廣州地區(qū)人群癔球癥癥狀流行病學的調查研究.pdf

1、研究背景和目的：
　　癔球癥癥狀為咽喉部有哽咽感、局部發(fā)緊感或食團滯留感。病人主訴常將異物感的描述為位于甲狀軟骨和胸骨柄凹之間的中線部位，少數感覺位于中線旁。癔球感，即一種特異物體滯留的感覺、粘液堆聚的感覺、被束縛的感覺甚至窒息感，呈非疼痛性，進食?？删徑獍Y狀，常呈發(fā)作性。這種癥狀在耳鼻喉門診病人中常見，對病人生存質量、心理狀態(tài)產生一定影響。
　　各類功能性胃腸病之間往往有著類似的發(fā)病機制及誘發(fā)或加重的相關因素。普遍認為，F

2、GIDs病人多見有異常消化系統(tǒng)感覺傳入功能。這種情況是對腔內擴張或者其他一些刺激改變了敏感性，從而導致對內臟器官選擇性影響。功能性胃腸病病理生理學機理包括內臟高敏感性。相應于受累器官的不同，便組成了常見的FGIDs癥狀的基礎，比如咽部異物感、腹部不適、胸痛、排便緊迫感、脹氣等。而有些癥狀比如腹瀉和便秘與胃腸動力異常（動力改變）一致，涵蓋了緊張性、順應性、收縮活動和消化系統(tǒng)各部傳輸的變化。這些內臟高敏感和（或）腸道動力障礙涉及了外周和中樞

3、部位。此外易患因素有遺傳和早期生活經歷；觸發(fā)因素有心理應激、腸道炎癥等。目前對于各種因素作用并不清楚。尤其是功能性食管疾病癔球癥，因其良性過程和研究基金的主管部門太少優(yōu)先地考慮對此病研究，其流行病學方面資料太少，且發(fā)病機理、發(fā)病因素（如心理、精神因素）存在不少爭議。
　　因此，本研究以“是否曾發(fā)生癔球癥癥狀”為主要指標，通過分析廣州市中心城區(qū)和農村社區(qū)人群的癔球癥癥狀發(fā)病學及其伴發(fā)的焦慮抑郁因素，旨在首次闡明國人人群癔球癥癥狀的患

4、病率、心理學特征、城鄉(xiāng)差異，并評估其對患者生存質量的影響，為將來此病的防治提供科學依據，提高臨床醫(yī)生對癔球癥癥狀的認識和診療水平。
　　方法：
　　本研究采用多中心、面訪問卷調查設計。2015年1-3月期間對廣州地區(qū)人群采用分層、整群抽樣方法，對廣州市遠景街道和南沙村鎮(zhèn)人口中18歲以上的長住居民進行面訪式問卷調查，問卷包括內容包括（1）一般情況：年齡、性別、職業(yè)、身高、體重、出生于生活所在地等；（2）相關癥狀、嚴重程度、持續(xù)

5、或發(fā)作時間等，癔球癥癥狀評分量表（GETS）；（3）相關危險因素調查，包括飲食習慣、生活習性、工作學習方式的調查，焦慮抑郁量表，睡眠質量評估、既往史、家族史等的調查，Zung焦慮/抑郁自評量表（ZungSelf-RatingAnxiety/DepressionScale，ZSAS/ZSDS）、匹茲堡睡眠質量指數量表（PittsburghSleepQualityIndex，PSQI)；（4）生存質量的調查（SF-36）。
　　結果：

6、
　　抽樣調查廣州地區(qū)人群3006名，符合的癔球癥癥狀的終生患病率為21.46％。
　　一、癥狀特征：本調查顯示癔球癥癥狀嚴重程度不等，GETS評分范圍為1-37分，平均評分為7.80±1.09分。
　　1、地區(qū)分布：廣州地區(qū)城鄉(xiāng)癔球癥的總患病率為21.46%(645/3006),城區(qū)癔球癥的患病率為26.41%(398/1507),農村癔球癥的發(fā)生率為16.48%（247/1499),城區(qū)癔球癥的患病率顯著高于農村，

7、且差異有統(tǒng)計學意義（x2=43.99,P=0.001)。
　　2、性別分布:癔球癥男性患病率為20.05%（280/1396),女性患病率為22.67%（365/1610)，女性患病率稍高于男性，但差異無統(tǒng)計學意義（x2=3.030，P=0.082）。
　　3、心理學特征：癔球癥患者伴發(fā)焦慮、抑郁、睡眠障礙的比例較高，分別為39.84%（257/645)、29.14%(188/645)、23.72%(153/645)；城市癔

8、球癥患者焦慮、抑郁癥狀的發(fā)生率高于農村癔球癥，且差異有統(tǒng)計學意義（43.72%vs33.60%，x2=6.51，P=0.011；32.16%vs24.29%，x2=4.57，P=0.033)；城市癔球癥患者的焦慮評分顯著高于農村患者的焦慮評分（34.62±7.56vs30.46±5.90,t=3.83,P=0.001)，城市癔球癥患者的抑郁評分顯著高于農村患者的評分抑郁評分（32.01±8.72vs29.66±6.43,t=5.22，P

9、=0.001），且差異均有統(tǒng)計學意義.
　　4、睡眠質量:城市癔球癥患者PSQI評分為6.53±2.69，農村癔球癥患者的PSQI評分4.59±1.75，城市略高于農村，但差異無統(tǒng)計學意義(t=1.32，P=0.186)；但城市癔球癥患者睡眠障礙的發(fā)生率顯著高于農村癔球癥患者（26.88%vs18.62%,x2=5.75，P=0.017）,且差異有統(tǒng)計學意義。
　　5、健康狀態(tài)（SF-36）：除“生理機能”一項外，其他維度的

10、得分，有癔球感者均低于不患有癔球感者（P<0.05）。
　　二、癔球癥患者焦慮抑郁癥狀與癔球癥癥狀嚴重程度間的關系
　　癔球癥患者癥狀評分(GETS)與SAS焦慮評分(r=0.234，P=0.002）、SDS抑郁評分（r=0.258,P=0.001）呈正相關。
　　結論：
　　癔球癥在廣州社區(qū)人群中并不少見，多伴有焦慮抑郁癥狀及睡眠障礙，廣州市人群癔球癥患者健康相關生存質量明顯下降，且其患病率及伴發(fā)精神心理特征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