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體外暴污模式的多種典型污染物生物毒性效應研究.pdf

1、化學污染物的存在給生物體和生態(tài)環(huán)境的健康發(fā)展造成了巨大的壓力，其經生物體吸收后可產生不同程度的毒性效應。環(huán)境中的污染物數量龐大、種類繁雜，并且每年還有很多新化合物不斷流入環(huán)境中，對這些化合物的生物毒性效應進行快速檢測和監(jiān)測是十分必要的。因此本文采用一種體外急性暴污模式，研究了4種金屬離子和4種溴代阻燃劑對羅非魚離體肝臟抗氧化系統(tǒng)的影響，并探討抗氧系統(tǒng)相關指標成為生物標志物的可能性;同時，應用彗星實驗檢測了金屬離子、合成色素、溴酸鹽等多個

2、典型污染物對THP-1細胞的單一/復合DNA損傷毒性效應，研究其體外遺傳毒性效應，具體研究工作如下:
　　(1)對抗氧化系統(tǒng)中3個指標（GSH、GST和SOD）檢測方法進行了優(yōu)化，將其與微孔板檢測系統(tǒng)結合，獲得了簡單、快速、靈敏的檢測方法，并大大提高了樣品檢測數量。將優(yōu)化方法成功用于四種重金屬離子和四種溴代阻燃劑對羅非魚離體肝臟抗氧化系統(tǒng)影響的檢測。結果表明，GSH對重金屬暴污響應靈敏，GSH響應隨金屬暴污濃度升高先升高后下降，呈

3、“鐘型”趨勢，GST活性則隨金屬暴污濃度升高不斷下降，且具有較好的劑量-效應線性關系，因此GSH和GST有望共同成為金屬污染物的潛在生物標志物。四種溴代阻燃劑（BFRs）脅迫下，較于高溴含量的HBCD和BDE-209，低溴含量的BDE-47和TBBPA誘導GSH含量和SOD活性均上升程度更大，表明低溴含量的溴代阻燃劑具有更強的生物干擾效應;并且酶類指標（GST和SOD）表現出了較好的靈敏性和劑量-效應線性關系，GST對除TBBPA外的3

4、個BFRs最低響應濃度均≤1ng/L，SOD對所有被試BFRs最低響應濃度均≤10ng/L，且與多個BFRs在較寬的濃度范圍內存在良好的劑量-效應線性關系，因此，GST和SOD有望共同成為BFRs的潛在生物標志物。
　　(2)對單細胞凝膠電泳技術（彗星實驗）進行了優(yōu)化，并將優(yōu)化方法用于多個污染物的單一暴污體外DNA損傷毒性檢測。結果顯示金屬離子對THP-1細胞DNA損傷毒性最強，其次是合成色素類化合物，然后是丙烯酰胺，溴酸鹽化合物

5、表現出了最弱的體外DNA損傷毒性效應。
　　(3)污染物復合暴污試驗中，彗星實驗結果表明，堿性橙Ⅱ的存在能夠顯著提高其他化合物的DNA損傷毒性，而丙烯酰胺的共存則對大多數化合物的毒性沒有顯著影響，表明復合暴污是一個十分復雜的過程，易受多重外在因素的影響，因此，在制定相關污染物的環(huán)境標準時，應充分考慮復合污染的影響。
　　(4)單一和復合暴污試驗中，THP-1細胞DNA損傷響應與暴露濃度之間均存在劑量-效應關系，表明彗星實驗是

6、一種快速、有效的體外DNA損傷檢測方法。
　　(5)本文采用體外暴污模式研究了多個化學污染物對羅非魚肝臟抗氧化系統(tǒng)的影響以及對THP-1細胞的DNA損傷毒性效應。較于體內動物實驗，體外實驗方法具有較好的靈敏性，且體外培養(yǎng)條件易于控制，能夠盡量減小個體差異的影響，因此重復性好，同時，針對不同的化合選擇對應的靶器官和細胞進行實驗，因而具有良好的專一性和靈活性，另外，體外實驗更易達到快速靈敏、高通量檢測水平，這對于環(huán)境中大量污染物的初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