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苦難的中國提供書本而非子彈

1、<p>　　為苦難的中國提供書本而非子彈</p><p>　　隨著《王云五全集》簡體版2013年在大陸出版，王云五這位商務印書館前總經(jīng)理再次引發(fā)業(yè)界關注。作為一位像富蘭克林、綏青一樣自學成才的文化大家，王云五向來被視為與張元濟比肩的出版人，其奮斗的一生，如同一出勵志長劇，在近代中國出版史上流下濃墨重彩的一筆，影響至今。時下，新聞出版領域的變革推陳出新，重溫王云五的出版經(jīng)驗以及商務印書館的發(fā)展歷程，或許有

2、助于以史為鑒，老樹開新花。 </p><p>　　北京大學與商務印書館向來被視為中國近代文化史上的“雙子星座”。1921年7月16日，北大教授、時年30歲的胡適只身來到了上海。此次南下，胡適主要應商務印書館負責人張元濟、編譯所所長高夢旦邀請，為是否出任商務印書館編譯所所長一職作先行考察。彼時的胡適，因與陳獨秀等倡導新文化運動，意氣風發(fā)，聲名遠播。為了勸說胡適南下，年逾五旬的高夢旦動之以情、曉之以理：“北京大學固然

3、重要，我們總希望你不會看不起商務印書館的事業(yè)，我們的意思是十分誠懇的……我們那邊缺乏一個眼睛，我們盼望你來做我們的眼睛”。 </p><p>　　在上海停留一個多月后，胡適終究不忍放棄學術(shù)研究而重回北大，但他給商務印書館推薦了自己的老師王云五。在記于當年7月23日的日記中，胡適寫道：他（王云五）是一個完全自修成功的人才，讀書最多，最博。家中藏西文書一萬二千本，中文書也不少……此人的學問道德在今日可謂無雙之選。他今

4、年只三十四歲，每日必要讀一百頁的外國書。相對于胡適的口碑和影響而言，彼時的王云五顯得有些名不見經(jīng)傳。張元濟、高夢旦向來留心各界人才，最初得到胡適推薦人選的消息時，也“大詫異”，不知王云五為何方神圣。但經(jīng)過了解和接觸，求賢若渴的商務印書館最終接受了胡適的舉薦。 </p><p>　　三年通讀《大英百科全書》 </p><p>　　打鐵還需自身硬。王云五得以入圍商務印書館編譯所所長候選人，既需

5、機緣巧合，更多靠的是他豐富的學識和閱歷。 </p><p>　　1888年7月9日，王云五生于上海租界，祖籍廣東香山（中山），家世務農(nóng)。其父后因經(jīng)商遷居上海。在王云五的名片上，“學歷”一欄只印有“識字”兩字，以示其文化程度。這既是他未曾受過系統(tǒng)學校教育的真實寫照，更是民國文化人謙遜、幽默與自信的坦然作風。 </p><p>　　王云五早年隨大哥讀《三字經(jīng)》《千字文》，后習《孟子》等經(jīng)典。有

6、一次，當大哥講到“君之視臣如土芥，則臣視君如寇仇”這段話時，王云五有感而發(fā)：“西太后把臣民當作土芥，臣民為什么不把她視同寇仇？陸表兄的舉動只是要殺人民的寇仇，怎算得是造反呢？”原來，他的表哥陸?zhàn)〇|追隨孫中山鬧革命，后在廣州被捕并于1895年遭清朝廷殺害，年僅27歲。孫中山稱贊陸?zhàn)〇|是“中國有史以來，為共和革命而犧牲第一人”。大哥驚訝于王云五的理解能力，同時告訴家人：“弟弟讀書不差，只是要防他長大后走錯路”。 </p>&l

7、t;p>　　后來，王云五入私塾，十來歲即半工半讀，一邊在一家五金店當學徒，一邊入夜校和教會學校主修英語。在上海同文館，王云五既當學生，同時被選為助教，輔導低年級同學課程。如此一來，他不但不用繳學費，每月還可以領二十四元津貼，沒有了生活壓力。更主要的是，同文館由英國老教師布茂林開設，他擁有數(shù)以千計的英文名著藏書。王云五時常在其書室如饑似渴、閃電式閱讀那些不便借回家的圖書，養(yǎng)成了快速閱讀的習慣。對于外借之書，他又夜以繼日，一睹為快。因

