥模式的研究。1947年,庫特?列溫(Kurt Lewin)基于“渠道理論”建立了把關的思想,首次把“傳播”與“把關”作為一對術語出現(xiàn)。他認為,在一切信息的采集、制作過程中,傳者都起著把關、過濾的作用,“信息的傳播網(wǎng)絡中布滿了把關人[3]”,而懷特(D.M.White)進行個案研究后發(fā)現(xiàn),“把關”過程中個人的因素(個體的價值判斷)起著主要作用[4

6、]。吉伯(Walter Gieber)則從社會生成和控制的角度,將影響“把關”過程的因素從個人擴大到了組織[5]。尤其是伴隨社會學取代心理學成為傳播學研究的主要理論基礎,“把關人”研究已經(jīng)脫離了初始階段只注重個人因素的狹窄視野,轉(zhuǎn)而將“把關”作為整個社會體制的產(chǎn)物來研究,全面關注“把關”過程中的社會、體制壓力。如同舒梅克(Shoemaker)所提出的,至少可以在5個層次上對“把關”進行研究:個人層面、行業(yè)規(guī)則層面、組織層面、媒介制度層面

7、、社會體制層面[6]?!霸诖蟊妭鞑ミ^程中,層層把關人都是帶著一定的刻板成見和意識觀念來處理消息的。[7]”有學者在研究中發(fā)現(xiàn),若把大眾傳播視為渠道之間的信</p><p>  二、當下挑戰(zhàn)及反思 </p><p>  馬克?波斯特(Mark Poster)將“少數(shù)人說,大多數(shù)人聽”的媒介呈現(xiàn)時代稱為第一媒介時代,而“所有人說,所有人聽”的時代稱為第二媒介時代[8],在第一媒介時代“把關人”

8、由少數(shù)精英把控,由上層意識形態(tài)決定誰聽誰說。作為一個經(jīng)典的社會控制理論,“把關”理論的切入角度受到社會批判學者的警惕和抵制。比如,法蘭克福學派的哈貝馬斯認為“少數(shù)人說、多數(shù)聽”的單向傳輸模式會強化社會控制,阿多諾認為這會削減個體的反應。而到第二媒介時代,大眾主體獲得了解放,但新的問題也產(chǎn)生了。個體普遍擁有話語權后,信息紛至沓來,哪些是冗余信息,哪些是噪聲?哪些有利于系統(tǒng),哪些又是熵?在這樣的媒介語境中,學者們迫不及待的將“意見領袖”抬起

9、,而把“把關人”剔除出渠道研究,認為把關人在網(wǎng)絡去中心化、多元溝通關系中名存實亡[9]。在當下多元的信息獲得渠道中,把關人由上而下的設定還不如“網(wǎng)絡受眾(意見領袖)自己為自己把關”[10]。更有研究者認為,即使是“在同一個新聞單位內(nèi),作為母媒體和網(wǎng)絡版的新、老兩代‘把關人’,他們的選擇標準和尺度并不相同。[11]” </p><p>  “把關人”果真在信道傳輸中讓位于“意見領袖”了嗎?答案是否定的,至少意見領袖

10、無法解釋“直播熱”等媒介事件的生成。從自媒體直播成為媒介事件的整個過程來看,把關人的作用在傳播渠道兩個層次的各個環(huán)節(jié)中凸顯無遺。就媒介事件而言,基礎事件在采集、分解、過濾、重構的過程中,一定會根據(jù)社會情境生成限值內(nèi)的編碼――解碼。這種制約不僅僅表現(xiàn)在信息的增刪、給予上,還表現(xiàn)在發(fā)展方向的制約上。從媒介樣本上看,把關人的作用不僅沒有弱化甚至反而得以加強。在當下,初始信息(一級信源)始于傳統(tǒng)媒體的媒介事件,把關人角色功用自不用說。而在媒介事

11、件頻發(fā)的直播平臺,每個主播所在的房間在初始架構樣態(tài)上是平行的,只有通過上頭條或者通過流量、禮物排行版或者是通過跨直播間的大型喇叭喊話才能吸引受眾,脫穎而出。這和十年前在社區(qū)論壇中斑竹“加精”或者“置頂”的功能效用略有不同。在十年前,版主被賦予了精英把控閥門的角色功能。而到現(xiàn)在,直播狀態(tài)中,觀眾通過禮物和流量轉(zhuǎn)化自己的角色,將自己由“觀者”轉(zhuǎn)變?yōu)椤翱卣摺保嬜约合矚g的議程中心?!鞍殃P者”在這里不僅僅是由上而下,也由下而上。   十年前

