仁宣致治下的“臺閣”標本——對楊士奇詩歌的解讀.pdf

1、與晚明文學研究學術著作的浩如煙海、研究狀況的深入細致相比，明初文學的研究一直處在消索落寂的狀態(tài)中。本文試圖在明初最具影響的文學流派——臺閣體中，擇取其中一位鼎立作家楊士奇作為研究對象，重在研讀其詩歌作品。筆者將其詩作放在明初這樣一個較大的社會、政治、文化空間下，以較宏大的視野解讀他的詩作，探索楊士奇詩歌作品與其政治角色之間必然的勾連關系，并深入透視其傳統(tǒng)文人特有的文化心態(tài)，以把握楊士奇詩歌風貌所獨有的藝術特色和內在成因。 本文擬

2、分為四章七小節(jié)來完成這一課題的研究。一·前言——“存在即合理”明初文學濟既是元末文學的延續(xù)，同時又孕育著自我的鮮明特色。明初詩壇五派的并立局面很快被江右詩派一統(tǒng)文壇所取代。江右詩人淳孝仁厚的道德操守、閑適淡雅的藝術風格，極大契合了明初政治思想文化的情勢，有利于新朝政權的鞏固，逐漸成為了明初文壇的主要力量。臺閣詩風的暢行天下正極大體現(xiàn)了臺閣體與江西派的傳承關系和皇朝對于整個文學導向的管理和規(guī)范。作為在明初詩壇有百年之盛的臺閣文學，它的產生

3、、繁榮必有其深刻復雜的內涵和存在的理由。本文擬以臺閣領袖楊士奇的詩作來略窺這一支撐百年文壇文學形態(tài)的價值和意義。 二·“仁宣治致”下的臺閣文學界定文學流派的大致活動時間是深入研究這一文學現(xiàn)象的基礎。臺閣文學是指永樂到弘、正約有一百年以“三楊”為代表的文學樣式，特盛于仁宣兩朝。而仁宣兩朝實乃有明一代最為太平富庶的朝代，這為臺閣頌世之音提供了最堅定的國力基礎；同時仁宗、宣宗崇儒重道、禮遇文臣的措施也極大親密了君臣之間的關系，這是臺閣

4、體產生、繁榮的兩個必要的條件。作為雍熙祥和的盛世，仁宣兩朝在國力、君臣、文風和思想上有著四個極其鮮明的特征——國家富庶、君臣遇合、追慕盛唐、統(tǒng)一思想，它們總括出了這兩朝的時代風尚，展示了臺閣文學滋養(yǎng)成長的大環(huán)境，并為我們解讀楊士奇的詩歌作出了鋪墊。 楊士奇的詩歌按其思想風貌可分為兩大類——頌世清音與閑適詩歌。前者是其詩歌的主旋律，后者是前者的必要合理的補充。兩大類詩歌又因其寫作內容各有偏重而又做分類。頌世清音可分為——頌世詩、公

5、務詩、理政愛民詩和理學詩。它們都真實、具體、樸質地反映出了楊士奇身為國家重臣風雨榮辱的仕宦之路以及他的理想、信念和為之不懈奮斗的艱辛歷程。其中以理政愛民詩最能體現(xiàn)他的美政理想和儒者風范。浮去社會政治、文化的原因，楊士奇的頌世詩歌的形成還有其自身的內在原因。首先是皇朝對他深厚的眷顧，仁宗的得繼大統(tǒng)即是以楊士奇為首的三楊集團用身家性命力爭而來的，加之恩師的關系，這使得楊士奇在仁宣兩朝可謂極盡榮寵，這是其頌世詩歌最堅實的基礎。其次是他于江西詩

6、派的師承親友關系，這奠定了楊士奇淡泊隱忍的行事方式和沖合平淡的詩歌風貌。再次青年時代在儒學重地湖湘間的教授經歷，使他再次洗禮內化了個人的儒學修養(yǎng)。最后是楊士奇?zhèn)€人的詩學主張，宣揚文以載道，重視詩歌的世用性。這些因素共同促成了楊士奇頌世詩歌的風貌特征。 仕途之路的困惑和心酸又成就了他向往天趣之真的閑適詩歌。在這類詩歌中，其中一部分集中體現(xiàn)了楊士奇的慕隱情懷，另一類則暢快抒發(fā)了楊士奇的凡人情結。它們折射了一位在政途疲憊跋涉日益蒼老的

7、老者最細微的情感世界，無名無利也無爭的隱逸生活，抒發(fā)著平凡人的真實情感。楊士奇的閑適詩歌，一方面是他長年官場周轉的疲乏。伴君如伴虎，同僚間因各中利益的傾軋，處高位彌久而更為心力交瘁，從而產生了歸隱林下、田園村野之想。另一方面也源于楊士奇童年鄉(xiāng)村生活的美好回憶。 三、楊士奇詩歌的藝術特色對于楊士奇的詩歌特色多斷以雍容典雅、沖淡平和之語，本文試圖從更為細致的角度來評價楊士奇的詩歌特色。楊士奇的詩歌首先重在一種平和，激昂放曠之音鮮有，

8、而同樣的平和在楊士奇兩大類詩歌中卻形成了不同的詩歌風格，頌世清音淡而厚的雍容典雅，隱逸詩歌淡而靜的閑適平和。其次是楊士奇詩歌中白描手法的大量使用和情景交融的巧妙搭配，使其詩歌達到了清新悠遠、寓情于景的藝術境界。促成這種藝術風貌的成因，主要源于楊士奇對于“窮則獨善其身，達清音淡而厚的雍容典雅，隱逸詩歌淡而靜的閑適平和。其次是楊士奇詩歌中白描手法的大量使用和情景交融的巧妙搭配，使其詩歌達到了清新悠遠、寓情于景的藝術境界。促成這種藝術風貌的成

9、因，主要源于楊士奇對于“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濟天下”儒家人生模式的強烈認同，而儒學的中庸思想也是促成他平和詩風的一個重要原因。 四·結語——頌世詩歌的“坐標”意義楊士奇的臺閣詩歌真實地體現(xiàn)了他政治生命的方方面面，“潤色鴻業(yè)，黼黻至治”式的頌世文體具有著合目的性和合規(guī)律性，對于王朝的弊端也給予了及時的糾正，展現(xiàn)了一個盛世繁華的致治之朝。同時由于楊士奇生活面的狹窄，大大局限了他的創(chuàng)作的深厚積養(yǎng)，使得他的詩歌陷入了單一平乏的境地中，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