8、很多書是在床上看的，王云五此后上床不讀書便不能入睡。其廣泛涉獵的圖書，包括達爾文的《物種起源》、亞當·斯密的《國富論》、盧梭的《社會契約論》等，多為西方經(jīng)典。 </p><p>　　與此同時，王云五采取分期付款方式，購買了一套《大英百科全書》（第10版，35卷），每日翻讀二三小時，用三年的時間通讀了一遍。比爾·蓋茨、錢鐘書等人年輕時都曾研讀過《大英百科全書》，自感受益匪淺。此外，王云五把家中所

9、藏的《二十四史》閱覽了一遍。他還通過函授的方式，選修了萬國函授學校的土木工程全科。通過這些自修為主的求學，王云五具備了較扎實的中英文功底和良好的知識結(jié)構(gòu)，這為他日后涉足編輯出版業(yè)務，打下了堅實的基礎。如在同文館擔任助教期間，他已為上?！赌戏饺請蟆贩g了法國文豪雨果的作品《可憐的人》（節(jié)譯本），并分期發(fā)表。此后幾年，王云五一直為報社翻譯世界逸聞趣事或撰寫社論，筆名多為“出岫”或“岫廬”。 </p><p>　　公民

10、書局自由撰稿人 </p><p>　　同文館后，18歲的王云五在教學方面已小有名氣，他隨后跳槽中國公學教授英文。同事中，包括宋慶齡、宋美齡姐妹的父親宋耀如。宋耀如主教文學，王云五負責文法和修辭學。他們的學生有日后知名的胡適、朱經(jīng)農(nóng)等人。胡適曾在《四十自述》一書中回憶：在中國公學兩年受姚康侯和王云五兩先生的影響很大，他們都注重文法上的分析。后來，胡適為了報考清華官費留美，王云五還特意給他補習了三個月的代數(shù)和解析幾何

11、。 </p><p>　　豐富的從政經(jīng)歷，拓展了王云五的視野。他應“老鄉(xiāng)”孫中山邀請，一度擔任其秘書，負責安排接待事務。后因關于教育改革的建議，王云五受蔡元培賞識，并應邀出任民國政府教育部教育司科長，與普通司科長許壽裳、社會司科長魯迅并稱“三司之秀”。他還擔任過全國煤油礦事宜處編譯股主任，因連夜把兩三萬字的中美油礦開發(fā)相關合約草案精準翻譯出來，深得前國務總理熊希齡激賞。出任蘇粵贛三省禁煙特派員時，王云五挑戰(zhàn)潛規(guī)則

12、，主動揭發(fā)前任私扣下來的手續(xù)費，其數(shù)額每年高達五六十萬元。期間，王云五自學了德法兩國語言，翻譯羅素《社會改造理論》約二十余萬言。 </p><p>　　1920年春夏之交，原中國公學學生趙漢卿等人合辦公民書局，以出版編譯圖書為主旨。書局方面力邀王云五負責主編一套公民叢書。這一回，王云五當起了自由撰稿人，他既未加入股本，也不領取薪水，只靠編譯書稿計酬，工作大多在家完成。一年后，經(jīng)王云五主持，公民叢書出版二十余種，其

13、中包括他翻譯的《社會改造原理》。 </p><p>　　至此，王云五的職業(yè)生涯已涉及教育、從政、出版等方面，他后來的人生道路，大致也沿著這三條軌道拓展，只是成就更突出，影響更深遠。王云五頗有敢為天下先的氣度：“如果能夠有一個大規(guī)模的出版家讓我發(fā)展，那是無所用其客氣的。而且我平素有一種特性，對于任何新的工作或如何重的責任，只要與我的興趣相合，往往大著膽去嘗試。”加盟商務印書館，王云五可謂得天時、地利、人和。 　　

14、“四角號碼王公” </p><p>　　1921年9月中秋節(jié)這一天，王云五正式到商務印書館報到，從此登上了中國出版大舞臺。當年12月前后，王云五正式就任商務印書館第四任編譯所所長。新官上任三把火。王云五首先改組編譯所，按照新科學的學科門類分設各部，延聘專家主持各部。經(jīng)過兩三年發(fā)展，編譯所規(guī)模擴大了一倍，總數(shù)近300人，各類人才濟濟一堂，其中包括顧頡剛、葉圣陶、竺可楨、鄭振鐸、黃賓虹等，均一時之選。其二，王云五著手

