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服從的形而上難題——以二戰(zhàn)“告密者”案為例.pdf

1、對于“告密者”的審判已經(jīng)過去了六十年了,但關于它的爭議卻一直沒有停息過。六十年前,法官們在案件的審理中面對作為“告密者”的辯解時,更多地是站在“法律和道德”的高度進行駁斥。正是因為法院所作出的這種定調(diào)式的判決,導致多年來社會輿論和學者們對于“告密者”這個案例的解讀都是圍繞著“法律和道德”的關系展開。然而,如果這個案件的討論僅限于這一個范圍,且不說在“不道德的法律是否可以作為法律”這個問題上學界無法獲得一致的共識,就是從服從惡法就將受到懲

2、罰這一觀點出發(fā)來看待“告密者”這個案例也會帶來很大的爭議。鑒于此,本文試圖通過另一個視角,即對那名婦女服從法律的選擇過程做一個放大化的理性剖析來尋找解決問題的答案。
　　在第一個場景中,從效果論和動機論兩個角度對于那名婦女的行為進行分析,從而證明她之所以服從了法律但卻還要承擔責任,并不是因為她服從了納粹的法律,而是因為她的行為在道德上存在著瑕疵。這種瑕疵使她的行為背負上的道義責任,不管是在二戰(zhàn)結束之后,各國開始清算納粹德國的背景下

3、,還是在歷史上的任何時刻,都是不可免除的。由此可見,六十年前德國法院對于“告密者”這個案件的判決所采用的依據(jù)確實存在著問題,因為當那名婦女為了一己的私欲而利用法律來除掉她的丈夫時,她對于法律的服從實質(zhì)上是把法律當作實現(xiàn)自身不道德目的的工具。在這個意義上來說,那名婦女服從法律而要受到懲罰并不是一個形而上的困境,不是一個關于“惡法是否為法”的爭論,相反地,她的境遇僅僅只是一個形而下的問題,純粹的不道德的問題。正是因為這種“借刀殺人”的服從,

4、使她終將接受道德的懲罰。
　　在第二個場景中,那名婦女并沒有情夫,也不是出于其他不正當?shù)睦婵剂?而是僅僅因為害怕不服從納粹的法律將可能給自己帶來不利后果。在這樣的情況之下,迫于無奈告發(fā)了她的丈夫。那名婦女所遇到的情況很多人都曾遇到,同樣地,許多人在行為時也存在著和那名婦女一樣的矛盾的心理狀態(tài)。這種矛盾的心理狀態(tài)正是哲人和普通人對待真理與生命兩者關系的不同態(tài)度的真實反映。通過對這兩種不同態(tài)度的分析和比較,以及對行為者屈從于惡法而產(chǎn)

5、生的嚴重后果的展示,可以得出結論:那名婦女雖然是迫于納粹法律的高壓而告發(fā)了她的丈夫,但這并不能作為她免除其行為所產(chǎn)生的道義責任的理由。當然,我們不能完全希冀世人都可以做到哲人們所期待的——為了理想慷慨赴死,這在某種程度上是一個不可能實現(xiàn)的美好理想。在界定一個普通人在迫于無奈的情況下違反自己的良心,做出服從于不義的法律的行為的責任時,應當做出一個折衷的處理。所以,在這種角度上說,那名婦女所要背負的責任卻是一個可以折衷的責任。
　　在

6、第三個場景中,那名婦女的出發(fā)點更加的單純,她告發(fā)她的丈夫的原因僅僅是一種出于對國家和領袖的熱愛,出于對納粹法律的尊重的心情。但這種服從是一種道德上的困境,一種在瘋狂的狀態(tài)下所做出的服從。為何她會陷入這種瘋狂之中?原因就在于當權者在準確把握普通民眾心理的基礎上誘導民眾,制造民眾之間的道德隔膜,從而使普通民眾成為集團犯罪的幫兇。然而,在這樣的全民性犯罪后,信仰上的困境并不能作為那名婦女推卸自己相當承擔責任的理由。她幻想著實現(xiàn)了理智世界與自然

7、世界的完美統(tǒng)一,但是她所認知的理智世界中的理性其實只是一種自然世界中感性的集合體。在這種集體感性意識的影響下,她在服從法律時沒有真正地運用理智世界中的理性捫心自問,從而帶來了可怕的結果。她所要承擔的不僅是一種道德上的責任,更是一種形而上的責任。
　　如果我們把現(xiàn)世劃分了兩個世界,即感性的自然世界與自由的理智世界,那么人作為既有理性追求又有感性需要的存在者,就很自然地處于理智世界與自然世界這兩者的張力之中。面對這兩種張力給我們所帶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