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和下西洋中的“軟權力”因素探析

1、<p>　　鄭和下西洋中的“軟權力”因素探析</p><p>　　摘 要：20世紀80年代，美國學者約瑟夫?奈提出了軟權力概念，認為軟權力是一種運用非強制手段的柔性力量。通過比較研究，我們認為軟權力的定義也可以定義為：一國的文化、價值觀念、社會制度和發(fā)展模式的國際影響力和感召力，其最高目標是實現(xiàn)本國文化、價值觀念、社會制度和發(fā)展模式在國際社會中的主體化，最大限度地發(fā)揮國家的國際影響力。鄭和航海是中國歷史

2、上乃至人類社會發(fā)展史上具有劃時代意義的壯舉。鄭和的七下西洋，是古代中國運用軟權力的突出典范，處處可以見到軟權力的蹤影。 </p><p>　　關鍵詞：鄭和；軟權力；要素；探析 </p><p>　　中圖分類號：C3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673-291X（2015）14-0280-02 </p><p>　　20世紀80年代，美國學者約瑟夫?奈提出了軟權力概念

3、，認為軟權力是一種運用非強制手段的柔性力量。此后，學術界大多從國家間關系的角度論述軟權力。但從國家層面角度探討軟權力，考察600多年前偉大的明朝航海家鄭和七下西洋，它是古代中國運用軟權力的突出典范，處處可以見到軟權力的蹤影。本文試從“軟權力”這一角度對鄭和下西洋的成功因素進行研究探討，以求教于識者。 </p><p>　　一、國際關系理論中關于“軟權力”的闡釋及主要構成要素 </p><p&g

4、t;　　1990年約瑟夫?奈在他出版的《美國定能領導世界嗎？》一書和《軟權力》一文中首先提出了“軟權力”的概念。“軟實力是指在國際事務中通過吸引力，而不是通過強制來實現(xiàn)所期望的目標和結果的能力?！盵1]他將“軟權力”界定為包括三個方面的要素：“價值標準，尤其是西方的自由、民主和人權；市場經濟，特別是市場經濟體制，西方文明，文化和宗教等的影響?！?筆者在本文中比較認可軟權力的定義為：一國的文化、價值觀念、社會制度和發(fā)展模式的國際影響力和感

5、召力，其最高目標是實現(xiàn)本國文化、價值觀念、社會制度和發(fā)展模式在國際社會中的主體化，最大限度地發(fā)揮國家的國際影響力[2]。 </p><p>　　我國一些學者也較早開始了對軟權力的研究，盡管當時還沒有出現(xiàn)評論我國崛起的熱潮――主要有黃碩風、王滬寧、龐中英、張驥和花建等人[3]。例如王滬寧在 1993年發(fā)表了《作為國家實力的文化：軟權力 》這篇文章。在該文中他第一次詳細介紹和論述了約瑟夫?奈的“軟權力”概念，具體分析

6、了組成軟權力的各個因素以及軟權力與硬權力之間的差異。他認為：“把文化看作一種軟權力，是當今國際政治中的嶄新概念。人們已經把政治體系、民族士氣、民族文化、經濟體制、歷史發(fā)展、科學技術、意識形態(tài)等因素看作是構成國家權力的屬性，實際上這些因素的發(fā)散性力量正使軟權力具有國際關系中的權力屬性?？偟能洐嗔B(tài)勢對誰有利，誰在國際社會中就占據有利地位；目前影響國際‘軟權力’勢能的因素是工業(yè)主義、民主主義、民族主義。軟權力的力量來自擴散性，只有當一種文化

7、廣泛傳播時，軟權力才會產生強大的力量?！盵4] </p><p>　　綜合約瑟夫?奈等東西方學者們關于“軟權力”的觀點，可以看出，盡管以上關于軟權力構成的論述有些不同，但是主要內容具有相似性，特別是強調文化、制度、價值觀等方面的重要性。本文試將“軟權力”的主要構成要素概括為以下幾個方面： </p><p>　　1.政治力。政治力即政治能力，它是指一個國家政治要素的整體合力，其特征具有能動性

