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國國際形象與氣候政治參與一項研究議程

1、<p>　　大國國際形象與氣候政治參與：一項研究議程</p><p>　　摘 要：國際形象對于國際政治中的大國而言是一個不容忽視卻又難以界定的重要因素，它包含了一定時期內為他者所認知的國際相對地位、身份、威望、聲譽、榮譽等。在國際關系理論史上，對國際形象的界定較為模糊，甚至一度曲解，國際形象的建構其實是一個漸進和復雜的過程。大國參與氣候政治的行為與其國際形象存在相關關系，正向積極參與全球氣候政治進程，可

2、能使大國的國際形象得以重塑，對于新興大國而言，亦有助于為崛起而進一步創(chuàng)造軟條件。 </p><p>　　關鍵詞：形象；國際形象；大國；氣候政治參與 </p><p>　　中圖分類號：D80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8-7168（2013）04-0050-08 </p><p><b>　　一、問題的提出 </b></p>

3、<p>　　在國際關系中，由于國際行為體的實力增長，尤其是伴隨著國家的崛起進程，基于戰(zhàn)略考量和現(xiàn)實政治的需要，國際形象之于國家間互動及國家崛起本身的意義逐漸引起人們更多的關注。然而，國際形象同時又是一個既容易被聯(lián)想到又往往難以名狀的因素，給國際形象下一個定義，不可避免地存在著不少分歧與爭議。 </p><p>　　從“形象”這一詞源考察入手，可以泛指“形狀相貌”[1]（p.2003）。按照《現(xiàn)代漢語詞典

4、》（1978年版）的解釋，形象也可以定義為“引起人的思想和感情活動的具體形狀或姿態(tài)”。在英文中，與“形象”相對應的詞有“Image”、“Identity”、“Reputation”、“Prestige”、“Figure”、“Form”等多個（從我們要討論的國際形象來看，“Identity”、“Reputation”和“Prestige”較為對應，下文將論及）。西方學者菲利普·科特勒（Philip Kotler）認為“形象”是人

5、們關于某一對象的信念、觀念與印象[2]（p.607）。 </p><p>　　民族國家作為國際關系中主要分析單位以及國際體系內的主要行為體，其國際形象理應得到較多的討論。隨著中國與世界的互動，尤其和平崛起路徑與和平發(fā)展道路受到廣泛關注之后，國內學界逐漸意識到了國際形象的重要學理意義，并開始嘗試性地對國際形象進行界定：其一，認為國家的國際形象是國際社會對一個國家政治、經濟、社會、文化、外交與自然要素的綜合認知與評價

6、，其主要表現(xiàn)形式包括：外交形象、在國際公眾中的形象和國際媒體上的形象[3]。其二，認為國際形象是一國在國際社會中的基本精神面貌與政治聲譽。其中，大國的國際形象是現(xiàn)代國際社會中作為大國應具有的良好精神面貌與政治聲譽，是國際社會從時代精神角度賦予的責任和義務。當代良好的大國形象，至少包含五個方面因素，即現(xiàn)代身份、世界貢獻、戰(zhàn)略意志、特殊責任、有效治理[4]。其三，認為國際形象即一國在國際間的政治、經濟、軍事、科技等諸方面相互交往過程中給其他

7、國家及其公眾留下的綜合印象[5]。其四，認為國際形象是在國際社會的相互交往中，國家自身及其他行為體對一國的政治、經濟、軍事、文化、社會、民族、政府行為和發(fā)展模式等相關構成性或表現(xiàn)性要素的相對穩(wěn)定的認識和評價。它是主客體作用</p><p>　　同時，正如前面所提到的，反觀國外學界，真正為國際形象給出明確定義的尚不多見，而往往由國家的“聲譽”（Reputation）、“榮譽”（Honor）、“威望”（Prestig

8、e）等來指代。比如國際威望（International Prestige），又可以稱為“國際聲望/名望”或者說“國家聲譽/名譽”，它指的是一國通過將國內道德、知識、科學、藝術、經濟或軍事等投向（Project）他國從而獲得某種理想的對外形象（Foreign Image）[7]（p.41）。也有將之定義為一國對自己的認知與國際體系內其他行為體對該國認知的綜合，此形象是一系列信息輸入和輸出產生的結果，是在結構上“十分明確的信息資本”[8]。

9、再如聲譽、榮譽這些詞，在國際政治的歷史與現(xiàn)實研究中也總是在交替而頻繁地使用著——從修昔底德（Thucydides）的“追求安全、榮譽與利益”、托馬斯·謝林（Thomas Schelling）的“聲譽值得國家為之而戰(zhàn)”、羅伯特·基歐漢（Robert Keohane）的“聲譽促進國際合作”、查爾斯·凱格利（Charles Kegley）的“維護國家聲譽以向盟國展示自身的承諾可信度”，到喬納</p>

