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五代敦煌詩歌寫本及其傳播、接受_2834.pdf

1、敦煌文獻存有近兩千首唐人詩歌，經(jīng)徐俊《敦煌詩集殘卷輯考》整理的詩歌寫本有63種。這些寫本反映了唐五代敦煌地區(qū)詩歌創(chuàng)作和流傳的大致情況，是中原文化傳遞滲透于敦煌地區(qū)民間生活的直接證據(jù)。相關學者非常重視這些詩歌寫本的價值，對其?？薄⑨屼?、輯佚頗為用力，而唐人詩歌寫本中隱含的傳抄信息關注者較少。
　　本論文選擇唐五代敦煌詩歌寫本為研究對象，從寫本學的視野下對寫本時代詩歌的傳播方式進行深入地研究，分別從寫本的特征、形制、抄寫人，敦煌詩歌寫

2、本中的詩抄和唐人別集兩種不同的輯篡方式，認識民間寫本的特征；以寫本傳播的載體、場所及傳播者三方面分析寫本傳播的具體方式和途徑；敦煌地區(qū)流傳的《李嶠雜詠詩注》、各類韻書等詩歌工具書性質(zhì)寫本顯示民間對唐詩的接受、尊重；寫本中出現(xiàn)的各類詩體和各種文藝娛樂中的詩抄，體現(xiàn)了詩歌文化滲透于敦煌民間生活之中，是唐文化被敦煌民間認可、接受的具體體現(xiàn)。
　　敦煌詩歌寫本常見卷軸、折頁裝兩種形式，寫本中隨意抄寫的情況雖普遍存在，但也隱約可見有些抄寫者

3、開始有意遵循一定的規(guī)律。寫本大多采用了詩題接抄于前詩之后，另行抄寫下首詩的唐代寫卷通用格式；寫本中的各類詩抄編纂體例未見逾越傳世本范圍；五七言詩、詩文大致分開抄寫；《珠英學士集》《瑤池新詠》《李嶠詩雜詠》等經(jīng)過文人編纂詩集更易傳播；P.t.1208、P.t.1221是唯一抄寫唐詩的藏文寫本。卷背為岑參和大歷詩人詩抄，此抄本抄寫質(zhì)量上乘，底抄本早在吐蕃統(tǒng)治前傳入敦煌，此寫本表明吐蕃統(tǒng)治時期，中原文化傳播雖受到限制，早期傳入詩歌仍被民間記憶

4、、抄寫、傳唱。
　　文人和僧侶詩集為兩大別集類寫本。嚴格意義上的唐人別集在敦煌寫本中較少。《王勃集》《陳子昂集》之題署，以高適、岑參、白居易、張祜、云辯詩為主的寫本，表明唐人別集單行本曾在敦煌流傳。岑參早期詩歌和河西紀行詩同卷出現(xiàn)，乃河磧行人因辨認路途需要，將岑參詩集回傳至敦煌。
　　敦煌多個寫本出現(xiàn)內(nèi)容相似情況，這些寫本有些為非同源抄本，表明敦煌流傳各種不同抄本；有些為同源抄本，各寫本輾轉(zhuǎn)抄寫，造就某些詩歌在民間盛傳，推動

5、了詩歌的持續(xù)傳播。
　　受抄寫工具的束縛，寫本傳播的數(shù)量難以和刻本比擬。但其傳播途徑極具特色。驛站、寺廟等人口流動處是寫本傳播的場域，題壁、習字帖、碑刻、瓷器瓶等載體是寫本傳播有效媒介。通過分析P.2492+Дⅹ.3865卷，發(fā)現(xiàn)此寫本可能傳自藍武關上驛亭中所留詩，經(jīng)人輯錄成集流傳民間，傳播到敦煌被抄寫保存。
　　寺院是唐人文化傳播的主要文化場所。寫本記載有敦煌僧侶、使節(jié)與內(nèi)地的文化互動。敦煌高僧悟真與歸義軍使節(jié)李琬抄錄內(nèi)地

6、高僧酬贈、送別詩作，在敦煌盛傳，分別被P.3720、P.3886、S.4654卷和P.3676卷傳抄，是僧侶使節(jié)傳播詩歌的直接證據(jù)。S.5648是寺院雜寫本，吳僧政是抄寫人之一，此卷《道情詩》是說唱者執(zhí)大拍板表演唱詞，被觀看人記錄在寫本。唐代寺院進行的各類說唱韻文表演帶動了詩歌的傳抄和流傳。
　　敦煌幕府各級官吏是寫本傳播和保存重要的群體，中央秘書省的校書郎、正字等官吏極可能在括書使命中獲得民間寫本，持有各類寫本的官吏也因到河西等

7、地任幕僚，將個人收藏本攜帶到民間。幕僚間相互抄閱，使一些上乘寫本在民間流傳。分析P.3862卷和P.2567、P.2552卷集中出現(xiàn)的高適詩，可能是抄自高適河西同僚間傳抄的寫本。以敦煌為中心的河西，是唐代人口遷徙主要地區(qū)，各種人口流動，帶動詩歌傳播。
　　唐詩經(jīng)各種途徑傳入敦煌，民間社會對詩歌的認同、接受是孕育詩歌文化發(fā)展的土壤。吐蕃統(tǒng)治敦煌后，民間詩歌被迫走向了自我發(fā)展的道路，內(nèi)地傳入詩歌數(shù)量逐漸減少，敦煌詩人和當?shù)卦姼璐罅砍霈F(xiàn)

8、于寫本，敦煌詩人所作詩歌絕大多數(shù)為律詩，證實民間詩人已嫻熟掌握律詩的創(chuàng)作，律詩學習和寫作完全成熟?！独顛婋s詠》注本、各類韻書及寫本中大量出現(xiàn)抄寫在儒家經(jīng)典、書儀、詩賦背后的學郎題記，表明詩歌學習是敦煌學校教育中的主要內(nèi)容之一，學郎是詩歌寫本重要的抄寫者。
　　唐代民間宴飲、游藝等社會生活無不滲透著詩意，敦煌寫本出現(xiàn)了劉希夷《洛陽篇》、劉長卿《酒賦》等唐人七言歌行體的多個卷本，此類詩歌在敦煌廣為流傳，是唐人宴飲等文化生活的需要，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