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越關系的困境與重構一個方法論的思考

1、<p>　　中越關系的困境與重構：一個方法論的思考</p><p>　　〔摘要〕越南是我國的重要鄰國，兩國關系有深厚的文化歷史淵源和現(xiàn)實發(fā)展需要。兩國關系自1991年正?；詠戆l(fā)展迅速，這得益于兩國領導人將兩國關系不斷提升。至2008年，兩國關系已有“十六字方針”“四好關系”和全面戰(zhàn)略合作伙伴關系為支柱。然而，過去幾年來，兩國關系也出現(xiàn)了下滑和波動。借助建構主義、不對稱理論以及正在形成中的中國學派的國際

2、關系理論，深入分析中越關系的深刻內涵和特征，并在此基礎上，結合時代因素和現(xiàn)代科技，構建符合時代發(fā)展要求的新型中越關系，是值得中越兩國學者共同研究的一個重大課題。 </p><p>　　〔關鍵詞〕中越關系；全面戰(zhàn)略合作伙伴關系；建構主義；中國學派 </p><p>　　〔中圖分類號〕D822〔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2095-8048-（2015）01-0029-06 </p>

3、<p><b>　　一、問題的提出 </b></p><p>　　中國和越南自1991年關系正常化以來，到2006年的十五年間，兩國關系快速發(fā)展。其間，1999年兩國領導人提出了指導新世紀兩國關系的“十六字方針”，即“長期穩(wěn)定、面向未來、睦鄰友好、全面合作”，這標志著兩黨兩國關系進入了新的發(fā)展階段。2005 年，兩國領導人再次提升兩國關系，提出永遠做睦鄰友好的好鄰居、相互信賴的

4、好朋友、志同道合的好同志、真誠合作的好伙伴的“四好”精神。2008 年 5 月，胡錦濤總書記與來華訪問的農德孟總書記舉行會談并發(fā)表了《中越聯(lián)合聲明》，雙方一致同意在“十六字方針”和“四好”精神指導下，發(fā)展中越全面戰(zhàn)略合作伙伴關系，始終牢牢把握兩國關系發(fā)展的正確方向，確保兩國關系長期、穩(wěn)定、健康地向前發(fā)展。自此，指導新世紀中越兩國關系友好發(fā)展的三個支柱框架已經(jīng)形成。 新一代中國領導人上任后，致力于進一步提升兩國關系。2013年10月，李克

5、強總理訪問越南，雙方達成了多項合作協(xié)議。2015年11月，習近平總書記訪越，在越南《人民報》發(fā)表題為《攜手開創(chuàng)中越關系的美好明天》的署名文章，在越南國會發(fā)表《共同譜寫中越友好新篇章》的演講，指出，中越兩國擁有廣泛的共同利益，友好合作始終是主流，再</p><p>　　越南歷來把對華關系作為其對外關系的重中之重，而且深刻認識到兩國關系友好才符合其戰(zhàn)略目標，而對于中國來說，越南不但是我國的一個鄰國，而且同為共產(chǎn)黨領導

6、下正在進行社會主義改革的國家，兩國文化相通、命運相關，更為重要的是，作為我國東南通道沿岸的重要國家，越南還是我國睦鄰、安鄰、富鄰的周邊外交戰(zhàn)略和正在積極推進的“一帶一路”外交新布局的重要環(huán)節(jié)。因此，挖掘中越關系出現(xiàn)波動的原因，并找到穩(wěn)定兩國關系的方法與出路，無疑具有迫切的重要現(xiàn)實意義。 </p><p>　　二、已有研究成果的回顧與啟示 </p><p>　　涉及到中越關系的研究文獻，大致

7、可以分為三類： </p><p>　　（一）關于中越關系歷史的研究 </p><p>　　這方面的研究又可分為如下兩類： </p><p>　　第一類，關于中越宗藩關系的研究。戴可來教授認為：宗藩關系為主要內容的“華夷秩序”是中國社會、文化的產(chǎn)物， 是一種不平等的關系，是儒家“君臣父子”、“忠孝節(jié)義”理念在對外關系中的延伸?！?〕陳雙燕在《試論歷史上中越宗藩關系的文

