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的機會不平等與居民幸福感研究.pdf

1、經濟發(fā)展與公共政策的最終目的都在于提升國民的幸福。但是，在中國經濟深刻轉型和高速增長的過程中，中國居民的幸福感似乎并沒有同步提升，相反，還出現(xiàn)了令人擔憂的下降趨勢，這與中國30多年改革開放和經濟發(fā)展所取得的物質福利成就形成鮮明對照。當一國的人均收入上升時，國民平均幸福感卻并未同步提升，這一現(xiàn)象被稱為“Easterlin悖論”。
　　 是什么導致了中國的“Easterlin悖論”?一些學者認為：中國收入不平等是導致居民幸福感下降的

2、重要原因。但從理論研究來看，收入不平等既可能通過“隧道效應”提升幸福感，也可能通過“相對剝奪效應”損害幸福感，同時，實證研究對于澄清上述問題的貢獻也十分有限，收入不平等和居民幸福感可以呈正相關、負相關和不相關關系。
　　 本文認為，現(xiàn)有研究之所以得出不同、甚至相互對立的結論，是因為他們都從收入不平等這一“結果不平等”的角度展開研究，而相對忽視了“機會不平等”的重要性。本文致力于從機會不平等的角度來解釋中國的“Easterlin悖

3、論”。
　　 第一，本文通過回顧幸福經濟學等相關文獻，致力于回答三個重要且相互關聯(lián)的問題，即幸福感如何測量?影響幸福感的因素有哪些?幸福感指數能否作為公共政策的依據?
　　 第二，本文在中國經濟轉型的背景下，探索了中國居民幸福感的總體趨勢、群體差異和基本決定因素，本文發(fā)現(xiàn)：(1)從總體上看，中國居民的平均幸福感并不存在明顯的持續(xù)上升或下降的趨勢，而是在波動中演進；(2)較高的收入水平、女性、已婚狀態(tài)、較高的受教育程度、居

4、住農村以及黨員身份都是提高幸福感的積極因素，同時，年齡和幸福感呈顯著的U型關聯(lián)，“幸福感谷底”大概出現(xiàn)在50歲左右；(3)中國居民幸福感的微觀決定因素與其他國家基本一致，并沒有特別之處；(4)經濟增長并不能促進居民幸福感的提升，對外開放和市場化進程則對居民幸福感存在微弱的正效應，而收入差距和官員腐敗則是損害居民幸福感的顯著因素。
　　 第三，本文分析了中國收入不平等的變化趨勢，發(fā)現(xiàn)中國居民間、城鄉(xiāng)間和城鄉(xiāng)內的基尼系數都呈持續(xù)擴大

5、趨勢。本文根據Ferreira和Gignoux(2011)提出的非參數方法，測算中國的機會不平等程度，發(fā)現(xiàn)：中國的機會不平等占總體收入不平等的18.7％左右。
　　 第四，本文通過理論分析提出了4個理論假說：(1)機會不平等是導致中國居民的幸福感下降的重要因素；(2)收入不平等對中國居民的幸福感也存在負面影響；(3)收入不平等對低收入居民幸福感的負面影響更為嚴重；(4)機會不平等對社會弱勢群體幸福感的負面影響更為嚴重。這為后文的

6、實證研究奠定基礎。
　　 第五，本文從居民“主觀感知”的角度衡量了中國的機會不平等程度，并構造了“機會不平等感知指數”，致力于驗證相關理論假說。本文發(fā)現(xiàn)：(1)機會不平等對居民幸福感存在普遍的負面影響，且機會不平等對低收入者和農村居民幸福感的損害更為嚴重。(2)收入不平等對居民幸福感也存在負面影響。(3)收入水平、教育程度、城鄉(xiāng)分割與政治身份是影響居民對機會不均容忍程度的內在原因。
　　 第六，本文從“成功可控性”的角度

7、構造了三個反映社會機會不平等程度的主觀變量，致力于驗證相關理論假說。并將潛在人格特征變量納入模型，加強了結論的穩(wěn)健性。本文發(fā)現(xiàn)：(1)機會不平等對居民幸福感存在顯著的負面影響；(2)人格特征對主觀幸福感具有較強的解釋力，外向性、勤勉正直性、情緒穩(wěn)定性和開放性人格是影響幸福感的正面因素，而親和性人格則是負面因素。
　　 第七，本文利用Ferreira和Grignoux(2011)的方法，將總體收入不平等分解為“機會不平等”和“努力

8、不平等”兩個部分，致力于驗證相關理論假說。本文發(fā)現(xiàn)：(1)機會不平等對居民幸福感存在顯著的負面影響；(2)“努力不平等”對居民幸福感的影響并不顯著；(3)總體收入不平等對居民幸福感產生顯著的負面影響；(4)機會不平等對較低收入者、農村戶口持有者、非中共黨員和受教育程度較低者這些社會相對劣勢群體幸福感的損害更為嚴重。
　　 第八，本文認為：中國的財政分權制度、城市傾向的經濟制度和當前不完善的市場經濟體制是導致中國社會機會不平等的重

9、要制度根源。
　　 最后，本文根據理論和實證研究結果，從保障機會均等、完善收入分配制度、轉變經濟增長方式以及建立權力監(jiān)督的長效機制等方面提出了幸福導向的公共政策方案。
　　 總之，本文的研究對于更深入地理解收入不平等的福利性質，探索中國機會不平等的程度及制度根源，揭示中國居民幸福感的變化規(guī)律，制定幸福導向的公共政策以最終跳出中國的“Easterlin悖論”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同時，本文也為發(fā)展中國家幸福經濟學的研究做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