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藏敦煌文書p.2942作者考辨

1、<p>　　法藏敦煌文書P.2942作者考辨</p><p>　　內容摘要：本文主要探討了法藏敦煌文書P.2942的作者問題，指出該卷為判、牒、狀文集抄，筆跡一致只能說明為一人所抄，但抄寫者并不等于就是原作者，作者問題必須靠分析公文內容并結合當時河西西域地區(qū)的歷史背景綜合考慮來解決。本文認為該卷作者至少三人：少量判文的判案者為廣德年間（763—764）任河西兼伊西北庭節(jié)度使的楊志烈；大部分判文則為于楊志

2、烈被沙陀人殺害于甘州后代掌河西的楊休明所判；卷子后部所抄某些狀牒的作者則時任觀察副使、行軍司馬，有可能是楊休明于長泉遇害后接手殘局，后來繼任河西節(jié)度使的周鼎。 </p><p>　　關鍵詞：P.2942；河西節(jié)度使；楊志烈；楊休明；周鼎 </p><p>　　中圖分類號：G256.1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0-4106（2014）01-0062-06 </p>&l

3、t;p>　　法藏敦煌文書P.2942抄存有四十余則判文及數(shù)則狀牒，內容涉及8世紀60年代中后期河西與伊西北庭地區(qū)政治、軍事、經(jīng)濟史中的若干重大問題。由于傳世史書中保存的這一時期的相關史料極其匱乏，而本卷內容豐富具體，且是當時人書當時事的最原始史料，不僅對河西西域史硏究意義重大，對安史之亂后的唐史研究也有重要參證作用，故歷來備受關注。然而，本卷也是目前學界爭論最多最大的敦煌文書之一，關于文書作者是誰，卷中所記被殺害于長泉的副帥究竟是

4、楊志烈還是楊休明，及與上述兩個問題密切相關的本卷所抄各件公文的時代背景、撰作時間、內容性質、史料價值等問題，不同學者各執(zhí)一詞，長期相持不下，這種狀況對文書史料價值的發(fā)掘利用十分不利。筆者近年著力于本卷校注整理與諸問題探究，認真拜讀學習了學界已有研究成果與現(xiàn)可查知的相關資料，陸續(xù)完成了《六十余年來法藏敦煌文書P.2942硏究狀況述評》、《敦煌文書P.2942校注及“休明肅州少物”與“玉門過尚書”新解》、《敦煌文書P.2942中重要官稱所涉

5、歷史人物及相關史事考辨》、《涼州失陷前后河西節(jié)度使楊志烈事跡考》等文。本文擬主要探討P.2942作者問題，不當之處，敬請方家教正。 </p><p>　　一 學界關于P.2942作者的不同觀點 </p><p>　　關于P.2942的作者究竟是誰，數(shù)十年來學界一直爭論不休，但迄今沒有達成共識。 </p><p>　　最先探討P.2942作者問題的是我國著名唐史專家唐

6、長孺先生。1980年，唐先生發(fā)表《敦煌吐魯番史料中有關伊、西、北庭節(jié)度使留后問題》[1]，推測道：“是否有可能《判集》的主人不是河西節(jié)度使，而是觀察副使、行軍司馬呢？”關于具體為誰，唐先生則沒有給出結論，并很審慎地說：“以上所述僅是一種推測，并無充分證據(jù)?！?</p><p>　　稍后，1982年，安家瑤先生發(fā)表《唐永泰元年（765）—大歷元年（766）河西巡撫使判集（伯二九四二）研究》[2]，認為：“‘尚書’和

7、判牒文的作者是兩個人……判牒文的作者雖然尊重這位‘尚書’，但是還是處理了兩件與尚書有關的事情，這說明判牒文作者的身份從某一方面講甚至高于‘尚書’。這樣高的身份有可能是朝廷特派的使節(jié)。”“從文書的年代及處理事務的范圍來看，此卷文書的作者很可能就是永泰元年閏十月郭子儀‘請遣使巡撫河西及置涼、甘、肅、瓜、沙等州長史，上皆從之’的巡撫河西使?！卑蚕壬€進一步推測該巡撫使為馬璘。 </p><p>　　1983年，史葦湘先