8、化心理基礎》〔2〕一文中論述了中越宗藩關系形成的心理基礎、理論基礎和思想基礎：歷史上的中越宗藩關系是產(chǎn)生于東亞儒家文化圈的特殊的國家之間的關系，這為中越宗藩關系的形成奠定了心理基礎；儒家文化中的“華夷之辯”及其所體現(xiàn)的文化中心主義，導致了以華夏為世界中心的國際秩序觀的形成，這是中越宗藩關系的理論基礎；而儒家以“和” 為主旨，以“王道”治天下的價值體系又為中越宗藩關系提供了思想基礎。這些因素的結合，便構成了中越宗藩關系的文化心理基礎。越南

9、學者陳重金〔3〕、明崢〔4〕和越南社會科學委員會〔5〕編著的越南歷史書中，存在對中越宗藩關系不同的看法。這些研究表明，中越兩國一千多年的宗藩關系在人們的觀念中打下了烙印，因此對當前兩國關系依然具有深刻影響。 </p><p>　　第二類，關于現(xiàn)代中越關系的研究。包括兩個方面：一是對胡志明與毛澤東和周恩來等老一輩革命領導人的無產(chǎn)階級革命活動和他們之間的友誼的資料整理和相關研究，闡釋了中越兩國“同志加兄弟”情誼，如黃

10、錚的《胡志明與中國》〔6〕、李家忠的《胡志明傳奇的一生》〔7〕等。二是對上個世紀70年代中期到80年代末兩國關系惡化-戰(zhàn)爭-對峙時期進行研究。主要文獻有沈志華、李丹慧等編著的《中國與印度支那戰(zhàn)爭》〔8〕、沈志華、李丹慧的《中美和解與中國對越外交（1968― 1973）》〔9〕等，這些文獻有助于我們理解社會主義陣營條件下中越兩國之間的關系。 </p><p>　?。ǘυ侥蠈嵭懈镄乱詠碇性疥P系發(fā)展情況進行跟蹤與評

11、析 </p><p>　　國內學者對正?；詠淼闹性疥P系的研究有五部。較早出版的有郭明主編的《中越關系演變四十年》〔10〕、古小松著《越南國情與中越關系》〔11〕、郭明主編的《中越關系新時期》〔12〕介紹了中越關系發(fā)展的主要情況；潘金娥著《越南政治經(jīng)濟與中越關系前沿》〔13〕一書的第三部分概括性地闡述越南外交戰(zhàn)略的演變、中越關系的發(fā)展歷程與現(xiàn)狀以及中越經(jīng)貿關系；文莊編著的《中越關系兩千年》〔14〕一書提供了研究古

12、代和上個世紀70年代之前的中越關系的一些重要史料?？梢?，系統(tǒng)研究越南外交和中越關系、尤其是近年來的中越關系的專著較為稀少。2006年以來，中越兩國關系已經(jīng)發(fā)生了變化，但我國學者們對此的研究成果卻很少見到，這一方面是由于涉及中越關系的圖書和文章往往被當成敏感話題而難以公開出版，另一方面也是由于大家對引起兩國關系波動的原因認識還不足。 </p><p>　　從越南方面來看，研究中越經(jīng)貿關系對越南經(jīng)濟產(chǎn)生的影響較多，并

13、且多數(shù)觀點對兩國關系的評價轉向消極。越南學者阮懷秋在《大國陰影：對越中關系對認識》一文中概述了越南學者們對中越關系的看法認為：“表面上對中國的認知不再承受帝國入侵的陰影，代之而起的，卻是某種大國的影子”；“大國不重視自己，而且?guī)碡撁嬗绊?，感覺中國在壓制越南”；“越南學者對中國的認識可以說正處于疑惑不解的狀態(tài)之下”?！?5〕該文實際上反映了越南學者和民眾對中越關系的心態(tài)。過去幾年，越南社會科學院專門針對未來10年中國崛起將會對越南產(chǎn)生的