8、、綜合性、動態(tài)性、強制性等。國家政治力包含了國內和國際兩個方面的內容。前者主要是對內的能力，屬于執(zhí)政能力的范疇；后者是對外的能力，屬于外交的一部分。政治力是綜合國力中的重要方面，并對其他方面有直接的影響。政治力的大小強弱是衡量國家政治生活水平的重要標尺，也是一個國家軟實力建設的主要內容。隨著經濟全球化的深入發(fā)展，國內政治發(fā)展與國際政治環(huán)境是緊密聯(lián)系在一起的，非國家行為主體之間跨國互動關系的發(fā)展，催生了日益頻繁的的跨國政治，國內政治發(fā)展與

9、國際政治之間的界限也越來越模糊。 </p><p>　　2.文化力。作為軟實力的重要組成部分，文化力是指在經濟活動中產生和蘊涵的、推動經濟文化緊密結合和協(xié)調發(fā)展的、以人為主體并通過人的活動所體現(xiàn)出來的精神力與物質力的綜合結合力[5]。文化看不見，但卻是無處不在，時刻在左右著人們的行為。事實一再證明，強大的文化是民族賴以生存并取得國際競爭力的幕后驅動力。文化是軟實力的重要來源，但是并非所有文化都可以轉化為軟實力，它

10、必須滿足以下條件：文化的傳播能同化他人的觀念和思維方式；他人觀念的同化有助于本國目標（所推行的政策或所主張的規(guī)范、制度）的實現(xiàn)；在通過文化同化實現(xiàn)本國目標的過程中，國家的控制力得到增強[6]。 </p><p>　　3.科技力。作為一只無形的手，科技力在國家實力中發(fā)揮著重要的提升作用。在冷戰(zhàn)后，國家利益的實現(xiàn)越來越需要這種“軟權力” 的支撐。托夫勒指出，在支撐權力的支柱――暴力、財富、知識之中，知識產生高質量的權

11、力。掌握知識經濟的核心即信息的生產和傳播的國家對于國際社會的局勢已經產生越來越大的影響。此外，冷戰(zhàn)后軍事安全的科技含量也愈發(fā)提高，軍事力量的對比其實就是科技力量的競爭。知識發(fā)展的一個體現(xiàn)是信息技術的進步，傳播自由信息的技術增加了世界政治中說服的潛力。 </p><p>　　4.經濟力。通常意義上說，經濟力屬于硬權力。但硬權力與軟權力之間確實有一個難以分清的地帶。正如美國學者布蘭德利?沃麥克所疑惑的，“軟實力是否確

12、實是一個從硬實力中分離出來的現(xiàn)象，也許它不過是硬實力的光暈，是劍上微光。”[3]約瑟夫?奈也對軟實力與硬實力之間的關系做過這樣的闡述：“軟實力和硬實力之間往往存在很多共通之處。例如，經濟力量就可以轉化為軟硬兩種實力；當你采取經濟制裁這種強硬手段時，它就表現(xiàn)為硬實力；而當你利用手中的財富吸引他人時，它又變成了軟實力。同樣，軍事力量在某些情況下也可以表現(xiàn)為軟實力，比如維和部隊在執(zhí)行一些任務時體現(xiàn)出來的人道主義和敬業(yè)精神或者在抗擊自然災害時的

13、軍民合作所表現(xiàn)出來的團結互助精神?！盵1]本文認為，國家經濟力量中的軟實力主要是指一國的經濟發(fā)展模式。任何能夠解放生產力、促進經濟繁榮和不斷改善人民生活的經濟發(fā)展模式，都會對別國尤其是那些發(fā)展中國家產生吸引力。 　　5.外交力。外交力是一個國家占有一定的外交資源，運用外交能力轉化、配置外交資源，通過外交構想力提出富有成效的外交戰(zhàn)略，結合外交意志，形成解決特定問題的外交力量。民主的決策、合理的國家發(fā)展戰(zhàn)略可以使一個</p>

14、<p>　　二、鄭和下西洋中“軟權力”主要構成要素的分析 </p><p>　　軟權力理論這一完整的概念雖然是由約瑟夫?奈在當代提出的，但是，在中國古代的對外關系中，在運用軟權力方面已經有了很多實際成果。而最能表現(xiàn)古代中國這種依照王道思想，運用柔性力量，體現(xiàn)和平外交觀的事例就是鄭和下西洋。 </p><p>　　鄭和航海是中國歷史上乃至人類社會發(fā)展史上具有劃時代意義的壯舉。明永