8、生發(fā)表《河西節(jié)度使覆滅的前夕——敦煌遺書伯2942號殘卷的研究》①，該文對安史之亂后馬璘的任官經(jīng)歷進行了詳細考證，指出：“馬璘于至德初隨從四鎮(zhèn)北庭統(tǒng)帥精甲三千，赴鳳翔勤王就再未西返?！髿v元年二月又以四鎮(zhèn)北庭行營節(jié)度使馬璘兼邠寧節(jié)度使，可見從寶應至大歷間馬璘在洛、陜、關、隴忙于和安史余孽及吐蕃周旋，實無暇巡行河西，更未曾出任河西巡撫使。再者，按唐朝官制，觀察使比節(jié)度使低一級，馬璘在永泰初已任邠寧節(jié)度使檢校工部尚書，不可能降級去巡撫河西

9、。”此番考證很有說服力，故以后學界無人再持作者為馬璘的觀點。至于文書作者是誰，史先生則推斷為周鼎，這當與其認為文書中被殺害的副帥是楊休明有關。 </p><p>　　1984年，陳守忠先生發(fā)表《公元八世紀后期至十一世紀前期河西歷史述論》[3]，主張判案者“恰恰是河西節(jié)度使楊休明，而不是巡撫使某某”。這又與其認為被殺害的副帥是楊志烈有關。 </p><p>　　同年，馬德先生發(fā)表《關于P.2

10、942寫卷的幾個問題》[4]，雖未論證整卷文書的作者是誰，但推測第43—50行判文“是楊休明受理并簽署的”，認為第214行“謬司觀察，忝跡行軍”是周鼎和宋衡的謙稱，謂二人系“以觀察使和行軍司馬的名義起草牒文”。就筆者目前所知，馬先生是唯一一位沒有將P.2942作者限定為一人的硏究者。 </p><p>　　至此，關于P.2942作者的諸種推想已完全呈現(xiàn)，其中史葦湘先生提出的周鼎說、陳守忠先生提出的楊休明說、馬德先

11、生提出的三人（楊休明、周鼎、宋衡）說既有各自的合理之處，又似乎都有一些難以說服反對者的問題，因而此后的相關學者或僅利用本卷史料而回避作者問題，或直接引用上述觀點中的一種而不做評論判斷，唯近年金瀅坤先生發(fā)表《敦煌本〈唐大歷元年河西節(jié)度觀察使判牒集〉研究》[5]，對前賢所揭史料與所持觀點進行了綜述比對，認為“楊休明為文書的作者最為合理?！?</p><p>　　上述情況顯示出學界對P.2942作者的推斷相當糾結，這與

12、對文書中“休明肅州少物，今請回易皮裘”的解讀不同大有關系。還有一個值得留意的現(xiàn)象，即學者們大多認為本卷抄集的公文出自一人之手，爭論的焦點僅是他到底是誰。馬德先生雖然推測了三位作者，針對的也只是一則判文和一件狀文，沒有對其他44則判文的判案者及另外幾件狀牒的作者身份進行討論，并且其提出的周鼎、宋衡二人共撰一狀的觀點也有可以商榷之處。以下試論證筆者的觀點。 </p><p>　　二 P.2942所抄公文出自至少三人之

13、手 </p><p>　　P.2942第1—180行所抄為判文，共45件，除第一件只存難以確認的一兩個字而不知所云外，其余44件均保留了重要信息。這些判文原本應是分別判署于具體事狀之上，后因故被抄集在一起，并于其后抄錄了另外幾件狀牒。抄錄時，抄寫者一般都是先用簡短語句概括將抄公文所涉事件的主要情況或發(fā)生背景，其作用則相當于后文的題目。這近五十件判文、狀牒的筆跡完全一致，故全卷當為同一人所抄。 　　但是，抄寫者并

