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上冤假錯案是怎樣釀成的

1、<p>　　歷史上冤假錯案是怎樣釀成的</p><p>　　中國歷史上的冤假錯案，大致可以分為三種類型： </p><p>　　第一類屬于政治類型的冤假錯案，如岳飛、于謙、袁崇煥案等。這種冤假錯案中的主人公可謂正道直行，竭忠盡智以事其君，然而，大忠偏偏遇上大奸，被小人讒言所間，信而見疑，忠而被謗，即使功勞蓋世，仍可謂窮矣，以致身首異處，能無冤乎？其實在專制之下，君要臣死，臣不得不

2、死；父要子亡，子不得不亡。所謂間諜通敵、懷有異心、蓄意謀反，不過都是隨手可拈的現(xiàn)成罪名；即使一時無法找到合適的罪名，情急之下，“莫須有”的借口總可以隨時拿來搪塞一用，了無大礙。這一類冤假錯案究其本質(zhì)而言，由于與政治緊密相關(guān)已超越刑事司法實踐的范疇，與正常的法律制度和司法操作無關(guān)，可不在議論之中，權(quán)作忽略。 </p><p>　　第二類屬于因刑訊逼供造成的冤假錯案。在中國歷史上刑訊逼供幾度成為合法的刑事訴訟必經(jīng)程序

3、，據(jù)清末沈家本所著《歷代刑法考》的記載：“拷囚之事始于何時？書傳未詳?！对铝睢纺酥苣┤迳耄芍軙r即有是也。”由此可推測，大概在西周時期便有了刑訊逼供。自周朝以來，盡管歷代刑事訊問中建立起了“先情訊、后刑訊”的制度。據(jù)《周禮·秋官·小司寇》記載，在西周時期便有了審訊“五聽”之規(guī)定：“以五聲聽獄訴，求民情?！毕葧砸岳?，如若不老實交代且有重大作案嫌疑，就將刑訊作為獲取口供的必要手段。由于有了法律的明文規(guī)定，在實際的

4、司法實踐中，刑訊逼供便已是家常便飯了。當然中國古代的刑訊逼供蔚然成風與酷吏政治緊密相連。 </p><p>　　在中國古代，酷吏政治也算是一大中國特色，以至于千古不朽之史家司馬遷在《史記》中專列“酷吏列傳”以作評說，從此之后酷吏就成為中國史家言說歷史時不可或缺的一類特殊人物了。其實，早年的酷吏并非都是兇神惡煞，一般都曾屬于忠于職守，信守法律之輩。然而，隨著歷史的發(fā)展，在中國古代君主專制的條件下和適應(yīng)中央集權(quán)政治的

5、內(nèi)傾式發(fā)展的需要，酷吏政治日益成為古代官場相互傾軋的常態(tài)現(xiàn)象。 </p><p>　　西漢宣帝時，廷尉史路溫舒在其所著的《尚德緩刑書》中歷數(shù)暴秦具有十大弊政，指出正是暴秦時代嚴刑峻法，網(wǎng)密于凝脂，毒甚于秋荼，酷刑惡法施之于海內(nèi)，是以赭衣塞途，冤獄滿地，天下潰叛，由此揭示了暴秦滅亡的必然性。然而，漢承秦制仍任用酷吏，司法黑暗依然故我仍是。所以，路溫舒痛心疾首地指出，凡為治獄之吏猶如身懷利器，必生殺心，是故必然“上下

6、相驅(qū)，以刻為明”，“敗法亂正，離親塞道”。本來嘛，“夫獄者，天下之大命也，死者不可復(fù)生，絕者不可復(fù)屬”，所以治獄尤當慎重。然而專制社會必以威嚴治國，高壓服人，讓整個社會時時處于一種恐懼之中，方能鎮(zhèn)住各路人馬和平頭百姓。由此，路溫舒一語道破了當時治獄黑暗的真諦：“深者獲公名，平者多后患”。這就是說，判案嚴厲的都能獲得公道的名聲，判案公平的反而后來多有禍患?！肮手为z之吏皆欲人死，非憎人也，自安之道在人之死”，專制社會的恐怖之狀不言而喻，令人

7、不寒而栗。路溫舒除了對獄政黑暗、用刑酷烈的現(xiàn)象進行痛斥外，還對造成冤獄的原因——刑訊逼供——表示深惡痛絕，并進行了深入的剖析揭示。路溫舒認為刑訊迫使罪犯編造假供，給獄吏枉法定罪大開了方便之門。正所謂“夫人情安則樂生，痛則思死。棰楚</p><p>　　唐朝武周時期的周興、來俊臣、索元禮之輩任意出入人罪，大興冤獄。武則天篡唐建周后為了鞏固其奪來的李唐江山，不惜放手任用酷吏，酷吏政治和特務(wù)手段由此應(yīng)運而生以致興隆。例

8、如，酷吏來俊臣，不僅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通過“請君入甕”刑訊“同伙”周興，還專門撰寫了空前絕后的《羅織經(jīng)》。此書不僅是一本“刑訊經(jīng)”、“整人經(jīng)”，還是一本徹徹底底的“害人經(jīng)”，其中所描繪的“鳳凰曬翅”、“玉女登梯”、“仙人獻果”、“突地吼”、“死豬愁”等刑訊逼供手法，絕對是匯集了人類到彼時為止的所有一切邪惡和殘忍。來俊臣在審訊前一般先請囚犯們“參觀”各種刑具，許多囚犯看后無不兩腿發(fā)抖，冷汗直冒，精神崩潰。于是，酷刑之下，不患無供，自