15、安排編印各類新學科入門小叢書，以便拓展新的產(chǎn)業(yè)鏈，此前，商務印書館的出版物多以中小學教科書和各類參考用書為主。經(jīng)過改革，一兩年后，商務印書館年出書種類翻了一番，達到600多種。此外，王云五將編譯所附設的英文函授科擴充，增設了算術(shù)學科與商業(yè)?？?。王云五很重視數(shù)學的應用。他早年在家鄉(xiāng)時，常與伯父一起趕集，學習了快速心算和珠算，由此一生養(yǎng)成計算的習慣，無論做任何事，須要計算其利害得失，并以此為判斷、決策的標準。 </p><

16、;p>　　為了便于對辭書中的漢字進行檢索，王云五在汲取高夢旦、林語堂等人成果的基礎上，多次鉆研，歷時數(shù)年，并于1928年發(fā)明完善了“四角號碼檢字法”。有一次吃飯時，他忽然發(fā)現(xiàn)：按傳統(tǒng)習慣，一個漢字總筆畫不過兩位數(shù)，但如果把漢字拆分成不同部首或筆畫，并相應用數(shù)字編碼，便可用三四個數(shù)字一起來代表該漢字了。這正是四角號碼檢字法的基本原理。想到這里，王云五“不覺把桌子一拍，大笑起來，家人見此情形，不知就里，竟以為他要發(fā)狂，殊不知他的新檢字

17、法就在這時候開端了。 </p><p>　　四角號碼檢字法一度盛行，美國國會圖書館、哈佛大學圖書館等，都曾根據(jù)這一發(fā)明為中文圖書檢索。王云五專著《四角號碼檢字法》出版時，蔡元培、吳稚暉等分別作了序言。胡適先生還專門為此編了歌訣：一橫二垂三點捺，點下帶橫變零頭，叉四插五方塊六，七角八八小是九。商務印書館當年的出版物上，只要出現(xiàn)四角號碼檢字法，都會附上胡適這首“筆畫號碼歌”。魯迅在給友人的信中，提到王云五，也稱之為“

18、四角號碼王公”。直到20世紀末，隨著音序檢字法流行，商務印書館修訂本的《現(xiàn)代漢語詞典》才聲明不再附四角號碼檢字表。此外，王云五還創(chuàng)立了“中外圖書統(tǒng)一分類法”，為中國現(xiàn)代目錄學的分類作了探索。 </p><p>　　《萬有文庫》被轉(zhuǎn)送到了延安 </p><p>　　王云五對于商務印書館的貢獻，后來常被形容為“四百萬”?！八摹敝杆l(fā)明四角號碼檢字法，“百”通常指出版百科全書，“萬”即代表《萬有

19、文庫》。也有論者認為，王云五入主編譯所之初，啟動一些新項目，耗費了商務印書館五百萬股金的五分之四，故有“四百萬”之稱。 </p><p>　　如果說《巖波文庫》是日本近代大型文庫圖書的代表，商務印書館《萬有文庫》則可以說是中國近代規(guī)模最大的系列出版物。 </p><p>　　據(jù)王云五回憶，之所以出版《萬有文庫》，其初衷為：協(xié)助各地方、各學校、各機關，甚至各家庭，以極低的代價，創(chuàng)辦具體而微的

20、圖書館，走的是大眾路線，便于機構(gòu)、民眾購買。1929年，商務印書館陸續(xù)出版《萬有文庫》第一集，共一千余種，兩千冊，首印五千套。 </p><p>　　《萬有文庫》最初一度積壓，但通過折扣征訂、教育部發(fā)文要求訂購等形式，叢書很快銷售一空。為了提升服務質(zhì)量，擴大影響，《萬有文庫》隨書附贈數(shù)千張按四角號碼檢字法編號書名的卡片，以方便圖書館進行管理和讀者檢索。此后，《萬有文庫》第二集七百種出版，同樣是兩千冊。五六年間，因