14、不等于就是原作者，作者問題必須靠分析公文內容并結合當時河西西域地區(qū)的歷史背景、古人行文規(guī)則等進行綜合考慮來解決。 </p><p>　　首先應予關注的是，第1—5行所抄判文的題目為“尚書判”，這與大多數(shù)公文題目均為對所涉事件背景的概述不同，本題所揭示的乃是判文的作者，即“尚書”。由此我們便可確認P.2942第一位作者的身份。 </p><p>　　接下來，第11—14、34—38、86—8

15、8、145—148行判文中均出現(xiàn)了“尚書”，表明所判案件均與尚書有關，但判案者卻絕非尚書本人，而是另有其人。由此我們可以確知除尚書外，P.2942還有第二位作者。綜合比對P.2942抄存的其余判文，可以發(fā)現(xiàn)，他也應是其余判文，至少是其中大部分判文的作者。通過分析判文內容與行文語氣口吻，可以確認這位判案者地位相當高，可以署理州刺史與軍使事務，地位自然在他們之上，應是節(jié)度使或至少是擁有節(jié)度使權力的官員。 </p><p&

16、gt;　　最后，第190—216行狀文的作者自稱“謬司觀察，忝跡行軍”，表明他是一位觀察使或觀察副使（后一種可能性更大），在軍中實任行軍司馬，其地位自然比節(jié)度使低，而其狀文中所言赴伊西北庭“巡內征兵”并受“兩道”軍將關注的副帥才是擁有節(jié)度使權任的長官。因而，這位行軍司馬與前已論及的大多數(shù)判文的作者在身份地位上有不小差距，當是P.2942的第三位作者。 </p><p>　　條分縷析之后，可以判定P.2942的作者

17、至少有三個人，學界流行的全卷作者為同一人的說法恐怕是失察了。那么，此三人到底是誰呢？ </p><p>　　三 大部分判文的作者為楊休明 </p><p>　　P.2942抄存的各件公文均未涉及河西節(jié)度使原治所涼州，故絕大部分公文當形成于涼州陷蕃之后。關于涼州陷落的時間，據(jù)《資治通鑒》卷223“代宗廣德二年十月”條載楊志烈事可推知吐蕃圍涼州城是當年十月之后的事，而《元和郡縣圖志》卷40隴右

18、道涼州記：“廣德二年陷于西蕃。”[6]則涼州城當陷落于是年年底。關于此前的河西節(jié)度使為楊志烈，其繼任者為楊休明，各種史料和相關學者均無異詞。據(jù)此，一般來說我們很自然地就可以得出這樣的結論：P.2942大部分判文的判案者就是當時擔任河西節(jié)度使的楊休明。 </p><p>　　那么，為什么不能順理成章地推理，而是糾結纏繞，甚至斷然否認楊休明為判文作者的可能性呢？筆者認為，問題就出在對“休明肅州少物”一語的理解上。 &

19、lt;/p><p>　　關于P.2942第46行末至第48行首共二十余字的點讀，學界存在著很大的爭議。 </p><p>　　一種說法以唐長孺、安家瑤先生為代表。唐長孺《敦煌吐魯番史料中有關伊、西、北庭節(jié)度使留后問題》僅引錄“休明肅州少物，今請回易皮裘”一句，并據(jù)此認為：“楊休明人在肅州，而且也不可能自己給自己下判，因此判案人雖在沙州，身份亦似節(jié)度使，卻決非楊休明?！卑布椰帯短朴捞┰辏?65

20、）—大歷元年（766）河西巡撫使判集（伯二九四二）研究》的標點斷句為：“瓜州既許相資，計亦即令付了，休明肅州少物，今請回易皮裘?！卑蚕壬鷮⒑髢删浣庾鳎涸诿C州的楊休明缺少物資，現(xiàn)請求回易皮裘。認為此句“說明在寫文書的時候，楊休明還沒有出任河西節(jié)度使，當時僅是肅州刺史。”由于卷中其他判文——如第54行“某乙自到沙州”等——已經(jīng)確切明言判案者身在沙州，唐先生、安先生等認為那他就不可能是肅州的楊休明，判案者只能是楊休明以外的官員。安先生遂將其推