14、影響出版了系列成果，如阮廷廉所著《面對中國崛起的越中關系》，對未來十年中國崛起將對中越關系產(chǎn)生的影響進行了分析?！?6〕此外還有其他學者的《中國經(jīng)濟的崛起及其對越南的影響》〔17〕、《崛起過程中的中國政治及對越南的影響》〔18〕、《崛起過程中的中國外交及其對越南的影響》〔19〕、《中國軍事的崛起及其對越南的影響》〔20〕等，這些課題成果集中反映了近年來越南學者的對中越關系的研究水平。而越南前駐華外交官劉文利所著《越南外交50年（1945

15、-1995）》〔21〕對中越關系正?；谋尘昂瓦^程進行了詳細</p><p>　　美國學者布蘭德利?沃馬克在《非對稱性與中國的朝貢體系》一文中分析了1407-1427年明朝對越南戰(zhàn)爭失敗而后重新恢復朝貢關系的原因，認為是“帶有順從性的自治是雙方都能接受的”，此后兩國關系在這種均衡狀態(tài)下維持了400多年。文章的結論是，曾經(jīng)的中華帝國在處理與其小的鄰國之間的關系中獲得的經(jīng)驗教訓，遠比戰(zhàn)國時的合縱連橫或冷戰(zhàn)時的兩極格局

16、更適用于中國當前的局勢 ?！?2〕該文對我們構建新時期的中越關系有很強的啟示。劉思思在《身份認知與不對稱沖突》一文中，對沃馬克的不對稱理論做了進一步分析，提出不對稱是國際關系的新常態(tài)，而身份認知是影響行為體爆發(fā)沖突的關鍵因素；行為體對身份的認知發(fā)生錯誤（包括自我優(yōu)越、刻板印象、愿望思維三種特征）將導致雙方陷入不必要的沖突困境之中，例如上個世紀70年代末的中越邊境沖突 ?！?3〕 </p><p>　　近年來，建構

17、主義在國際關系研究中受到越來越廣泛的重視。建構主義國際關系理論興起于1980 年代。它不是單純的政治學理論，而是同時吸收了許多學科的營養(yǎng)。建構主義有三個核心命題：其一，國際體系的結構包括物質結構和社會結構。物質結構是行為體的實力分配及其相對位置；社會結構則是指行為體占支配地位的信仰、規(guī)范、觀念和知識等文化因素。國際體系的物質結構只有在觀念結構的框架內才能具有意義。其二，認同是利益的基礎，認同構成利益和行為。決定和改變國家行為、國家認同和

18、國家利益的不是體系的物質結構，而是在國際政治互動中不斷產(chǎn)生的社會結構。其三，國際政治行為體和結構之間存在著互為構成關系。社會結構不僅確定單個行為體的含義及認同，而且確定這些單個行為體所從事的經(jīng)濟、政治及文化活動的模式。〔24〕 建構主義代表人物溫特認為：觀念主導國際行為體的表現(xiàn)。溫特的建構主義有兩條基本原則：第一，人類關系的結構主要是由共有觀念而不是由物質力量決定；第二，有目的的行為體身份和利益是由這些共有觀念建構而成的，而不是天然固有

19、的。〔25〕 權力和利益是國際生活中的重要因素，但是權力和利益之所以起作用是因為在文化環(huán)境中建構起來的觀念使</p><p>　　建構主義理論強調觀念的分配，認為國家之間的合作基礎是文化，國家利益是建構而成的而非天生的；建構主義堅持從整體主義上協(xié)調不同行為體之間的利益沖突和矛盾，并進行化解。因此，建構主義理論對于具有共同文化基礎的中越關系的構建具有很強的指導意義，而通過身份認同來軟化兩國之間的利益沖突的觀點，則對

