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晉士族人生觀研究.pdf

1、士族作為中國歷史上一個特殊的群體,就其存在的時間——我指的是高門大族,或者說是門閥世族——嚴格意義上而言是從東漢末年到東晉末。期間他們作為左右朝政、引領時望的中堅力量,煽動玄風,鄙棄儒學,旁研佛理凡此等等,可謂影響深遠?？偟亩?政治上隨著大一統(tǒng)帝國的分崩離析,進入到諸國紛爭的境地,社會動蕩不安;而思想上隨著儒家學說的式微,道家及佛家思想的流布,魏晉士族作為政治與社會的主體,扭轉了之前處于獨尊地位的傳統(tǒng)的儒家的人生信條與道德準則,舍儒入

2、道、入佛,形成了流風澆漓、道德不一的習俗。究其本質,是導源于其人生觀的改變。換句話說,儒家所奉行的“內修身齊家”,“外治國平天下”的處世理想已為士族所拋卻,人生在世,既不為蒼生、社稷著想,而妄圖保全性命于亂世,則勢必求一己之安憩,而置名節(jié)于不顧。這于士族的生活方式及其人生態(tài)度可見一斑。即以其所追求的至高人格而言,則“內圣外王”之儒家理想顯非所慕。而彼輩恣情山水,虛求高蹈,固然一時為人所稱羨,究其本底,要亦非治世之道,處世之宜,故彼輩不能

3、有國家而無個人,舍性命而為蒼生。
　　在此人生觀之指導下,士族所矚目之范圍,自不超過享樂、求榮之畛域.故魏晉之際,士族之社會責任殊寡,個人品行亦多不可稱。就大群體而言,此乃是其消極之處,然其間受此人生觀之影響,由此而溢出于外者,亦有數(shù)點為后人所稱道不已。其一即是個體自我之發(fā)現(xiàn),較之于儒家重名分,只求其作為義務的履行之角色,有絕大之意義。即我是我,而非所謂“子”、“父”、“君”、“臣”之類倫理的界定。個體之自然意義凸顯,而其社會意義

4、則頗有遺落。其二即是促進三教學說之初步交融互動,打破了獨尊一面的儒家地位,開啟了后世三教論衡的局面,儒釋道各從彼此去其所長,補其所短,固然各守其最后之門限,要亦兼采所益,求為自用。一言以蔽之,魏晉之際士族人生觀之改變,乃是于大我中求一己之解放。無論其由此附隨之影響,其本旨即在此。然,此解放乃是借重士族之手,由道反儒,依道家之思想而求士族本階層之一己之解放,眾生不與焉。倘若觀之于有明一代,其時之趨向亦是求一己之解放。只無非明代之途徑,乃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