價值曖昧抑或目標分異——當下中國的家庭政策及其供給機制分析

1、摘 要：本文力圖對中國家庭政策中存在的價值混亂現(xiàn)象、政策供給中主體間的立場分異等問題進行分析。通過對“家庭”內部關系的區(qū)分，對法規(guī)不同屬性的確認，以及對廣義的家庭政策的供給機制的分析，說明 20 世紀 80 年代以來的家庭政策存在對縱向代際家庭和橫向婚姻關系的雙重原則。另外，在國家強化家庭責任，將家庭設置為重要的福利供給主體的制度背景下，地方政府以私法為法律框架，在市民社會權供給中多采取“家—戶”治理的策略。因此，家庭政策不僅具有家庭化

2、的功能，同時也具有 “去家庭化”的實際效能。在今年發(fā)布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典》中，國家以既有的包括婚姻法、繼承法、收養(yǎng)法等在內的家事法律為基礎，結合社會發(fā)展需要，正式頒布了“婚姻家庭”編（民法典第五編）。引人注目的是，關于協(xié)議離婚，新法規(guī)加入了“三十日冷靜期”的限制性條件。消息一經公開，立即引發(fā)社會熱議，其中不乏質疑和反對的聲音。有關“離婚冷靜期”的入法問題，自 2018 年民法典草案面世以來，歷經全國人大常委員的三次審議，其間民眾也

3、持續(xù)地表達了各種反對意見。最后出臺的正式法規(guī)對這一條的堅持，可以視為體現(xiàn)了提高離婚門檻的國家意志。但是，對于這一條看似以家庭主義為價值宗旨和以維護婚姻家庭穩(wěn)定為目標的法規(guī)的立法意圖，立法者在面向公眾所作的意義闡釋中卻語焉不詳。比如，最高法院副院長李少平在接受采訪時，將設置限制性條件的目的解釋為為了幫助人們更慎重地行使離婚權利。這種說法是以當事人可能存在的理性行為能力不足為由，對個人主義原則和家庭主義原則的價值分歧作了模糊的處理。這顯示了

4、立法主體的某種尷尬：即使有以法律手段降低離婚率的主觀意圖，卻不能或不宜旗幟鮮明地主張以限制個體離婚權的方式來申張家庭主義原則。相對于官方對維護家庭穩(wěn)定的政策目標這樣一種模糊的說明，各種反對意見則較為清晰地表達了對個體權利（離婚自由和離婚申請人免受家暴威脅的權利）和當事人具備理性選擇的行為資格的主張。一些網(wǎng)民還認為，抬高離婚門檻的新政策企業(yè)、社會對家庭的支持通過立法被制度化，內容涵蓋家庭照顧、生育/撫育/教育、養(yǎng)老等多個方面。圍繞家庭政策

5、的目標及實際功能，學界通常有與“家庭化”或“去家庭化”相關的判斷和評價。作為學術性概念，“家庭化”和“去家庭化”在國際福利政策研究領域主要被用以研究個體—家庭關系的支持效能——在政策干預下個體對家庭關系的依賴性，尤其被用以測量年輕人和女性對家庭的依賴程度（Lohmann and Zagel，2016）。區(qū)別于“家庭主義”或“去家庭主義”這樣的概念，在政策研究領域，家庭化和去家庭化的關系并不是相互對立的。對公民個體的支持和對家庭關系的支

6、持被認為是家庭政策需要保持相對平衡的兩個不同面向。不過，在實際的研究中，家庭化和去家庭化概念的運用并不局限于政策效能評價，往往還擴展到對國家、市場及社會各種力量之于個體—家庭關系的規(guī)定及影響的說明。因為在政府之外，市場和社會同樣是福利供給主體，尤其是在東亞各國，家庭本身一直扮演重要的福利供給者角色。在中國，對于人們的生活而言，廣義意義上的家庭政策具有比其他國家更為重要的地位（Burns，1983）。國家對家庭生活的干預在國際學術界常被提

7、及，如以政治動員的方式提高婦女地位，強制安排婦女參與生產勞動和限制生育等。另外，還有如居主導地位的國家市場承擔了住房等大宗公共產品的供給主體，等等（Izuharaa and Forrestb，2013）。這些都構成了影響個體—家庭關系的特殊力量。相對而言，當前中國學術界對家庭化和去家庭化概念的運用更為寬泛，除了婚姻家庭政策、福利政策等領域的研究外，這些概念還涉及對價值觀念層面的傳統(tǒng)家庭主義及新家庭主義等的討論，以及對當代中國社會史中家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