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同司法解除研究.pdf

1、合同解除制度在中國合同法上占據(jù)極其重要的地位。我國法律有關合同解除的規(guī)定首見于《民法通則》第115條的規(guī)定，該條規(guī)定確立了合同解除的一般原則，中國《合同法》第94條對當事人可以請求合同解除的條件作了具體而明確的規(guī)定，第96條對當事人行使合同解除權的程序亦進行了規(guī)定。但在實際操作中，存在諸多法院解除合同的情形，在此稱之為司法解除。對此，中國《合同法》并沒有作出明確的規(guī)定，由此引發(fā)了司法實務上的許多問題，特別是《合同法》頒行10多年以來所顯

2、露出來的局限，加之相關司法解釋的出臺，致使中國合同法司法實踐中出現(xiàn)諸多困窘，所有這些亟需在理論上對合同解除的相關問題進行深入探討。
　　在司法實踐中，一方面，當事人約定的解除合同的條件并未成就或者尚未出現(xiàn)法定解除合同的事由，但因客觀原因當事人的合同目的事實上已無法實現(xiàn)，合同繼續(xù)履行對一方甚或雙方當事人已毫無助益，當事人往往直接訴至法院請求解除合同。另一方面，當事人約定的解除合同的條件已經(jīng)成就或者出現(xiàn)了法定解除合同的事由后，解除權人

3、不按《合同法》規(guī)定的合同解除程序直接訴至法院請求解除合同：有當事人在沒有向對方發(fā)出解除合同的通知時即訴至法院或仲裁機構要求解除合同，也有的當事人在送達了解除合同通知后又訴至法院或仲裁機構請求解除合同，法院或仲裁機構應合同當事人的請求直接判決解除合同。甚或當事人起訴到法院時，并沒有提出解除合同的訴訟請求，但鑒于客觀情況發(fā)生變化、當事人合同目的事實上已無法實現(xiàn)，此時法院據(jù)情判決合同解除。解除合同究竟是合同當事人的權利還是裁判者的權力，《合同

4、法》及相關法律并未作出具體明確的規(guī)定，司法實踐中，常有裁判者代替當事人行使合同解除權的情形；裁判者應當事人的請求，直接判令解除合同，更是屢見不鮮。對此，法院或是仲裁機構也已習以為常，其中形成判例的也并不鮮見。與此同時，合同司法解除得到最高法院相關司法解釋的確認。最高人民法院在《關于適用<合同法>若干問題的解釋(二)》第26條、《關于審理商品房買賣合同糾紛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第15條、《關于審理建設工程施工合同糾紛案件適用法律問題

5、的解釋》第9條中均對《合同法》中所規(guī)定的約定解除和法定解除之外的合同解除情形予以了確認。
　　根據(jù)中國《合同法》第96條的規(guī)定，當事人一方行使約定解除權或法定解除權的，應當通知對方，合同自通知到達對方時解除。對方有異議的，可以請求人民法院或仲裁機構確認解除合同的效力。依據(jù)該條規(guī)定，除雙方協(xié)商解除外，當事人一方在行使合同解除權時，必須先向對方發(fā)出解除通知，通知到達對方時合同解除，合同關系即告終止。據(jù)此，合同解除權完全是依單方意思表示

6、即可發(fā)生，該種權利不需要法院或者仲裁機構進行確認。由此可知，該種權利具有形成權的性質。正因為《合同法》在制度的構建中過于強調(diào)合同解除的不可抗力和根本違約目的，所以將合同的解除權定性為一種形成權。但由于該種制度構建并不能完全涵蓋需要解除合同但又不屬于《合同法》第93條、第94條所規(guī)定的情形，故對于合同解除權的性質，并不能當然地認為是一種形成權，而應是一種形成訴權。所謂形成訴權是指權利人必須以向法院提起訴訟的方式來行使，并通過法院的判決來確

7、定其效力的形成權。一般意義上形成權的行使通常無須借助于法院的國家公權力，法律之所以規(guī)定此類形成訴權須通過訴訟進行，主要是因為，對于此類形成訴權，一方當事人如果行使此項權利，將對相對人產(chǎn)生重大影響，故須由雙方之外的公正第三方，比如國家權力的代表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機構居中判斷，以保證其結果的公平公正。而另一方面，因為形成權自身的行使并不能進行有效控制，只有通過具有既判力的判決，形成行為方能發(fā)生效力。解除權是法律賦予合同主體所享有的在嚴守合同