21、斷為馬璘。 </p><p>　　另一種標點法則以史葦湘、陳守忠先生為代表，只是他們最終認定的作者又不相同。為解上述困惑，兩位先生乃重新斷句，將前后文標點為：“瓜州既許相資，計亦即應付了。休明。肅州少物，今請回易皮裘?！笔啡斚妗逗游鞴?jié)度使覆滅的前夕——敦煌遺書伯2942號殘卷的研究》認為：“第47行的‘休明’二字恐系原來正式判文上的簽名，在謄寫中省略了簽名形式，給人以正文的錯覺，這是可以理解的?！钡废壬茢嗯形?/p>

22、的作者是周鼎，并進一步解釋說：“行文的主人雖是周鼎，然而要治理當時紊亂如麻的河西，主要負責人還是節(jié)度使楊休明，《判集》中有他的簽名是正?，F(xiàn)象，許多重大事件上節(jié)度使與觀察使也一定會風雨同舟，共同商議，應付危局……而周鼎以觀察使代行節(jié)度使職務，在當時完全是順理成章的?！标愂刂摇豆耸兰o后期至十一世紀前期河西歷史述論》則謂：“‘休明’二字以上，說的是如何支付‘甘州兵健冬裝’的事；以下說的是‘肅州少物，今請回易皮裘’的事。這樣斷句，‘休明’兩

23、字，正是判者處理完前件公事后的署名，這不就恰恰證明伯2942號卷的判者是河西節(jié)度使楊休明嗎？可見楊志烈死后，楊休明就在沙州繼任為節(jié)度使，并非由肅州刺史提升?！迸邪刚摺扒∏∈呛游鞴?jié)</p><p>　　以上兩說長期相持不下，迄今沒有達成共識：前揭史葦湘先生文通過對馬璘任職時間經(jīng)歷的考證否定馬璘說的可能性；周鼎說與楊休明說的反對者則以史、陳兩位先生的標點斷句與古漢語語法不符為據(jù)而予以質疑。 </p>&

24、lt;p>　　值得特別注意的是，上述大相徑庭的兩種說法雖然對判案者身份推測不一，但對“少物”二字的理解卻是完全相同的，均認為是指“缺少物資”，即將“少”視為句子的謂語。 </p><p>　　筆者基本贊同唐先生、安先生等的標點斷句，但認為前賢對文意的理解有失斟酌，因為此處的“少”根本就不是動詞，并非指缺少，而是形容詞，意為少許、少量?！吧佟弊值倪@種用法在古漢語中十分常見，“少物”指少許物品的用例亦是俯拾皆是

25、。比如：《唐大詔令集》卷100所收開元二十二年（734）《處分選人敕》即云：“今賜卿少物，各宜領取?！盵7]再如：《資治通鑒》卷215天寶四載（745）條記劍南節(jié)度使章仇兼瓊對將赴長安的楊釗說：“有少物在郫，以具一日之糧，子過，可取之?！庇谑钱敆钺撀愤^郫縣時，“兼瓊使親信大赍蜀貨精美者遺之，可直萬緡。”[8]因而，筆者認為，P.2942此處的“少”與后面的“物”共同構成了一個偏正詞組，即“少物”系指少許物品或物資。聯(lián)系上下文，這二十余字

26、當是說：“瓜州既然應許過資助甘州兵健冬裝，那么就應該支付?！敝劣诿C州方面呢，“休明留在肅州的少許物品，現(xiàn)在就請用來換取皮裘吧?！痹谶@則判文的語言環(huán)境下，“休明”是判案者的自稱，雖然其時他本人已在沙州主持政務，但并不妨礙他命人處置自己留在肅州的物品。涼州陷蕃后，河西節(jié)度的一干人馬是從東向西后撤的，據(jù)第92行“甘州請肅州使司貯糧”，河西節(jié)度使的</p><p>　　四 自題“尚書判”的第二則 </p>