10、<p>　　為分析與敘述的需要，本文將國際形象定義為：行為體（主要指獨立政治單位，如主權民族國家）在一定時期內為其他行為體所觀察和所評判的國際相對地位（Standing）、國際威望（Prestige）、國際聲譽（Reputation）、國際榮譽（Honor）等。評判的重點在于多數他者對該國國家身份/特性（Identity）的認知。比如，我們不僅僅關注美國到底是不是比蘇聯(lián)擁有更多更先進的高新技術，而且還在乎印度等其他國家是否認

11、同這種技術成果[9]。如此一來，國際行為體的國際形象至少需要兩個（及以上）其他行為體（尤其是體系內有影響力的大國）的評判，從而在范圍上保證形象認知是“國際的”，在程度上是較具有觀察性的，至少從源于他者評價的量變積累上而言理應如此。 </p><p>　　既然國際形象是一國在一定時期內（歷史和現(xiàn)實的）為他國所認知的威望、聲譽、國際身份、地位等意識上的存在，那么它具有一定的可塑性，也可以塑造他國的期望，因而一定程度上

12、也應當是一種軟權力。同時，由于全球化導致全球問題的大量涌現(xiàn)，作為體系內的大國參與全球問題的治理，提供全球公共產品，往往可以引起他國的關注或全球回應，從而產生一定的國際影響。如此一來，參與全球氣候政治對于崛起中的大國而言，無疑具有較重大的現(xiàn)實意義。然而，參與（正向參與或負向參與）全球氣候變化的政治，多大程度上可以契合于中國的和平崛起模式，做出積極的國際承諾（正向積極參與氣候政治）是否與中國國際形象的上升呈正相關？國際形象的維系與上升是一個

13、緩慢而漸進的過程，其與國家軟實力密切相關，形成與發(fā)展機制較為復雜。目前我們對于國際形象的考察，往往近乎于給定其“無所不在”的先驗性，換句話說，即存在把“國際形象”口號化、標簽化的傾向，這樣一來，我們對于一國的國家戰(zhàn)略與外交政策的理解，或對崛起大國參與全球事務的解讀，很可能流于泛泛。因此，本文的基本目的可以說是“于無疑處設疑”，對看似“簡單明了”的問題做出進一步的考究，在全球氣候政治的視野下，考察</p><p>

14、　　從認知心理學上講，形象建構有賴于認知主體與認知客體間的精神/情緒（Spirit）。二戰(zhàn)后，理論家們幾乎將精神/情緒從政治詞典里排除出去。他們呼喚權力與物質利益，以此來解釋原用于擴大榮譽、威望，或提升地位（Standing）的那些外交政策。早期的學者其實頗具匠心于融合精神/情緒，尤其在馬克斯·韋伯那里，將榮譽與利益區(qū)別開來并認為領導者對前者更為敏感。他堅持認為，“一個國家可以原諒對其利益的損害，但不能容忍對其尊嚴的挑釁，尤其

15、當它自視甚高時，其尊嚴不容挑戰(zhàn)”[10]（p.356）。國際政治對韋伯而言，是由那些國家為追逐所謂優(yōu)越性之欲望（Desire）而推動的。國家獲取超越他國的權力是為了獲得權力威望（Power-prestige），即“超越其他共同體權力的榮耀”。國家間的地位競爭，尤其是大國之間的競爭，給國際關系帶來了非理性元素，使國際形勢惡化、軍備競賽與沖突加劇。韋伯為此還將法德關系作為例證[11]（p.911）。即使在高度發(fā)達的文化關系中，政治家將沖突詮

16、釋為保持物質利益的權力問題，一般而言，這種沖突觀還是要從屬于自尊（Pride）、榮耀（Glory）、優(yōu)越性或霸權的出現(xiàn)。榮耀（Glor</p><p>　　一旦我們超越韋伯，20世紀國際關系理論則將榮譽和地位降格為獨立的動機。戰(zhàn)后杰出的理論家要么忽略精神/情緒，要么將之視作顯示和最大化權力的工具。漢斯·摩根索是一個典型，在他看來，國家總是追求增加、保持或顯示他們的權力。國家旨在獲得更多的權力，奉行“帝國

17、主義”的政策。國家的外交政策旨在保持權力則奉行“現(xiàn)狀政策”。國家想要顯示權力則奉行“威望政策”。它試圖“通過自己實際擁有的權力或自己認為擁有的權力、或希望他國相信自己所擁有的權力，來影響他國”[13]（pp.70-83）。威望政策并非國家政策的終點，而是為維持或挑戰(zhàn)現(xiàn)狀。它能基于實際的權力或阻嚇。摩根索承認通常很難徹底了解威望政策的潛在目的。更耐人尋味的是，摩根索對威望追求進行從結果到手段的貶抑，竟源于亞里士多德，認為追求認同是人的基本