21、收藏《萬有文庫》而新建立的圖書館不下兩千家。王云五創(chuàng)立的“中外圖書統(tǒng)一分類法”也被普遍采納。 </p><p>　　有“小諸葛”之稱的白崇禧，購置了《萬有文庫》，時常閱讀?！度f有文庫》與中共之間也有一段佳話。20世紀40年代初，中共臨潼渭河北縣委書記尹省三接到指示，要求搜集一批書籍送往陜甘寧邊區(qū)。經(jīng)多方打聽，他得知和地下黨有關系的閻良大良村人寧毅候，藏有一部《萬有文庫》，價值450塊銀元，時價折合100石小麥。雙

22、方接觸后，寧毅候愿意無償將藏書送給中共中央。尹省三于是以經(jīng)商為名，把《萬有文庫》分冊裝成40多箱，雇用20頭馱騾，輾轉(zhuǎn)送到了延安。毛澤東等對此贊賞有加。后來，中共方面先后兩次付給寧毅侯法幣一萬元，以示謝意。 </p><p>　　王云五主持出版《萬有文庫》這一壯舉，被美國《紐約時報》稱贊“為苦難的中國提供書本而非子彈”。據(jù)出版人喻曉群回憶：遼寧教育出版社在世紀之交曾追隨王云五，編輯《新世紀萬有文庫》，但只喊出“十

23、年千書”的目標，最后出版了600多種就草草收兵了。知名學者、作家董橋后來也感慨：“小學六年級，父親書房里那整排王云五主編的《萬有文庫》我?guī)缀踝x遍了，那是我這一代人領受的通識教育，五十年代的小學生大半都這樣走上啟蒙的歷程。” </p><p>　　“為國難而犧牲，為文化而奮斗” </p><p>　　1930年3月，王云五出任商務印書館總經(jīng)理。正式接任之前，他出國考察，歷時半年，深受美國“管

24、理之父”泰勒思想影響，并效仿在商務印書館推行現(xiàn)代科學管理法。依據(jù)其《科學管理法計劃》，改革內(nèi)容包括預算制、成本會計制、統(tǒng)計制、標準化與簡單化、按件計酬制與售貨量比較制等。但如此超前的管理模式，因涉及福利待遇、任務考核等事宜，遭到了大多數(shù)職工的激烈反對。編譯所職員甚至發(fā)表“宣言”：王云五不獨為同人等之公敵，亦社會之公敵……慶父不死，魯難未已，要求王云五辭職。迫于壓力，王云五最終宣布取消改革計劃。實際上，王云五并沒有就此停步，而是化整為零，

25、首先從財務管理等方面陸續(xù)推進其現(xiàn)代管理，以點帶面，阻力小，成效明顯。 </p><p>　　更大的考驗還在后頭：戰(zhàn)亂幾乎給商務印書館帶來滅頂之災。1932年1月28日，日軍突襲上海閘北，“一·二八”事變爆發(fā)。第二天上午，日軍派出飛機連續(xù)3次對商務印書館狂轟濫炸，位于寶山路的總管理處、編譯所、四個印刷廠、倉庫、尚公小學等皆中彈起火，全部焚毀。日本浪人隨后又闖入商務印書館旗下東方圖書館縱火，致使46萬冊藏書

26、化為灰燼，濃煙遮蔽上海半空，紙灰飄飛十里之外，火熄滅后，紙灰沒膝，五層大樓成了空殼，其狀慘不忍睹。成千上萬善本古籍、州府地方志等從此絕跡。此前，東方圖書館有“亞洲第一圖書館”之譽，如今只剩斷壁殘垣、滿目瘡痍。據(jù)統(tǒng)計，商務印書館在此次飛來橫禍中損失了約八成的資產(chǎn)，計1630萬元以上。日軍海軍陸戰(zhàn)隊司令鹽澤幸一叫囂：燒毀閘北幾條街，一年半年就可恢復。只有把商務印書館這個中國最重要的文化機關焚毀了，它則永遠不能恢復。 　　商務印書館被炸后，

27、董事會立即組成特別委員會，推選張元濟為特別委員會委員長、王云五為善后辦事處主任，處理一切善后事宜。為了保存并利用好所剩不多的資產(chǎn)，盡快恢復業(yè)務，王云五“壯士斷腕”，解雇三千多名員工，但仍保留一千多人。此舉一下子把他推到了風口浪尖。當年，王云五不過</p><p>　　好在經(jīng)過妥善協(xié)調(diào)，加上商務印書館仍保留了一些產(chǎn)業(yè)，上海第五印刷廠幸免于難，香港、北平等地還有數(shù)十家分館或印廠，各種資源加上從炮火中搶救出的物資，共計

