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華洋商事糾紛之研究.pdf

1、公行制度時期的中外“行欠”糾紛,構成了前近代華洋商事糾紛最主要的原初形態(tài)。但清政府預防和解決“行欠”糾紛的措施,卻明顯滑向了一個“外交化”的實踐誤區(qū)。五口通商之后,隨著西商東漸,華洋商事糾紛的復雜化,有著這樣二層重要原因:其一為洋商的各種肇訟行為,其二是部分華商的“洋化”趨向。前者誘發(fā)了更多的華洋商事糾紛,后者則擴大了華洋商事糾紛和訴訟的范圍。再者,在解決商事糾紛的訴求方式的選擇中,洋商表現(xiàn)出一個“健訟”的法律品格,而華商則處處隱透著一

2、種極強的“畏訟”色彩。從糾紛形態(tài)來考察,晚清的華洋商事糾紛早期主要是圍繞著外貿行為而產生的商事交易、商欠等糾紛,到后來,則出現(xiàn)了票據類、海商類、知識產權類、保險類、合股類等新的糾紛形態(tài)。晚清官方權力架構內的華洋商事糾紛解決范式主要有以下幾種:“交涉型”理案、上海租界會審公廨理案模式、中俄“司牙孜”會審制度、清末各級審判廳理案和西方在華司法機構對華洋商事訴訟的審理。交涉型理案表明,晚清時期的華洋商事糾紛和訴訟,始終未能擺脫一種“外交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