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晉文學研究.pdf

1、自古以來，中國文人士大夫的理想抱負和人生價值的實現(xiàn)需要通過參與政治來實現(xiàn)。東晉皇室暗弱、門閥士族相繼執(zhí)政的局面使當時的文人士大夫部分甚至完全喪失了實現(xiàn)理想和人生價值的舞臺。東晉還是一個戰(zhàn)亂不斷、災疫頻發(fā)的時代，促使人們加深了對生命本質的思考和認識。在這樣嚴酷的環(huán)境下，文人們既要全身遠害，又要尋求精神的出路，實現(xiàn)自己的人生價值。積極方面，他們或通過理性的思考尋求解決苦悶情懷的哲學依據(jù)，如談玄、寫玄言詩等；或通過宗教信仰來安撫不安的靈魂，如

2、慧遠的建齋立誓、期生西方；或通過藝術（音樂、書法、繪畫）來體現(xiàn)自己的人生價值。消極方面，通過藥、酒、女人、衣服、器具等物質享受來及時行樂。
　　 渡江之初，文壇寥落，尚有干寶、郭璞等人抒發(fā)不能建功立業(yè)的苦悶心情。東晉前期，有一批文人聚集在桓溫幕下，卻沒有立功沙場的豪邁情懷；東晉中期，孫綽、許詢等隱居在會稽山陰，漁弋山水，談詠屬文，無處世意。東晉后期，雷次宗、劉程之等人走上廬山，依附在慧遠周圍，建齋立誓，吟詠山水。謝氏子弟則在建康

3、圍攏在謝混周圍，詩文賞會，為“烏衣之游”。他們已經失去了建功立業(yè)的豪情，剩下的只有淡漠的情懷，大部分文人作著風格平淡的詩文。
　　 雖然主流風格如此，然而，在不同的時期，詩歌的風格還是在不斷的變化、轉型。
　　 東晉初期，干寶、郭璞之詩尚有建安余緒，而到了東晉中期，“（許）詢及太原孫綽，轉相祖尚，又加以三世之辭，而風騷之體盡矣”，“至義熙中，謝混始改之”（《續(xù)晉陽秋》），又回到了抒情言志的“風騷”傳統(tǒng)。東晉末年，陶淵明出

4、，儒道兩方面的學術修養(yǎng)，促成了他“淡雅”的詩風。
　　 作為一代之文學，東晉文學不同的體裁也呈現(xiàn)出不同的意趣和風貌，也是復雜而有意味的。郭璞的游仙詩包含了多重情感意蘊，大致說來有以下四點：反映現(xiàn)實苦難；吟詠坎壈之懷；敘寫退隱之趣；抒發(fā)羨仙之情。干寶“并非有意為小說”，他的《搜神記》
　　 意在“成其微說”，對后世小說影響深遠。東晉玄言詩在不同的時期有著不同的精神境界：一是蘭亭境界；二是廬山境界；三是柴桑境界。所謂“蘭亭境

5、界”，是指永和九年蘭亭之會所作玄言詩體現(xiàn)的精神境界。那是一種精神苦悶暫得舒緩的逍遙，詩歌體現(xiàn)的是蕭散野逸之趣。所謂“廬山境界”，是指慧遠及其追隨者所作玄言詩體現(xiàn)的精神境界。
　　 那是一種虔誠信仰下精神的升華與超越，詩歌體現(xiàn)的是淡泊高雅之趣。所謂“柴桑境界”，專指陶淵明玄言詩所體現(xiàn)的精神境界。那是一種儒學人格與道家人格融匯統(tǒng)一的精神境界，詩歌體現(xiàn)的既有高潔的操守，又有任真自得之趣。東晉辭賦在其發(fā)展的歷史長河中，有著鮮明的特色和獨

6、特的價值，是繼往開來重要的一環(huán)。其主要特征是：表現(xiàn)對象的拓展；內容與風格的轉型和表現(xiàn)手法的微妙傳神。在陶淵明的田園詩中，寄至情于淡泊，釋苦悶于理趣，靜穆幽遠的背后，是不變的高節(jié)與堅貞的信念，是難以釋懷的苦悶與愁緒。
　　 在文學思想方面，東晉無甚建樹，而且與它的玄言文學不能構成理論與實踐的對應關系。葛洪今存詩文作品不多，其《抱樸子》反映了他“合于興化”、“今勝于古”的文學觀念。李充是文學家、文論家，其《翰林論》是文體論在東晉的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