12、,即使初始信息始于網(wǎng)絡媒介的,如黃靜事件、陳</p><p><b>  三、再界定 </b></p><p>  控制論學者諾伯特?維納(Norbert Weiner)在系統(tǒng)中建構了因果圓環(huán)的觀念:A 作用于B 而B 又反作用于A;原因作用于結果而結果又作用于原因。研究發(fā)現(xiàn),只有流動通暢才能保持系統(tǒng)的穩(wěn)態(tài),在一個生命有機體中,“內(nèi)環(huán)境穩(wěn)恒態(tài)”是一個建立在許許多多反饋

13、的基礎上的各種調(diào)節(jié)過程的總體[12]。傳播學者梅爾文?德弗勒(M?Defleur)建構了一個指涉信息流動的模型(如圖1所示)。 </p><p>  圖1 德弗勒的控制論模式 </p><p>  德弗勒認為,要想在系統(tǒng)內(nèi)保持信息交流的通暢,信源、信道、信宿很重要。噪聲影響到每個環(huán)節(jié),反饋保證了信道的通暢。德弗勒揭示了信息傳播去中心化的雙向性和循環(huán)性。威爾伯?L?施拉姆(Wilbur Sc

14、hramm)在此基礎之上,更進一步闡釋,認為無論個人還是團體,都可以被視作一個組織的“傳播單位”,每個單位既是傳者又是受者,它們被統(tǒng)稱為釋碼者;其間通過傳送、接受、編碼、譯碼等四種功能勾連為一個系統(tǒng)整體(如圖2所示)。 </p><p>  圖2 施拉姆控制論模式 </p><p>  作為一個系統(tǒng)穩(wěn)態(tài)建構的中間環(huán)節(jié),“把關人”的角色在當下有必要再界定。它不能再被簡單的視作發(fā)射器(編碼者)

15、,而應采用復雜性思維視其為融合接收器(譯碼者)與發(fā)射器(編碼者)的釋碼者。倘若把社會視為擁有自組織性的系統(tǒng),把關人應被界定來保證訊息和信道的循環(huán)暢通,故而,它不能僅僅自下而上也應該自下而上,應是國家權力機關、資本與集體道德無意識之上的公眾共同建構的產(chǎn)物。 </p><p><b>  參考文獻: </b></p><p>  [1] 林隆強.媒介事件與社會進步思考――

16、以21世紀以來的中國媒介事件為例[J].福建論壇,2009(12). </p><p>  [2] 趙夢媛.?W絡直播在我國的傳播現(xiàn)狀及其特征分析[J].西部學刊,2016(8). </p><p>  [3] 張國良.傳播學原理[M].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14. </p><p>  [4] David Manning White. The “Gatekee

17、per”: A Case Study in the Selection of News. in Journalism Quarterly,Vol.27.No.4,F(xiàn)all,1950. </p><p>  [5] Walter Gieber. News Is What Newspapermen Make It. Lewis. A.and White. D.M.(Eds.) (1964). “People, Soc

18、iety and Mass Communication”, the Free Press, P160~172. </p><p>  [6] Pamela J.Shoemaker. “Media Gatekeeping”. “In Integrated Approach to Communication Theory and Research”, Edited by Michael B. Salwen &

19、 Don.W.Stacks, Lawrence Erlbaum Associates, Inc. 1996. P79~91. </p><p>  [7] 陳衛(wèi)星.傳播的觀念[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p><p>  [8] (美)馬克?波斯特著.范靜嘩譯.第二媒介時代[M].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2005. </p><p>  [9] 任湘怡.“

20、極速”時代的媒介文化[J].國際新聞界,2000(2). </p><p>  [10] 許榕生主編.網(wǎng)絡媒體[M].北京:五洲傳播出版社,1999. </p><p>  [11] 燕曉英.Mr.Gate在網(wǎng)絡傳播中的變化[J].中華傳媒學術網(wǎng),2004(2). </p><p>  [12] (法)埃德加?莫蘭.論復雜性思維[J].江南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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