15、樂（1403―1424）、宣德（1426―1435）時期，明成祖以及明宣宗先后七次派遣鄭和率領二三萬人之眾的龐大船隊，到東南亞以及印度洋周圍的國家進行訪問，最遠處包括阿拉伯半島和東非地區(qū)，直接促進了中國與這些國家的經濟往來與文化交流。從國際關系理論角度來看，要搞清楚鄭和下西洋中“軟權力”要素的運用，首先得弄清楚動機，也就是說鄭和為什么要下西洋？ </p><p>　　1.鄭和下西洋的歷史背景 </p>

16、<p>　　明太祖朱元璋在建國后，經過二十余年努力，農業(yè)、手工業(yè)和商業(yè)得到了快速發(fā)展，經濟開始復蘇，并逐步發(fā)展成為農業(yè)經濟、城鄉(xiāng)手工業(yè)經濟、商業(yè)經濟相結合的三元經濟結構體。其主要特征表現(xiàn)為農業(yè)產出增長較快，城鎮(zhèn)手工業(yè)明顯聚集，商業(yè)日趨繁榮。明成祖朱棣即位后，繼續(xù)奉行明太祖朱元璋所制定的休養(yǎng)生息政策和懷柔政策，創(chuàng)造了國內數倍于往時的盛大國力。同時，明太祖為了構建新帝制下的經濟、政治、軍事、外交國家運行體制，通過頻繁的削藩、封

17、爵等措施，削弱政權中不穩(wěn)定因素，也起到了穩(wěn)定社會的作用。 </p><p>　　從對外政策來說，明太祖朱元璋在加強對北方宿敵蒙古嚴加防范的同時，又根據歷史經驗，制定了與海外各國和平交往的方針。朱元璋還曾多次強調和平外交政策的重大意義，并將自己的和平外交思想記入“皇明祖訓”中，作為后代子孫的重要治國原則。這一系列和平政策奠定了以后明統(tǒng)治者處理海外各國關系的基本思想，它所產生的積極作用為后來歷史所證明[7]。 <

18、;/p><p>　　2.鄭和下西洋中“軟權力”要素的運用 </p><p>　　第一，從鄭和下西洋的最重要的政治目的來看，就是恢復、鞏固、擴大宗藩體系形成“四夷賓服” 、“萬國來朝”的宏偉局面，揚我大明國威。宗藩體系是一種政治從屬關系，它以經濟上的朝貢貿易關系和禮儀上的“冊封”朝貢國君主為表現(xiàn)形式。為了達到這一目的，鄭和所到各國以后，第一件事便是宣傳朱棣的皇帝詔書。向各國宣諭：明朝皇帝是奉天乘

19、命的上邦大國之君，是奉“天命天君”的旨意來管理天下的，各國之間不可以眾欺寡，以強凌弱，要共享天下太平之福。如果奉召前來朝貢，則禮尚往來，一律從優(yōu)賞賜。此項目的也基本上達到了，出現(xiàn)了西洋數十國爭相朝貢的天朝盛世，這大大滿足了明朝皇帝的虛榮心，無疑也將大明朝的聲威遠播海內外。 </p><p>　　第二，從鄭和下西洋傳播中華文明的目的來看，朱棣派遣鄭和下西洋肩負了“宣教化于海外諸番國，導以禮儀，變其夷習”的使命。中華

20、文化造成了中國人崇尚文明，愛好和平的傳統(tǒng)。明朝有著強大的軍隊和廣袤的國土，但并不想征伐周邊國家。明朝自開國起就把朝鮮、日本、安南、蘇門答臘等都列入不征伐的國家，與這些國家保持友好關系。中國沒有對這些國家實行后來西方殖民者所實行的殘酷的殖民統(tǒng)治。鄭和下西洋傳播中華文明的內容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中華禮儀和儒家思想、歷法和度量衡制度、農業(yè)技術、制造技術、建筑雕刻技術、醫(yī)術、航海造船技術等。當時東南亞、南亞、非洲一些國家和地區(qū)社會發(fā)展比較落后，