28、約余300多萬元資產(chǎn)。這為商務印書館復興提供了基本物質(zhì)保障。 </p><p>　　王云五首先從恢復中小學教科書出版業(yè)務著手，當年8月1日，商務印書館總管理處、上海發(fā)行所、新開的印刷廠同時復業(yè)，在發(fā)行所門口，懸掛了一副對聯(lián)：為國難而犧牲，為文化而奮斗。商務印書館其后所出版的教科書，均以“復興”命名。此外，《大學叢書》《四部叢刊續(xù)編》《叢書集成》接連出版，《東方雜志》《英語周刊》《兒童世界》等先后復刊。至1936年

29、底，商務印書館總資產(chǎn)達1800萬元，接近被毀之前，幾年間出版物近5000種，占據(jù)了全國市場半壁江山，創(chuàng)造了中國出版史上新的奇跡。 </p><p>　　“敵人把我打倒，我不力圖再起，這是一個怯弱者。他又一念，一倒便不會翻身，適足以暴露民族的弱點。自命為文化事業(yè)的機關尚且如此，更足為民族之恥?！蓖踉莆逭f自己之所以不避嫌怨，力排萬難，苦斗兩年，復興商務，就是要“為我們中國人爭一點點的氣”。在磨難中，商務印書館以“日出

30、一書”為口號，用事實粉碎了侵略者妄圖滅我文化的企圖。時至今日，商務印書館仍延續(xù)著“日出一書”的傳統(tǒng)。 </p><p>　　1937年“七七”事變后，全面抗戰(zhàn)爆發(fā)。商務印書館再遭外敵入侵的劫難，王云五等人在領導產(chǎn)業(yè)內(nèi)遷的調(diào)度中，仍主持推出了一系列教科書、抗戰(zhàn)讀物、學術(shù)精品，如《戰(zhàn)時手冊》《抗戰(zhàn)叢刊》《國史大綱》《新唯識論》《新理學》《孤本元明雜劇》等，凸顯了中華民族文化的頑強生命力。期間，王云五靈活變通，實施“戰(zhàn)

31、時節(jié)約”策略，如盡量減少圖書版面的空白部分，以節(jié)約用紙，降低成本，而紙張多采用輕型紙，以便于運輸。 </p><p>　　國民政府財政部長重回商務 </p><p>　　抗日戰(zhàn)爭結(jié)束后，王云五逐漸棄商從政，走上了不同的人生道路。此前，他已連任過四屆國民參政會參政員，因在會上多次支持國民黨和蔣介石，被稱為“國民黨之前哨”，頗受蔣介石器重。1946年5月，國民黨政府行政院改組，王云五被任命為經(jīng)

32、濟部長。為此，王云五辭去商務印書館總經(jīng)理職務赴任，他自言“不是去做官，而是去做事”。兩年后，王云五任行憲后翁文灝內(nèi)閣財政部長，因力推金圓券代法幣、穩(wěn)定物價政策失敗，被迫引咎辭職，避居廣州，后遷往臺灣。新中國成立前夕，在新華社發(fā)布的43名戰(zhàn)犯名單中，王云五被列為第15號戰(zhàn)犯。新中國成立后數(shù)十年，王云五在大陸一度沉寂，這與其從政經(jīng)歷有很大關系。 </p><p>　　定居臺灣最初幾年，王云五歷任“總統(tǒng)府國策顧問”、“

33、考試院”副院長、“行政院”等職，在蔣介石撥款15萬元經(jīng)費后，籌辦了華國出版社。自1954年起，王云五受聘為“國立政治大學”政治研究所教授，率先在臺灣倡導博士教育，并指導博士生科研，講授“中國歷代政治典籍研究”等課程，培養(yǎng)了數(shù)十名博士碩士研究生，因此被稱譽為“臺灣博士之父”。此外，王云五筆耕不輟，編寫、翻譯出版了《中國史地詞典》《英文成語新詞典》《美國全史》，著有《中國政治思想史》等，并著手撰寫《岫廬自撰年譜稿》《岫廬八十自述》回憶性文稿