18、動力[14]（pp.18-20）。對于權力的渴望，“一旦個人的生存得到了保護，他擔憂的不再是生存，而是其相對于他者的地位如何”[15]（p.165）。為了建構勉強說得過去的（Parsimonious）理論，摩根索顛倒了權力與威望的關系，他將前者從屬于后者，推論權力是如何獲取和保持的。他忽視了韋伯的箴言：權力本</p><p>　　在摩根索之后，羅伯特·吉爾平將威望從權力中區(qū)分開來，并首次賦予其在國際關系

19、中的突出地位。在《世界政治中的戰(zhàn)爭與變革》中，他將威望描述為國際體系中僅次于權力的最重要因素，以及“國際關系的晴雨表”。對于吉爾平來說，威望有著道德上的和功能上的基礎。前者源于領導者國家提供公共物品，以及增進或保護公共意識形態(tài)的、宗教的或其他價值的能力。弱國追隨強大的領導者，部分原因在于他們接受現(xiàn)存秩序的合法性。每一個占主導地位的國家相應地推崇一種意識形態(tài)以使得他對其他國家的支配合法化。在吉爾平看來，威望與沖突是緊密相連的。威望等級毫無

20、爭議且難以挑戰(zhàn)時，和平才成為可能。這種等級制的削弱或動搖，一般先于沖突和戰(zhàn)爭時代。威望有別于權力，是因為權力認知會落后于國家的實際能力。體系中的權力認知與權力分配的非對稱性越強，戰(zhàn)爭的可能性就越大，尤其崛起大國權力被低估時更是如此?！绑w系中的崛起大國日益要求改變現(xiàn)狀以反映他們新增長的實力及未滿足的利益?！斌w系的管理失效，直到“認知與權力現(xiàn)實相符”，這常常需要戰(zhàn)爭，大國間戰(zhàn)爭的主要功能在于重建威望等級[16]（pp.34-35）。 <

21、;/p><p>　　英國學派的主要學者對榮譽與威望不以為然。他們是所在方向的現(xiàn)代主義者，關注法律和實踐意義上的國際社會顯現(xiàn)（如布爾在《無政府社會》中所強調的那樣，主要行為體即大國自身成了相對地位排序的評判者，依據相對權力的原則，則這種排序方能在“歐洲協(xié)調”中正式實現(xiàn)，這在一定程度上與權力政治說異曲同工）[12]（p.23）。 </p><p>　　因此，從理論上看，我們所定義和分析的國際形象，

22、其中包含的相對地位認知、威望、聲譽、榮譽這些重要構成性因素，如今看來它們所具有的理論價值和現(xiàn)實意義似乎“不證自明”（Self-evident），得以頻繁出現(xiàn)在國際政治的理論與歷史論述中，然而回顧經典和進行一些理論史研讀后我們似乎不難發(fā)現(xiàn)，受制于主體間認知差異，“國際形象”或被漠視、或被權力政治觀綁架、或被工具化解讀，因而在其界定與分析中往往存在相當的模糊性和隨意性。 </p><p>　　在國際政治中，過于關注形

23、象（威望/身份）上的相對地位（Relative Standings）/相對收益（Relative Gains）而發(fā)生的危險是可以想見的，如軍備競賽、安全兩難、囚徒困境、政治市場失靈等。歷史上的雅典和斯巴達、一戰(zhàn)前的兩大軍事集團、二十年危機時期（1919～1939）的現(xiàn)狀國和德日意挑戰(zhàn)者、二戰(zhàn)后的美蘇（古巴導彈危機和蘇美爭霸）皆為我們容易聯(lián)想到的例證，當然其實還有中國古代史中的群雄逐鹿諸侯混戰(zhàn)時期（春秋戰(zhàn)國、三國、魏晉南北朝）和所謂中原王

24、朝和邊陲游牧民族的對峙（秦、漢、唐、兩宋、明朝）等都是經典的案例。實際上，在國際形象建構中的投入，一些行動的有限性往往不那么明顯，或者換句話說，一國國際形象上的凈收益有夸大的可能。比如二戰(zhàn)前的英法等國，與其說是沾沾自喜于其綏靖政策“效果”，不如換個角度看是作為現(xiàn)狀者的老牌帝國對自身大國威望的過度自信；中國封建時代統(tǒng)治者所建立的朝貢關系，希望因此可以為其統(tǒng)治帶來威望，而往往只不過是一種華夏中心主義的迷思[17]。 </p>