9、認其罪，可見，刑訊逼供的苦楚，完全造就了“暴力恐怖”在無辜者心中的恐懼并已植入其心底。正是刑訊逼供使得一段青史不知平添了多少冤魂，無論是正史還是野史都已無法一一列舉冤者姓名，由此卻道盡了中國古代司法領(lǐng)域的極其險惡。 </p><p>　　第三類屬于因法官剛愎自用、胡亂判決而造成的冤假錯案。由于中國古代未能建立起公正合理的訴訟機制，糾問式的法官獨斷案件的制度設(shè)計少了一個糾錯機制。于是，為官者雖無私心作祟，但由于自信

10、高人一等斷案如神，于是剛愎自用也會冤案叢生。像明朝永樂年間蘇州的熊友蘭與蘇戌娟一案中，無錫縣屠戶尤葫蘆遭人殺害，縣令過于執(zhí)錯，斷尤葫蘆養(yǎng)女蘇戌娟與途中相識客商熊友蘭通奸害命，殺父盜財，判定二人死刑。幸遇被百姓稱為“愛民如子、包公在世”的蘇州知府況鐘，明察秋毫，為民請命，不辭勞苦，明察暗訪，使真兇婁阿鼠最終落入法網(wǎng)，昭雪冤案。蒲松齡在《聊齋》記敘的清朝東昌的鄂秋隼、宿介與胭脂案，恰似熊友蘭與蘇戌娟案，其中冤屈又勝過該案。胭脂父親被殺，縣官

11、疑是書生鄂秋隼所為，動用重刑屈打其成招，遂被問成死罪。后這一公案經(jīng)濟南府復(fù)審，太守吳南岱年輕有為，一見鄂秋隼心存疑惑，料不像個殺人兇犯。通過私訪，獲知浪蕩子宿介覬覦胭脂美貌，曾逾墻侵入胭脂閨房欲強行不軌，隨對宿介動刑，宿介熬不住刑，只得招供殺人。錄下口供，鐵案如山，無人不贊吳太守精明能干，宿介只等秋后伸頸待斬。然學使施愚山接過該案，硬是從蛛絲馬跡中發(fā)現(xiàn)破綻，查獲了真兇毛大。當然，</p><p>　　如果說，在人

12、類的早期由于相對的歷史限定和落后觀念的影響下，不能建立起溫和的刑法觀念和嚴防冤假錯案的底線還有某些合理的時空因果關(guān)系的話，以至于在當時的條件下即使不能予以道義上的寬容但也只能通過理性的批判作歷史的了結(jié)。然而，人類文明發(fā)展到今天，我們雖然已經(jīng)告別了宗法專制制度，告別了蠻荒時代，但我們的時代依然無法徹底告別冤假錯案的時常發(fā)生，對此我們是否也應(yīng)當進行反思與自省，我們的血脈中是否仍然傳承著祖先留下的揮之不去的“寧可判錯，斷不能放錯”的錯誤司法觀

13、念。 </p><p>　　意大利歷史學家克羅齊講過：“一切歷史都是當代史。”其實評價中國的刑事司法實踐，冤假錯案總是一道繞不過去的坎，歷史上是如此，現(xiàn)實中也是如此。每一起冤假錯案背后總有一個刑訊逼供的場景，總像陰云一樣籠罩在中國刑事司法領(lǐng)域的上空，從而成為中國社會的一個詬病，也讓中國的整個刑事司法領(lǐng)域集體蒙羞。盡管我們已經(jīng)知道，在人類的刑事司法領(lǐng)域，還沒有哪一個國家敢放言可以杜絕冤假錯案的發(fā)生，也沒有哪一個刑事

14、司法制度已經(jīng)完美到可以防止冤假錯案發(fā)生的程度，更沒有哪一個法官敢說他從來就沒犯過任何差錯。 </p><p>　　然而，一旦發(fā)生冤假錯案，不僅損害了國家司法公信力的權(quán)威，更侵害了社會公民的合法權(quán)益。執(zhí)法猶防冤假事，一案成錯幾家哭，甚至冤案后面尸骨枯。刑事司法領(lǐng)域一旦存在不公不正的問題，往往會通過口口相傳或者媒體曝光被放大，從而引起社會對于司法環(huán)境的整體不良觀感。細想之，辦案者跟冤假錯案的當事人也沒有什么個人恩怨，

15、為什么在沒有可靠證據(jù)的情況下，想方設(shè)法通過刑訊逼供也得坐實罪名呢？ </p><p>　　“專為深刻”的入罪思維習慣所然，當然背后可能還隱藏著政績、治績的追求。由此可以看出治獄之吏一旦忘記了惻隱之心，忘記了社會公義，惡法酷吏的思想觀念隨時可能死灰復(fù)燃。 </p><p>　　往事越千年，蕭瑟秋風今又是，換了人間。但是我們也應(yīng)當看到，產(chǎn)生惡法酷吏的歷史土壤和環(huán)境并非可以在一夜之中得以全部消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