8、不能的情形下所享有的權利。合同一經(jīng)訂立，雙方當事人均應當嚴格遵守合同的約定履行合同。但是，在某些情形下，因合同一方當事人的行為已經(jīng)導致合同不能得以履行，對方在訴請其承擔違約責任之后，如果不能解除合同，這也背離了合同的目的。所以，理應賦予對方解除合同的權利。但是，這種解除并不必然導致合同糾紛的消滅。一是如果合同一方不同意解除，那么該種解除結果并不馬上發(fā)生。二是合同解除之后，合同要否恢復原狀、損害賠償問題的解決均應按訴訟程序解決，所以，合同

9、一方解除權的行使只有通過訴訟的方式，通過法院才能使合同糾紛得以最終妥善解決。一般而言，當事人應當依據(jù)《合同法》第94規(guī)定的合同解除條件與96條規(guī)定的合同解除程序向對方行使合同解除權，對方對合同解除如有異議，可訴至人民法院請求確認解除的效力，人民法院則依據(jù)上述規(guī)定作出是否解除合同的判決。合同司法解除則是指當事人未按《合同法》第94規(guī)定的合同解除條件或者未按《合同法》第96條規(guī)定的合同解除程序直接訴至法院請求解除合同，以及當事人未向法院提出

10、解除合同的訴訟請求時，法院判決合同解除的情形。
　　合同解除權的本質是針對不履行或者不適當履行合同的一種懲罰措施，實質上是一種合同責任形式，是非違約方在不得已的情況下采取的違約救濟措施之一。《合同法》將合同解除本身作為一種合同終止的事由，注意到了合同解除的本質。但《合同法》在鼓勵交易這一原則的指引下，將合同解除定位為只有不可抗力和一方根本違約時才可以解除合同，從而將合同解除的事由僅僅限定為不可抗力解除和違約解除，嚴格限縮了合同解除

11、本身作為合同終止事由的含義。
　　根據(jù)《合同法》的規(guī)定，《合同法》第94、96條是任意性規(guī)范?！逗贤ā返?6條所述的“應當”并不能解釋為強制性規(guī)范。由此可知，《合同法》第94、96條非行為規(guī)范，當事人不一定需要根據(jù)這些規(guī)定的內(nèi)容對合同進行解除?！逗贤ā返?4條是一種授權性規(guī)范，其本身并非裁判規(guī)范。就合同解除的目的而言，《合同法》第94條也非裁判規(guī)范。《合同法》第96條第1款前半部分并非強制性規(guī)范，本質上屬于任意性規(guī)范。因此，可

12、以推知，《合同法》第94、96條本身并不能直接約束法官。因此，在《合同法》規(guī)范中，法官具有解除合同的權力。在公法層面，人民法院作為爭議解決的審判機關，決定了在司法程序中，不僅需要遵循不告不理原則，同時更需要體現(xiàn)有告必理的要求。而司法解除合同，恰好順應了這一要求。法院之所以具有解除合同的權力，不但是保障公民訴權行使的一項重要內(nèi)容，而且也符合訴訟經(jīng)濟原則，有利于資源的優(yōu)化配置。賦予法院的合同解除權，符合社會正義、公平、效益等價值要求，也是司

13、法能動主義的題中應有之義。
　　《合同法》以29個條文規(guī)定了合同解除的內(nèi)容。該法第8條規(guī)定了合同嚴守的原則，即當事人不得隨意解除合同。以第93條、第94條為中心，建立了合同解除的體系。我國《合同法》所確立的合同解除體系，是為了確保合同履行所建立的，該種解除理論體系具有諸多缺點：現(xiàn)有合同解除體系不能涵蓋分則的內(nèi)容，導致合同解除體系混亂；將不可抗力作為合同解除的情形，導致合同解除體系混亂；將合同解除作為合同權利義務終止的一種情形，導致

14、法律條文規(guī)定紊亂；沒有將情事變更原則納入合同解除體系，導致合同解除體系殘缺。合同解除是結束合同的一種手段，也是當事人對不愿或者不能履行的合同尋求解脫的一種手段，法律過于嚴格限制合同解除，也并不必然地符合當事人的合同目的或者有利于維護當事人的利益，中國需要重新構筑合同解除體系。為確保在合同司法解除中有效實現(xiàn)當事人的合同自由與法官的司法權的平衡，應當考慮設置解除合同的一般條款。同時對需要解除合同以及不能解除合同的類型進行類型化區(qū)分。

15、　　合同解除的責任，涉及到被解除一方利益的保護。該種利益保護主要涉及到合同已經(jīng)履行部分的利益要否得到保護，尚未履行部分的利益是否需要予以彌補等問題。中國《合同法》將合同解除作為合同終止的一種原因，并沒有單獨規(guī)定合同解除的責任，而是將合同解除的責任規(guī)定為違約責任的一種情形。但合同解除責任并不能完全等同于違約責任。因為合同解除的情形并不僅僅限于根本違約，在情事變更、合同履行需要他人配合等情形中都可能使得合同解除，故不能將合同解除責任等同于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