20、化解兩國利益沖突，例如南海沖突，具有很強的現(xiàn)實指導意義。 </p><p>　　與建構主義相關，正在探索過程中的中國學派的國際關系理論也提供了一個新的視角。外交學院秦亞青教授提出的“國際政治的關系理論”，認為儒家治理觀的一個核心內容是理順關系――管理關系網(wǎng)絡并使之通暢運行?！?6〕 秦亞青提出：“關系”是儒家文化體和實踐體的產(chǎn)物，是在長期歷史實踐中積淀下來的文化要素和背景知識。我們將其提煉出來，稱之為“關系性”。

21、關系性意味著任何社會人做出決定和采取行動的基本依據(jù)是關系，是依其此時此地所處的關系網(wǎng)絡中的位置以及這一位置與關系網(wǎng)絡中其他行為體的相對關系來判斷情勢和進行決策的。秦亞青教授提出：“關系性”是中華文化的重要概念，可以作為一種新的國際關系理論硬核中的形而上要素?！?7〕秦亞青的觀點得益于建構主義與中國傳統(tǒng)智慧和文化。他沒有忽視現(xiàn)有的國際關系理論，而是將其與中國的規(guī)范和實踐相聯(lián)系，提出了一種普遍適用的觀念。不難看出，秦亞青為代表的中國學派的國

22、際關系理論的視角和思路，對于同屬東方儒家文化圈的中越關系的解釋和構建，具有非常強的現(xiàn)實針對性。 </p><p>　　從上述關于中越關系歷史模式的追索、現(xiàn)實變化的特征、國際關系理論視角的分析和構建等各種研究成果中，筆者得到一個啟示：我們是否可借助國際關系理論的建構主義、不對稱理論和中國學派的理論觀點，通過挖掘中越兩國關系歷史、文化和社會心理等方面的深層內涵，揭示兩國關系存在的現(xiàn)實問題的原因，并結合實踐中的具體問題

23、進行分析，以期通過構建兩國文化、心理和社會認同，重新構建具有文化內涵的新型中越關系，徹底厘清兩國關系中糾纏不清的問題，推動中越關系長期平穩(wěn)良好發(fā)展？ </p><p>　　三、構建中越關系的新思路 </p><p><b>　　（一）基本思路 </b></p><p>　　在兩千多年的交往中，中越兩國的身份發(fā)生了四次變化：朝貢體制下的宗藩關系、

24、越南爭取獨立斗爭時期至上個世紀70年代中期兩國間“同志加兄弟”的關系、上個世紀70年代中后期至80年代末的敵對關系、1991年兩國關系正?；詠淼囊话忝褡鍑议g關系等。其中，朝貢體制下的宗藩關系是一種等級關系，因而是不平等關系，但卻是相對穩(wěn)定的一種模式；“同志加兄弟”的關系是由于面對共同的敵人和外來侵略而結成的一種特殊關系，盡管親密，卻也正是由于這種“親密無間”而導致很多難以說清楚的家庭式的糾葛；兩國關系正?；詠淼年P系則是國際關系規(guī)則

25、支配下的一般國家間關系，由于時間不長因此可以認為是處于相互磨合期，其間也難免出現(xiàn)一些波動。 </p><p>　　2007年以來中越關系出現(xiàn)的波動，可以說是在新的國內國際形勢下出現(xiàn)的。從當前來看，中越兩國國家身份地位都已經(jīng)發(fā)生了變化。因而對兩國關系需要重新調整和定位，但兩國卻未能及時調整兩國關系框架，因而出現(xiàn)了新的不平衡。當這種失衡積累到了一定程度，在外部因素和突發(fā)事件的誘導下，尤其是領土主權爭議這一容易激發(fā)民族

26、情緒的問題出現(xiàn)時，便激發(fā)了嚴重沖突。 </p><p>　　建構主義強調從社會心理的“身份認同”上認識和解決問題，因此借助這一理論框架來解釋和建構中越關系，無疑將是對癥下藥，有利于化解兩國之間的信任缺乏問題，重新構建新時期條件下順利發(fā)展的兩國關系框架。 　　（二）核心觀點 </p><p>　　在越南堅持共產(chǎn)黨的領導走社會主義道路的前提下，越南外交路線將“萬變不離其宗”，即堅持以馬列主義