27、<p>　　判文系由楊志烈判署 </p><p>　　前已述及，P.2942第1—5行所抄判文自題“尚書判”，而判案的尚書與本卷大多數(shù)判文的作者即楊休明并非同一人，那他又是誰呢？ </p><p>　　本卷第11—14、34—38、86—88、145—148行判文亦與尚書有關，只不過在這幾則判文中他不再是判案者而是涉案人員。很引人注目的是，這幾則判文行文時凡遇“尚書”均用平闕，說

28、明判案者楊休明對這位尚書非常尊敬，他應該是，或者曾經(jīng)是尚書的部下。判案時楊休明已在行使節(jié)度使權力，而在當時的河西又沒有高于節(jié)度使的重臣，那么，最合理的解釋只能是這位尚書原本是楊休明的長官，即前任河西節(jié)度使，曾判署了第1—5行判文等，隨后即離職或去世，其曾經(jīng)的屬下楊休明接手他留下的職位，在判理與他有關的事務時仍以平闕表示對前長官的尊敬。那么當時的河西是否確實存在著這樣一位尚書呢？ </p><p>　　《資治通鑒》

29、卷223廣德二年十月條記：仆固懷恩南寇時，當時的河西節(jié)度使楊志烈曾令監(jiān)軍柏文達率河西精銳攻靈州以緩京師之困，而當柏文達率領傷亡慘重的殘軍歸來時，楊志烈一時出言不當，以致“士卒怨其言。未幾，吐蕃圍涼州，士卒不為用；志烈奔甘州，為沙陀所殺”。《通鑒》于此處引章注：“十二行本‘殺’下有‘涼州遂陷’四字。”[8]7168-7169這位楊志烈正是楊休明的前任，二人之間的關系與P.2942卷反映出來的情況完全吻合。關于楊志烈，拙稿《涼州失陷前后河西

30、節(jié)度使楊志烈事跡考》[9]已否定了某些學者所持P.2942中遇害于長泉的副帥為楊志烈的可能性，并論證了傳世史書有關楊志烈遇難時間地點及殺害他的兇手為沙陀的記載真實可信，茲不贅述。 </p><p>　　無疑，P.2942第1—5行判文的判案者非楊志烈莫屬。至于本卷中是否還有他判署的其他判文，今已難確證。本卷大體是依時間順序抄錄的，但又不十分嚴格，第11—14行判文內容與楊志烈有關，可確知其時判案者已是楊休明，因而

31、即便本卷中還有判文出自楊志烈之手，也不會太多。 </p><p>　　五 最后幾件狀牒的作者時任觀察副使、 </p><p>　　行軍司馬，有可能為周鼎 </p><p>　　第190—216行所抄狀文的作者自稱“某乙謬司觀察，忝跡行軍”，從內容上看，第217—226行狀牒及其后所抄公文也應出自他手。關于他可能是誰，有兩個問題需要明確。 </p>&l

32、t;p>　　其一，“謬司觀察，忝跡行軍”系同一人的自稱，“行軍”亦非宋衡。 </p><p>　　前揭馬德先生文認為P.2942第213—214行“某乙謬司觀察，忝跡行軍”是兩個人的謙稱，謂二人系“以觀察使和行軍司馬的名義起草牒文”，并進一步推測他們是周鼎和宋衡。 </p><p>　　筆者認為，馬先生的說法似與古人的行文習慣不符，在我們所見到的古代文書中，“某乙”均是指一個人，迄今

