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絕句創(chuàng)作論白居易人生心態(tài)轉變在杭州刺史之際

1、<p>　　從絕句創(chuàng)作論白居易人生心態(tài)轉變在杭州刺史之際</p><p>　　摘要：在功利性的詩歌創(chuàng)作理論引導下，白居易的絕句創(chuàng)作，繼承了杜甫開創(chuàng)的“遣興”之法，并融入了濃重的敘述色彩，將創(chuàng)作視角限定于描摹生活和內心之景，絕句詩就成為了解白居易人生思想轉變的另一條路徑。文章從白居易外任杭州刺史是主動請任還是被貶這一學界爭論問題入手，從其絕句詩中所能體現(xiàn)的心路歷程，論證白居易人生心態(tài)轉變在任杭州刺史之際。

2、 </p><p>　　關鍵詞：白居易；絕句；思想轉變 </p><p>　　一、 絕句創(chuàng)作觀念與白居易生平思想之關系 </p><p>　　白居易在《與元九書》中明確寫道：“今仆之詩，人所愛者，悉不過雜律詩與《長恨歌》已下耳。時之所重，仆之所輕。”表明了自己對于雜律詩的創(chuàng)作態(tài)度，但是與之相反的正是占據詩集數量之最的創(chuàng)作數量，持續(xù)六十年的創(chuàng)作跨度和“時之所重”的接受

3、熱潮。究其原因，白居易的詩歌創(chuàng)作理論過于功利，“諷喻詩”“閑適詩”有著明確的創(chuàng)作目的，雜律詩則可謂是“感于哀樂，緣事而發(fā)”，繼承杜甫“遣興”之法，沿著白居易的人生軌跡，一事一情皆成詩語。真情實感的創(chuàng)作不僅讓白居易平易淺切的詩風為大家所接受，同時也因為濃重的敘事性和完好保存的詩集，使得雜律詩可以作為白居易心路歷程的縮影。 </p><p>　　作為雜律詩重要組成的絕句，其創(chuàng)作跨度覆蓋整個雜律詩，參照白居易詩歌系年，

4、未有斷絕，因而絕句創(chuàng)作中反映出的情感變化，可以作為白居易人生思想轉變的重要依據。 </p><p>　　二、“丐外”還是“左遷”正史與墓志銘的矛盾 </p><p>　　對于白居易杭州刺史官職的來由，官方正史與墓志銘有著截然不同的解釋。《新唐書》中載：“天子荒縱，宰相才下，賞罰失所宜，坐視賊，無能為。居易雖進忠，不見聽，乃丐外遷?！?</p><p>　　《舊唐書》

5、：“時天子荒縱不法，執(zhí)政非其人，制御乖方，河朔復亂。居易累上疏論其事，天子不能用，乃求外任。七月，除杭州刺史。”同時筆者查閱光緒二十四年所修撰的《杭州府志?卷一百十六?名宦》，其載“白居易字樂天……長慶初為中書舍人，進忠言，不見聽，乃丐外，二年七月出為杭州刺史”?？梢娨恢毖永m(xù)至清末正史中對于白居易為杭州刺史的緣由都是持這種意見的。第二種意見來自于李商隱所作《刑部尚書致仕贈尚書右仆射太原白公墓碑銘并序》，其中有“燕趙相殺不已，公又上疏列言

6、河朔畔岸，復不報，又貶杭州”的句子，故以此引出白居易為杭州刺史是“左遷”一說。 </p><p>　　三、赴杭路上的絕句創(chuàng)作及心態(tài)分析 </p><p>　　筆者認為能解決到底“左遷”之說與“自請”孰對孰錯，只有從白居易內心找答案了，如果白居易是自請外任的話他的心態(tài)應該是輕松的，如果是被貶的話，那么心情應該是十分沉重的。因為從白居易自江州再次返京過程中諸多絕句的創(chuàng)作中，我們可以很清楚地看到

7、白居易對長安的眷戀，而且官位升遷都是十分順利的，所以如果是被貶去杭州的話，那么白居易的絕句創(chuàng)作中必然會有同初貶江州時一樣的心境，在這時白居易的絕句創(chuàng)作就為我們理解白居易當時的真正心態(tài)提供了準確的一手資料。 </p><p><b>　　宿陽城驛對月 </b></p><p>　　親故尋回駕，妻孥未出關?；嘶食厣显拢臀疫^商山。 </p><p>

8、;　　商山對于白居易來說有著特殊的意義，這也是他去江州赴任時走過的路，這首詩前兩句交代了對月賦詩的原因，這次去杭州，送行的友人已經駕車回去了，自己的妻小也沒有隨行，只有這凰皇池上的明月，一直陪伴著他。整首詩讀起來文字十分平淡，雖然后兩句流露出一絲孤獨之感，卻沒有什么愁苦，能看出此時望月的白居易內心是十分平靜的。 </p><p>　　再看白居易在杭州刺史任上的絕句《自嘆二首》： </p><p

9、>　　形羸自覺朝餐減，睡少偏知夜漏長。實事漸消虛事在，銀魚金帶繞腰光。 </p><p>　　二毛曉落梳頭懶，兩眼春昏點藥頻。唯有閑行猶得在，心情未道不如人。 </p><p>　　這組《自嘆二首》從整體看來，似乎是白居易的自畫像，既有他的外在形貌，也有他的內心狀態(tài)。從這兩首詩中我們能夠看出，這一時期白居易的身體狀況并不是很好，結合白居易初授杭州刺史所作的《初罷中書舍人》中“或望君臣

