盜竊罪定罪量刑標準質疑及重構.pdf

1、盜竊罪在我國是最常發(fā)生的案件類型之一，其定罪量刑標準在我國刑法和司法解釋中均有所體現，本文以實踐中發(fā)生的天價葡萄案與高價手機案為例，引出我國盜竊罪定罪量刑標準在實踐中存在的問題，一是過分重視數額在定罪量刑中的作用，導致刑罰處罰的范圍及力度的不合理，二是忽視其他情節(jié)在定罪量刑中的作用，導致被告人與群眾對判決難以信服。這些實踐中問題的存在與我國古代以數額作為唯一定罪量刑標準的傳統習慣有很大的關系，同時，盡管我國立法及司法解釋中規(guī)定了相關的情

2、節(jié)，但也存在一些法律適用沖突和不規(guī)范的問題，在實踐中更多的表現為過分重視數額的作用，這樣的定罪量刑標準存在很多弊端，不利于罪刑均衡、刑罰個別化、個別公正及刑罰目的的實現，不利于限制法官自由裁量權，也違反了刑法的謙抑性，浪費了司法資源。 大陸法系國家在盜竊罪的定罪量刑標準方面存在以下幾種情況，一是概括性的規(guī)定犯罪數額，將數額大小作為選擇不同審判方式的依據，通過規(guī)一般與加重情節(jié)對行為人量刑，如德國；二是不明確規(guī)定盜竊數額，而是規(guī)定親

3、告罪、加重情節(jié)等，但在定罪量刑時考慮被盜財物的價值，直接或間接影響定罪量刑，如日本、意大利。 通過以上對我國現行盜竊罪定罪量刑標準立法、司法的分析，同時借鑒大陸法系其他國家的經驗，我們應當建立一個較為完善，能夠充分尊重犯罪人的人權、實現刑罰目的的標準。首先數額作為財產類犯罪社會危害性的重要衡量標準，其重要性是不可替代的，但不能作為唯一標準，罪行均衡的刑法基本原則要求所判刑罰要與其社會危害性和人身危險性相適應，這也是符合刑法預防犯

4、罪的要求。這就要求我們在判斷盜竊行為的社會危害性時，既要考慮數額的客觀危害，也要考慮行為人的主觀惡性，包括行為人的目的、手段及對犯罪結果的認識能力等方面。基于刑罰教育、改造犯罪人的任務，對犯罪人確定刑罰時還要考慮其人格因素，將人格引入刑法可以提高刑法的正義性和效益，實現刑罰個別化，在盜竊罪中把握人格就要綜合考察犯罪前、犯罪中、犯罪后等多方面的人格特征，但是人格畢竟是一個較為抽象的內容，實踐中操作有一定的困難，我們可以借鑒國外的經驗，通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