且看消閑客,唱述市井新——《紅雜志》新論.pdf

1、《紅雜志》作為1920年代“市民化刊物”的代表之一。在面臨著來自“新文學”的擠壓以及相似市民文學刊物競爭的多重壓力下，卻能紅極一時，鼎盛時期創(chuàng)造5萬多冊銷量的奇跡，足以引起學術界重視。而一直以來對其專門性的研究少之又少，這種研究態(tài)勢與其在文學史上的地位嚴重不符，對《紅雜志》的深層挖掘，有待繼續(xù)。
　　論文試圖將《紅雜志》置于1920年代上海整個大的文化語境中，探討《紅雜志》中那些被學術界忽略的市民化、風俗化“言說”以及獨特的文人氣

2、質，并且在對比研究中管窺《紅雜志》及其同人在相關層面上的“言說”與同時期新文學家們的文學活動之間是否存在一種內在聯系，從而呈現《紅雜志》“原生態(tài)”的歷史面貌與獨特的文學價值。
　　本論文分三章進行論述：
　　第一章：小調合為時而唱。作為一份市民化的雜志，《紅雜志》中處處充滿著通俗的氣息，而其中數量駁雜，并且作為市井街頭文學代表之一的時調更是不容忽視。本章彌補了《紅雜志》研究的空白點，從時調這種區(qū)別于小說的文學形式方面，對《紅

3、雜志》的獨特存在意義進行探究。第一節(jié)主要對《紅雜志》中的時調進行整理，并就內容方面分成市井生活類、時政類、社會新聞類、童歌類等六大類內容相互滲透的時調，并舉例分析。第二節(jié)承接第一節(jié)的敘述，對占時調總數一半以上的世井生活類時調從女子自由解放、勸誡世俗等方面舉例分析，從而提出在《紅雜志》眾多文學形式中，為何時調，尤其是市井生活類的時調會出現如此之多？而第三節(jié)通過與同時期以《歌謠》為軸心的新文學家對于時調民歌的整理研究的對比分析中，解答了這一

4、疑問，在體現《紅雜志》的市民化為主的雜志定位以及市井文人的文化選擇的同時，也從中看到同時期的兩派文人在促進時調民歌發(fā)展方面互為補充性質的努力。
　　第二章：小說合為事而做。作為市民休閑雜志的代表，《紅雜志》在憤政治之流弊、疼社會之惡濁、嘆人情之冷暖的同時，也更多地展示著自由、平等在市民生活中的存在狀態(tài)。本章的創(chuàng)新之處在于對《紅雜志》中的小說進行類型化歸類以及在與新文學家具體作品對比分析的過程中，點面結合的道出市井文人小說中的獨特的

5、倫理自由觀。第一節(jié)主要圍繞市民生活中自由與面包的主題，論述市井小說家視金錢為自由之大敵的自由觀，但因此就否定自由本身，卻是市井文人保守性的弊端所在。第二節(jié)主要從“婚戀觀”看自由之路，論述在市井文人“偽自由”的批判故事模式下，他們建構著自己的婚戀標準，是徹底的自由調和論者，在這套標準模式里，作為權威意義而存在的黑暗社會和封建家長必須參與其中，自由必須與權威意見折中，才能獲得所謂“自由”。第三節(jié)，通過與同時期新文學家自由主題的小說作品的細節(jié)

6、對比，反觀兩派文人對筆下女工的兩種自由選擇：一個墮落，一個繼續(xù)掙扎。雖然在思想深度與作品力度方面與新文學作品還存在一定差距，但是《紅雜志》的小說家們對于自由平等的探索甚至是控訴，未嘗不是對偏激的新文學家們的一種補課。
　　第三章：執(zhí)筆唱和酒肆中。研究一個歷史時段的文化、文學，歸根結底是為了研究“人”。對于《紅雜志》而言，之所以呈現給讀者如此細碎以及類型化的社會風俗、市井生活的文化姿態(tài)，歸根到底還是這些有著特殊社會文化身份的《紅雜志

7、》同人們的文化選擇。本章的創(chuàng)新點是將文學、文人生活化，通過生活流的文人故事敘述，展示文人們生動活潑的歷史存在。第一節(jié)主要圍繞著《紅雜志》中呈現的市井文人們的交游趣事展開論述，不管是花界游歷的風流余韻，還是文人之間遣詞弄字的戲謔抑或酒肆戲院里的交游無不彰顯著市民化的文人“士”氣。而第二節(jié)是相比較第一節(jié)文人市民化而言的，市井文人并非只知道暢游酒肆的碌碌之輩，他們有明確的市民立場，在城市公共空間建設與市民生活規(guī)范方面抒發(fā)己見，在紙媒商業(yè)與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