33、還沒有見到指代兩人或多人的例證，因而其說恐怕難以成立。 </p><p>　　至于馬先生推測司馬為宋衡，可能同樣需要斟酌?！度莆摹肪?38所收顏真卿撰《唐故太尉廣平文貞公宋公神道碑側記》稱宋璟的“第六子衡，因謫居沙州，參佐戎幕，河隴失守，介于吐蕃，以功累拜工部郎中兼御史、河西節(jié)度行軍司馬，與節(jié)度周鼎保守敦煌”[10]。馬先生遂據(jù)此推測P.2942中的“司馬”即是宋衡。實際上，細審該文可知，宋璟之子宋衡雖然曾在河

34、西擔任過行軍司馬，但卻是在周鼎任河西節(jié)度使期間擔任此職的，而P.2942所涉史事乃是主要發(fā)生于楊休明當政時期，后面幾件狀牒寫作時楊休明也只是剛剛遇難，周鼎尚未出任河西節(jié)度使，宋衡擔任行軍司馬更是后來的事。 </p><p>　　其二，從狀文作者時任行軍司馬來看，“觀察”一詞很可能是指觀察副使。 </p><p>　　第190—216行狀文作者自稱“某乙謬司觀察，忝跡行軍”，前揭唐長孺《敦煌

35、吐魯番史料中有關伊、西、北庭節(jié)度使留后問題》曾據(jù)此推測： </p><p>　　是否有可能《判集》的主人不是河西節(jié)度使，而是觀察副使、行軍司馬呢？至于諸州軍政要事由他處分，則當節(jié)度使楊志烈出巡之時，他以行軍司馬充當留后也是合理的。 </p><p>　　關于具體為誰，唐先生則沒有給出結論。 </p><p>　　筆者認為，謂其為全卷的作者不妥，謂其于楊志烈出巡時充當

36、留后亦有誤，但將唐先生判定的“觀察副使、行軍司馬”視為本狀作者則是可靠的。那么，此人可能是誰呢？ </p><p>　　以下史料應有助于對該人的推斷：莫高窟第148窟前室所存《大唐隴西李府君修功德碑》記該窟建成的大歷初年，“時節(jié)度觀察處置使、開府儀同三司、御史大夫、蔡國公周公……爰因蒐練之暇，以申禮敬之誠”；《唐大詔令集》卷116[7]605-606及《全唐文》卷414[10]1876所收常袞大歷七年（772）八

37、月之前所撰《喻安西北庭諸將制》有言“河西節(jié)度使周鼎”；《新唐書·吐蕃傳》記：“沙州刺史周鼎為唐固守……”[11]這些例證及其他相關資料均表明接替楊休明擔任河西節(jié)度使的是周鼎。依理，他也應就是于楊休明遇害后處理善后事宜的人，即P.2942后幾則狀文的作者。 </p><p>　　總之，筆者認為，P.2942為判、牒、狀文集抄，字跡一致只能說明為一人所抄，但抄寫者與原作者是完全不同的兩個概念，上述分析論證表

38、明該卷作者至少三人：少量判文的判案者為廣德年間（763—764）任河西兼伊西北庭節(jié)度使的楊志烈；大部分判文則為于楊志烈被沙陀人殺害于甘州后代掌河西的楊休明所判；卷子后部所抄某些狀牒的作者則時任觀察副使、行軍司馬，有可能是楊休明于長泉遇害后接手殘局，后來繼任河西節(jié)度使的周鼎。筆者以為，對該卷作者的辨析不僅是文書整理研究工作無法回避的問題，更對文書內容性質的正確解讀及文書史料價值的發(fā)揮利用具有重要影響，只有將作者問題梳理清楚，才可能避免以此

39、人之名錯安于彼人之事，進而錯亂糾結，為研究工作自設障礙現(xiàn)象的發(fā)生。 </p><p><b>　　參考文獻： </b></p><p>　　[1]唐長孺.敦煌吐魯番史料中有關伊、西、北庭節(jié)度使留后問題[J].中國史研究，1980（3）. </p><p>　　[2]安家瑤.唐永泰元年（765）—大歷元年（766）河西巡撫使判集（伯二九四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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