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通貨膨脹問題研究(1900～1911).pdf

1、通貨膨脹是一種貨幣現(xiàn)象，是經濟失調的反映。清末通脹研究的意義在于，通過對通脹成因的考察反映財政權力分配格局和貨幣思想對于國民經濟的影響，以及在引起國民收入再分配的同時，社會、經濟等方面一系列的反應。財政權力分散下的通貨膨脹不僅具有物價上漲、經濟波動的普遍特征，同時具備區(qū)域性、層級性等自身特點。當中央政府介入之后，整頓經濟進一步演化成為政治博弈的工具，逐漸成為新政財政、貨幣制度改革的有機組成部分，構成一部政治、經濟互動的社會變革史。

2、>　　本文選取清末通脹作為研究對象，以1900-1911年為歷史的橫截面，將其放置于清末財政權力下移與外移、傳統(tǒng)貨幣、財政思想占據(jù)主導地位的歷史大背景下予以探討，針對通脹歷史因素、思想動機、權力分配、政府能力等方面進行層層剖視。傳統(tǒng)觀點認為，通貨膨脹是紙幣的特有現(xiàn)象，金屬貨幣因為本身具有價值，可以通過“蓄水池”作用，調節(jié)貨幣供應量，因此不會發(fā)生通脹。根據(jù)米爾頓·弗里德曼，銀本位制度下，貨幣數(shù)量根據(jù)白銀和其他商品生產成本比例以及貨幣以外全

3、社會對白銀的需求而定的觀點，和金、銀購買力因國際產量的波動事實證明，金屬貨幣同樣存在類似問題。晚清時期的中國，不僅存在這種通病，貨幣市場同時存有各種劣質貨幣如賤金屬幣、紙幣等不足值貨幣，通貨膨脹的因素客觀存在。
　　在傳統(tǒng)財政、貨幣思想占據(jù)主導地位的大帷幕下，在財政危機的刺激下，清政府將改革貨幣政策作為彌補虧空可靠方式之一。在道光蕭條的影響下，咸豐時期國庫空虛，太平天國運動的爆發(fā)成為壓斷駱駝脊背的最后一根稻草。在軍費開支浩大無法規(guī)

4、避的壓力下，清政府采取通貨貶值政策對國民收入進行重新分配，雖然最終渡過軍事、政治危機卻留下一系列的現(xiàn)實問題與隱患。在各種隱憂中較為突出者莫過于財權的再次分派，地方政府事實上獲得貨幣發(fā)行權，為清末通脹準備制度基礎。
　　隨著半殖民地化的加深，財權外移與下移同時存在，“被束縛的財政”一詞成為客觀而形象的比喻。然則，清末通脹相關的財政權力流失并非傳統(tǒng)意義上的外遷，而是明代以來中國政府對白銀供應、定價話語權的缺失。這種喪失并非槍炮掠奪的結

5、果，而是一種經濟發(fā)展的必然選擇，然而在20世紀初的特殊時期，這種權力的丟失成為加劇通脹的另一種客觀因素。普法戰(zhàn)爭之后，主要資本主義國家采取金本位，造成銀貨幣性減弱，引起銀價持續(xù)性跌落，成為中國銀計物價增長的決定性因素。
　　庚子之后，清政府試圖學習西方，對社會進行制度層面的改造，其力度、深度較之洋務運動、戊戌變法有過之而無不及，卻在思想層面始終未能領悟歐美精髓，傳統(tǒng)財政、貨幣思想依舊占據(jù)主流地位。與此同時，因為各種賠款的遽增和新政

6、龐大支出，清廷再次陷入入不敷出的困難境地。為盡快解決賠款、推行新政，中央政府將負擔向地方轉移，再一次在體制方面承認各省發(fā)行貨幣的合法性。督撫在獲得貨幣發(fā)行權之后，利用既得權勢，大力推行財政赤字貨幣化政策，力圖將本地收入最大化，最終導致銅元等幣種的通貨膨脹，其增速超過銀計價格。
　　經濟失調發(fā)生之后，中央政府首先采取限制鑄造、發(fā)行等措施力圖平抑物價。隨著形勢的惡化和政治局勢的轉變，清政府調控力度不斷加強。在行政手段未能奏效之后，中央

7、政府試圖采取法律手段強制性介入。清廷宏觀調控的表面原因是降低物價、維持民生，實質則是加強中央集權的有機組成部分。這種動機在清政府調適各幣種的力度中有所體現(xiàn)，本質是貨幣政策從屬性的反映。在傳統(tǒng)思想的指導下，治理效果乏善可陳。具體措施而言，清廷在控制投放的同時引進西方財政、貨幣制度，初步建立預算體制、中央銀行等近代機構，則是將變孕育于不變之中。
　　清末中國社會具有本身特殊的形態(tài)，通貨膨脹在體現(xiàn)共有屬性之外，具有自身特點:區(qū)域性與層級

8、性。兩種特性表面是經濟現(xiàn)象，實質則是財政權力外移與下移在貨幣層面的反饋。伴隨貨幣發(fā)行權的下移，各省自行頒布不同貨幣政策，逐漸造成各區(qū)域之間流通貨幣的不同與通貨膨脹程度的差別。層級性表現(xiàn)為不同幣種購買力變化不同。整體分析，銀計物價降低幅度小于銅計價格，在銀、銅元比價方面有所表現(xiàn)。層次性通脹是財權流失程度不同的具體反映。
　　清末通貨膨脹所反映的思想、制度之間的變遷與社會沖突，不僅存在于新政時期，而且能夠揭示近代通脹的基本特征。了解這

9、一點，不僅是在整體上把握通貨膨脹史的切入點也是對財權下移與外移、貨幣思想變遷、貨幣政策從屬性等問題進行全方位考察的一個重要切入點。在整頓經濟中，中央力量的介入成為誘發(fā)政治博弈的導火索，國地雙方圍繞財政收益展開一系列較量的同時，在制度層面引入了西方先進的財政、貨幣制度，對民國經濟制度產生不可忽視的影響。此次通脹自身具有的“層級性”和“區(qū)域性”。兩種屬性不僅是貨幣問題，同時是財權離散水平差異的映射。層級性和區(qū)域性在體現(xiàn)自身的同時，不斷挑戰(zhàn)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