34、。 </p><p>　　王云五自言一生以出版為主，教學次之，“公務政務殆如客串”。這也就不難理解，1964年，已76歲的王云五“廉頗不老”，出任臺灣商務印書館董事長，開始了新的創(chuàng)業(yè)。對于出版經(jīng)營，王云五不改精打細算的作風。徐有守是王云五的學生，后來出任臺灣商務印書館總經(jīng)理。據(jù)其回憶：他在職期間，臺灣商務印書館每年必發(fā)行大部頭叢書兩三種，資金投入龐大。如果其中有一部滯銷，書館就有立即倒閉的可能。因此每籌備印刷出版

35、一書，師生兩人便常在王云五董事長辦公室反復核計、預測、討論其可行性，往往躊躇再四，歷時數(shù)月才作決定。 </p><p>　　隨著《人人文庫》、《國學基本叢書四百種》、《古籍今注今譯》等系列圖書的出版，王云五向世人展現(xiàn)了“烈士暮年，壯心不已”的氣魄。王云五主持臺灣商務印書館十余年，最終，臺灣商務印書館與北京、香港以及新加坡、馬來西亞所在的商務印書館一道，形成了“一花開五葉”的格局。 </p><

36、p>　　“人生如斯，好像一次壯游” </p><p>　　1979年8月，王云五駕鶴西去，享年92歲。他的數(shù)萬冊藏書都被用來設立云五圖書館。如今，在臺北市大安區(qū)新生南路一條小巷中，坐落著王云五紀念館。王云五的銅像安放在入門處，銅像背后的木墻板上，刻著王云五自題和最喜愛的兩句格言：為學勿萌老態(tài)，做人須具童心。 </p><p>　　而在《岫廬八十自述》中，王云五感慨：“人生如斯，好像一

37、次壯游?！蓖踉莆逡簧矶嗳危聞辗彪s可想而知，但他在企業(yè)經(jīng)營管理之余仍孜孜以求，著作等身，足見其勤奮與效率，如2013年大陸出版的《王云五全集》（簡體字），共21冊30種，達700余萬字。王云五自言從十五六歲起，沒有一天不做十五六小時的工作。任職商務印書館期間，每天準時上下班，絕少無故遲到或早退，館中辦不完的事，則拿回家去做，但每天總會拿出兩三小時來讀書。可謂活到老、學到老。 </p><p>　　然而，王云五的政

38、治立場和商業(yè)習氣也常被人詬病。20世紀70年代，有人提出要廢除四角號碼檢字法，最后還是周恩來出面表示不能因人廢文。后世學人同樣喜歡把王云五和張元濟比較。張元濟清末中進士，入翰林院任庶吉士，中學功底深厚，王云五則自幼習英文，偏西學，兩人的出版路徑也以此為分野，如前者重視古籍整理出版，后者偏向西方經(jīng)典漢譯引進。為遠離政治，避免是非，便于商務印書館開展政治經(jīng)營活動，張元濟甚至曾拒絕出版孫中山的三民主義等主題著作，如《孫文學說》，王云五則沒有促

39、成《魯迅全集》在商務印書館出版。在功名利祿方面，兩人也判若云泥。王云五熱衷編纂詞典，往往以自己的名字命名，《王云五大辭典》、《王云五小詞典》、《云五社會科學大辭典》（臺灣）都可謂代表。與張元濟主動請辭商務印書館的稿費、編輯費不同，王云五出版這些圖書一般都抽取版稅。早在20世紀二三十年代，僅《王云五大辭典》一年抽取的版稅就達5000元。在王云五看來，這是君子愛財，取之有道，他生前也表示，個人財產(chǎn)除部分書畫留給家人以資紀念外，其余藏書、積蓄

40、都用于云五圖書館建設，不傳給兒女。 </p><p>　　多年以后，來者再回顧張元濟、王云五等人當年的功績或是非，自當更應懷抱“理解之同情”。誠如王學哲等人所論：“張元濟和王云五是商務印書館百年基業(yè)的兩大功臣。張元濟將商務印書館從印刷業(yè)帶到出版業(yè)，出版了許多教科書和珍貴古籍，為保存中國文化和促進教育作出貢獻。王云五多次在危機中重振商務印書館的聲勢，擴大出版能量與范圍，使商務印書館在1949年以前成為中國最大的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