27、和胡志明思想為指導思想，而胡志明早已把中越兩國關系定位為“同志加兄弟”。因此，從越方來說，“同志加兄弟”是胡志明定位的中越關系的堅固傳統(tǒng)，也是一條現(xiàn)有制度下不可突破的紅線。因此，在構建新型的中越關系時，應結合時代因素，繼續(xù)在充實“同志”和“兄弟”的內涵方面做文章。與此同時，中越兩國新型的關系應具有傳統(tǒng)特色和時代特征，具有兩國間的特殊性和一般國家關系的普遍性。簡而言之，就是要把“政治理想、傳統(tǒng)友誼、現(xiàn)實利益”等因素綜合考慮在內，以“團結（

28、基于社會主義制度）+共識（基于儒家文化的傳統(tǒng)或宗藩關系中的積極因素）+合作共贏（基于現(xiàn)代國際關系準則）”為主要內涵，輔助以網(wǎng)絡時代的科技手段，綜合考慮全球化時代的國際格局新變化等因素，進行綜合創(chuàng)新，構建新時期的新型中越關系。 </p><p><b>　?。ㄈ┭芯糠椒?</b></p><p>　　構建新型的中越關系，首先要從歷史和現(xiàn)實對中越關系進行全面考察，總結兩

29、國關系的歷史淵源、主要特征、經(jīng)驗教訓；其次要綜合借助建構主義國際關系理論、國際關系的不對稱理論以及中國學派的國際關系理論，挖掘古代朝貢體現(xiàn)中的有利因素，對中越關系進行深入分析，從而構建出符合時代特征的新型中越關系框架。 </p><p>　　具體來說，首先是組建包括中越兩國研究知名學者研究團隊，課題成員應該具備歷史研究、國際關系研究、黨政研究與新聞媒體觀察的知識和學術背景。其次，采取文獻分析與田野調查、問卷訪談相

30、結合，研究成果有充分的文件、歷史資料、統(tǒng)計數(shù)據(jù)和訪談資料等一手資料作為支撐；力求把握中越關系中的實際想法、說法和做法，力求研究成果更具有全面性和客觀性，并且中越雙方都能接受，之后上升為官方意志。最終目的是從根本上解決兩國關系存在的問題，推動兩國關系長久平穩(wěn)良好發(fā)展。 </p><p><b>　　〔參考文獻〕 </b></p><p>　　〔1〕戴可來.略論古代中國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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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M〕.世界知識出版社，2008. </p><p>　　〔12〕郭明.中越關系新時期〔M〕.時事出版社，2007. </p><p>　　〔13〕潘金娥.越南政治經(jīng)濟與中越關系前沿〔M〕.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1. </p><p>　　〔14〕文莊.中越關系兩千年〔M〕.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3. </p><p>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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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過程中的中國政治及對越南的影響〔M〕.越南百科辭典出版社，2013. </p><p>　　〔19〕【越】黎文美.崛起過程中的中國外交及其對越南的影響〔M〕.越南百科辭典出版社，2013. </p><p>　　〔20〕【越】杜明高.中國軍事的崛起及其對越南的影響〔M〕.越南百科辭典出版社，2013. </p><p>　　〔21〕【越】劉文利.越南外交50年（19

37、45-1995）》〔M〕.人民公安出版社，1998. </p><p>　　〔22〕〔美〕Brantly Womack，“China and Vietna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6. </p><p>　　〔23〕劉思思.身份認知與不對稱沖突〔J〕.世界經(jīng)濟與政治，2011，（2）. </p><p>

38、;　　〔24〕梁媚.淺析建構主義國際關系理論〔J〕.創(chuàng)新，2010，（3）. </p><p>　　〔25〕【美】亞歷山大?溫特.國際政治的社會理論〔M〕.秦亞青譯，上海世紀出版集團，2008. </p><p>　　〔26〕〔27〕秦亞青.國際政治的關系理論〔J〕.世界經(jīng)濟與政治，2015，（2）. </p><p>　　【責任編輯：劉彥武】</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