10、相獻替，可圖妻子免饑寒”一句，再看第一首詩的最后兩句“實事漸消虛事在，銀魚金帶繞腰光”可以看出杭州刺史任對于白居易來說是一個俸祿殷實而且工作壓力很小的官職。畢竟如今的身體狀況也不允許他大張旗鼓地努力工作，所以這樣的身體條件，還有如此優(yōu)厚的官職俸祿，白居易對它還是滿意的，因而白居易在第二首詩的最后兩句才能寫出“唯有閑行猶得在，心情未道不如人”的句子。這組詩作于長慶四年，這一年的五月白居易就赴任太子左庶子了，它是白居易在杭州刺史任上晚期的創(chuàng)

11、作，可以說是對杭州刺史任上的一種總結，因此對于白居易杭州刺史任是“左遷”而得的說法是錯誤的。如果因罪而外任，如此不好的身體，加上再一次如江州左遷時的心境，那么外化而出的詩作不會是充滿這樣從容平和的態(tài)度。在任江州司馬的后期，白居易也曾用“閑”來稀釋內心的痛苦，但那樣刻意為之的“閑情”和這樣自然而然的“閑情”讀起來還是有非常大的差別的。所以，從白居易絕句反映</p><p>　　從白居易主政杭州時期的絕句創(chuàng)作，可以看

12、出他此時的人生思想已經完全轉折，左遷江州離京時充滿了不得志的傷感，而此時則是一種從容閑適的心態(tài)，這和之前始終欲為國家做實事的心態(tài)完全相反。 </p><p>　　四、心態(tài)轉變后的晚年選擇 </p><p>　　白居易在杭州的這段日子里，高級官僚的分裂日益加深，元稹和裴度退出相位，李逢吉掌握宰相大權，而李德裕和牛僧孺都覬覦相位，宦官的力量也更加壯大，繼原來李德裕和李宗閔兩大朋黨之間的互相傾軋

13、之后，又發(fā)展為新派官僚之間的權力斗爭。白居易在兩派中都有朋友，都知曉內情，他預見到不久的將來這種斗爭會更加激烈，因此白居易只要求與權力無關的職位。長慶四年的夏天，白居易被授予太子左庶子之職，再次成為太子的近侍之臣。曾經的太子左贊賞大夫之任讓白居易發(fā)出了“好似東宮白贊善，還被人稱作朝官”的感慨，因此面對武元衡事件難以坐視不管，但此時白居易卻是另外一種心境，訪友、尋僧、游景成為白居易創(chuàng)作的主題。白居易買下了洛陽履道里的宅院，安置從杭州帶回的

14、天竺石和華庭鶴，在洛陽安家，過著安閑的生活。 　　閑適的生活剛過了不久，寶歷元年，白居易就接到了任命蘇州刺史的詔書，于是開始了又一任刺史的生活。在蘇州刺史任上白居易的心態(tài)依舊如前，沉醉于風月之中，但寶歷二年白居易墜馬摔傷了腳，加之眼疾復發(fā)，讓他萌生了退意，所以上書請百日假，回洛陽休養(yǎng)。在白居易回洛陽的途中，敬宗被宦官殺害，文宗繼位，文宗意圖扭轉國家風氣，把有聲望的人召回朝廷</p><p>　　寶歷二年八月三十

15、日夜夢后作 </p><p>　　塵纓忽解誠堪喜，世網重來未可知。 </p><p>　　莫忘全吳館中夢，嶺南泥雨步行時。 </p><p>　　日本學者花房英樹在專著《白居易》中敘述白居易蘇州刺史任經歷的最后引用了這首《寶歷二年八月三十日夜夢后作》，說：“他以辭職為前提，請了百日假，他在當時所寫的《寶歷二年八月三十日夜夢后作》里說：‘莫忘全吳館中夢，嶺南泥雨步行時

16、?！磯粢娏吮毁H嶺南，在雨水泥濘中行走的情景。白居易已經不會改變辭職的意志了。”花房英樹對于這首詩的解讀無疑是對的，從前兩句中，我們可以讀出白居易對遠離政治中心而喜，同時又為曾經那段夾在兩個集團之間的無奈生活會重來而擔心，所以詩的結尾兩句更像是一種警示，白居易在警示自己不要重蹈覆轍，此時辭職之心必然是無法扭轉的了。 </p><p><b>　　五、結論 </b></p>&l

17、t;p>　　從“慈恩塔下題名處，十七人中最少年”的少進士，再到自請免官的老尚書，白居易從一個壯志滿懷的少年變成一個看破官場爭斗的老人。在對白居易任杭州刺史以來的絕句研究中，我們可以清晰地看到白居易內心的起伏，從江州司馬時的得“閑”而憂到杭州刺史后的得“閑”而樂，雖然其中也有些無奈，但也都被生活的舒適沖淡了。所以說，白居易人生心態(tài)的轉折點在于“丐外”出京任杭州刺史之時，而非左遷江州之時。 </p><p>&

18、lt;b>　　參考文獻： </b></p><p>　　[1]朱金城.白居易集箋校[M].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 </p><p>　　[2]謝思煒.白居易詩集校注[M].中華書局，2006. </p><p>　　[3]朱金城.白居易年譜[M].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 </p><p>　　[4]周嘯天.唐絕句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