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慶樞-克服“自明”促進交流加深理解

1、克服克服“自明自明”，促進交流，加深理解，促進交流，加深理解——以日本近現(xiàn)代文學研究為中心孟慶樞當今時代是多元的時代。在全球化、地域化語境下加強各國人民間的文化、文學交流，是達到互相加深理解的重要一環(huán)。在這之中，中日之間的文化、文學交流又占有非常重要與獨特的地位。中日兩國具有兩千多年的文化交流的歷史，淵源之深，時間之長，范圍之廣，在世界歷史上亦屬罕見。當今中日兩國在世界舞臺上都發(fā)揮著重要作用，中日關系的走向不僅關系兩國，而且對亞洲及世界

2、格局亦有著重要影響。構(gòu)建和諧世界中，中日關系具有舉足輕重的地位。這是具有重要現(xiàn)實意義的課題。更好地促進中日文化、文學交流，我們有必要總結(jié)在這一領域的經(jīng)驗、教訓?？偨Y(jié)本身即是自我超越。毋庸諱言，雖然在這一領域成績斐然，但是，所存在的一些亟待解決的問題仍然不少，特別是一些“自明”的東西束縛著我們的手腳，我們應該走出一些誤區(qū)，以更積極的態(tài)度加強這一工作，以中日兩國人民之間的理解作出應有的努力。一、在世界文化背景下全面了解一些重要國家的文化、文

3、學，通過該國文學發(fā)展全貌探討一些重要理論問題是非常必要的，這對于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文化是當務之急。以日本為參照系具有獨特價值，對這一點的認識應該加強。日本作為地處東亞的一個重要國家，是漢文字圈國度之一。在古代深受中國文化的浸潤，近代以來又始終處于和西方文化交流、碰撞的漩渦（但在深層次上仍與中國文化有割不斷的關系），為此在日本發(fā)生的東西文化交融中的經(jīng)驗、教訓足資借鑒。在過去的許多研究著述中關注、記述了近代中國借助日本這個“窗口”、“

4、橋”而了解西方和借鑒西方的作用，這是確實的，也有必要。但是，如果將日本文化的作用止于此，則是片面的。其實，在近代史上，日本了解西方有相當大部分是來自于中國，當時中國譯介西方的一些著作倒是早于從日本傳入中國的譯著。費正清先生在《劍橋中國晚清史》中指出：“從中國傳來的危機新聞以及在中國的直接觀察和經(jīng)歷都是重要的。日本人對西方的感受本身又引起他們與中國人的競爭意識。從西方著作的中譯本中得到的教益雖然是重要的，但不是主要的?！盵2]同理，我們應

5、該不僅重視從日本轉(zhuǎn)手得到些文章和調(diào)查說明了這一點。從邏輯上講這種變化是正常的，因為它是事實的反映。[3]謝曼諾夫，《19世紀末和20世紀初中國對于日本文學作品的譯介》，莫斯科蘇聯(lián)科學出版社，1962年，第166頁。但是，作為從事這一專業(yè)的研究者來說不能不注意到更深層次的問題，即對一些根本問題不論何時應有一個全面的總體的認識，使之不失偏頗，防止一種傾向掩蓋另一種傾向就尤顯必要。單從文學、文化研究來說，有的學者從日本某位學者的著述中講日本文

6、學有“脫政治性”的特點，忽視所論述的語境和整個日本文學歷史就匆忙認同。殊不知，任何國家的文學根本不可能與政治無涉，且不說日本明治維新時代的政治小說，幾近政治的傳聲筒，稍后的夏目漱石、森鷗外、芥川龍之介，這些文壇巨子，他們的成就恰恰在于與時代氣息相通。至于20世紀20年代出現(xiàn)的無產(chǎn)階級文學不是曾給我國無產(chǎn)階級文學以相當?shù)挠绊憜幔繌牧硪环矫鎭碚f，在那場法西斯戰(zhàn)爭中出現(xiàn)的為軍國主義張目的“筆部隊”的“侵華文學”非但與“脫政治性”掛不上鉤，恐怕

7、在世界文學史上其政治色彩之強烈也是少見的。然而，對于這一點卻長期存在盲點，相當長時間除少數(shù)專業(yè)人員，很少有人了解這一實際。似乎成了一個“遺忘的角落”。值得充分肯定的是，一位研究者從1997年起陸續(xù)發(fā)表了以《日本的侵華文學與中國的抗日文學》為開端的一系列論文，經(jīng)過幾年艱辛的努力，終于完成了《“筆部隊”和侵華戰(zhàn)爭——對日本侵華文學的研究與批判》。著者王向遠教授不僅僅填補了日本文學研究中這塊不應忘卻的“空白”，而且體現(xiàn)出了中國學者應有的社會責

8、任感。當然，所謂“筆部隊”中的作家情況各異，既有象火野葦平那樣的法西斯文人，有佐藤春夫曾被郁達夫斥為“卻真的連中國的娼妓還不如！”和被林林斥為日本軍國主義的一只“小瘋狗”的林房雄等作家，他們絕大多數(shù)是被戰(zhàn)爭裹挾進去的。我們今天談論這一話題只是強調(diào)“以史為鑒”的必要性，而并非要把一些作家重新釘在歷史的恥辱柱上。中國人民是能夠區(qū)分軍國主義分子和一般民眾的，會根據(jù)具體情況具體對待。但是，作為日本文學研究者如果把它從文學地圖上一筆抹去，給一般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