21、非常向往中華文明，鄭和出色地將這些中華文明遠播海外，在中外文化交流史上書寫下了新的篇章。 </p><p>　　第三，鄭和下西洋充分體現(xiàn)了“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的作用。明代的鄭和七下西洋，更是將中國的造船與航海技術推向了一個新的高峰。與半個多世紀之后哥倫布等人的冒險事業(yè)相比，當時中國造船、航海技術的先進性更為突出。這表現(xiàn)在鄭和先后7次奉詔出使西洋率領的船隊，是15世紀規(guī)模最大的遠洋船隊。其船員每次都有 27 0

22、00 人左右。船舶龐大，每次都有大、小海船200余艘，充任中堅力量的是大型海船“寶船”，“寶船共六十三號，大船長四十四丈四尺，闊十八丈；中船長三十七丈，闊一十五丈”[8]，即長130―150米，寬50―60米不等，“體勢巍然，巨無與敵”[9]。除寶船外，還有馬船（快船）、糧船、坐船、戰(zhàn)船、水船等種類的船舶，是一支結構精良、種類齊全的特混船隊。其他三個方面，《鄭和航海圖》、天文航海技術和地文航海技術也是當時世界上最先進的科學技術。如《鄭和

23、航海圖》記載了530多個地點名，其中域外有300余個，最遠達東非，標出了船隊航線上的城市、島嶼、灘、礁、航海標志和航路等，實用性勝過西方最早的《波特蘭海圖》。鄭和艦隊還應用了最先進的航海天文定位技術，運用了羅盤、計程計、測深儀等航海儀器，船隊航線達56條。</p><p>　　第四，從明朝經濟力量中的軟實力來看，明朝的經濟繁榮對海外各國是一種巨大的吸引力。明末清初雖然開始有資本主義經濟萌芽，但明朝經濟發(fā)展主要是農

24、業(yè)經濟模式。手工業(yè)中的絲織品和制造業(yè)中的瓷器等，早就在亞非各國享有盛譽。鄭和下西洋之前，中國與東南亞、印度等地的貿易建立在“朝貢貿易”上面，朝貢貿易是指海外諸國與明政府間進行的以朝貢為名的有限制的貿易，這種貿易是中國中央與地方以及中國與別的國家形成的一種相互的貿易體系，是以朝貢一回贈為主要方式進行商業(yè)貿易的行為方式。對明朝政府來說，這種朝貢貿易與其說是貿易，不如說是“撫御四夷”、顯示皇威的手段。既然貿易是服務于政治的，很顯然，這種貿易的

25、政治意義要遠遠大于其經濟和商業(yè)價值。明朝以中央帝國的心態(tài)來處理與周邊的關系，它充分體現(xiàn)明王朝的尊嚴與高高在上，體現(xiàn)明王朝當時在國際關系中的高姿態(tài)與高地位[10]。朱棣取消“海禁政策”，派遣鄭和出使西洋，表明中國愿意恢復同海外各國的正常貿易。鄭和下西洋的船隊，載運許多中國的陶瓷、絲綢、錢幣等貨品到海外。海外各國也認為，跟中國納貢稱臣，進行貿易，建立友好關系，是有利可圖的事。 　　第五，從鄭和下西洋的外交目的來看，“洪武</p>

26、;<p>　　鄭和七下西洋中，沒有占領任何一個國家或城池，沒有對他們到達的任何地方聲稱擁有主權以夸耀自己的“發(fā)現(xiàn)”，這與后來西方殖民者的海上擴張成鮮明的對比。鄭和除了對付海盜，從來沒有主動使用武力，更從來沒有用武力來改變一個國家的現(xiàn)狀。就此而言，鄭和船隊完全是典型的和平之師、友好使者。他們每到達一地，即賜各國國王誥命銀印，賜國王及各級官員冠服和其他禮物，表示愿意和那些國家建立和發(fā)展友好的關系。 在有些地方還樹碑以示友好，如

27、永樂七年（1409年），鄭和在錫蘭以金銀供器、彩?、織金寶幡布施佛寺，并建立石碑，碑上刻有中文、泰米爾文和波斯文三種文字?？梢钥闯觯嵑驮谄呦挛餮笾谐洚數氖敲鞔y(tǒng)治者對外政策的和平使者。 </p><p><b>　　參考文獻： </b></p><p>　　[1] 倪世雄.當代西方國際關系理論[M].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1. </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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