25、<p>　　然而，個人的、社會群體的，或國家的威望/形象，是如下因素考慮之產物：a）基本特征；b）對威望/形象給予認同的他者之價值；c）部分基于威望/形象考慮的短期行為；d）主要基于威望/形象考慮的行為。僅后兩者易于操作[9]。從社會心理學上看，文化催生的形象/身份具有雙重意義，它強調一些動機（Motives）的同時還貶損其他動機，并形塑行為體的發(fā)展和表達方式。從國家的精神層面來說，為獲取尊重而行動，以及與此相關的路線與機制安

26、排，也是同樣的道理。所以說，動機是構成形象/身份的重要因素，因為動機決定了我們的利益關切，而利益關切又促成了我們的行為（參見圖1）。 　　如此一來，形象/身份、利益、行為，這些似乎都是社會決定的。然而，行為體并非社會化的囚徒[12]（p.563）。反饋存在于這個“形象/身份→利益→行為”關系鏈的各個環(huán)節(jié)。行為體的行為具有重塑利益的潛能，而利益的重塑又影響到行為體的形象（如圖1曲線所示）。重要行為體（如大國）形象的轉變，或者說其他大量的

27、行為體形象轉變，能使其所在的國際體系的特征發(fā)生變化。關于這一點，我們在國際關系史上可以得到不少例證，幾乎每一次歷史轉型期都與之契合，如歐洲大陸</p><p>　　冷戰(zhàn)以后，隨著非傳統(tǒng)安全威脅的加劇，全球氣候政治逐漸成為國際政治中的大國需要妥善應對的中心議題，那么在面對氣候變化這一非傳統(tǒng)安全威脅時，國家的國際形象或許擁有重塑的空間，從而順應可能的全球氣候治理潮流。當然，在面對這種“新”議題（或重新反思那些本應處于

28、問題領域中心的邊緣議題）的時候，如前所述，大國的“形象→利益→行為”關系鏈或許也未必呈現(xiàn)線性聯(lián)系，而是可能由于反饋的力量使得利益和形象都得以重塑，產生系統(tǒng)效應。那么我們在全球氣候政治的背景下討論大國的國際形象問題，或許正如杰維斯所指出的那樣，“思想從來都不會停滯不前，價值觀也會不斷發(fā)展，而新的機遇和威脅也隨之而來”[18]（p.105）。 </p><p>　　為便于展開論述和進行接下來的案例分析，我們不妨假設如

29、下②： </p><p>　　假設一，氣候政治正向積極參與者。國際形象與之呈正相關關系，即國際形象受益于氣候變化政治中大國的貢獻，因之大國責任形象良性護持或漸進溯升； </p><p>　　假設二，氣候政治負向消極參與者。國際形象與之仍呈正相關關系，簡言之，即國際形象回落甚至受損； </p><p>　　假設三，氣候政治與國際形象呈負相關關系，從邏輯上和歷史現(xiàn)實中至

30、少可以證偽其中一種極端情況，即氣候政治負向消極參與（如拒絕批準京都機制、退出國際氣候談判機制等）而國際形象反而上升這一極端情況難以出現(xiàn)。相反，我們不妨嘗試探討二者負相關關系的另一種可能悖論——氣候政治正向積極參與，而國際形象上升并不明顯。 </p><p><b>　　三、案例分析 </b></p><p>　　以下將以大國的氣候政治參與行為作為實例來對國際形象建構做

31、進一步的考察，著重展示其中的運行機制，同時，結合上文理論分析和假設推理中抽象出來一些初步的認識，以有助于我們在氣候變化政治這一后現(xiàn)代情境中更好地理解大國國際形象問題。我們將主要使用美國、俄羅斯和中國這三個案例，以盡量避免所謂“單一案例”可能遭遇的解釋力不足，并且集中關注與行為、利益、形象有關的內容，從而嘗試分析大國國際形象在氣候政治中的建構。 </p><p>　?。ㄒ唬┟绹骸暗诙螜C遇”？ </p>

32、;<p>　　美國對全球氣候政治的參與可謂經歷了一個由消極被動到不得不逐漸轉向主動參與的歷程。早在20世紀70年代，環(huán)境問題及相關應對之策悄然興起于美國國內，從美國的國際形象上來看，或許“美國人比其他國家的國民消耗了更多的資源，又排放了更多的污染和廢棄物。同時由于美國是在經濟和政治上的強國，那么讓其參與全球環(huán)境保護則是理所應當的”[19]（p.9）。這種所謂對美國形象上的認知，促進了美國公共環(huán)境意識的覺醒，1970年4月2

33、2日首個國際“地球日”加強了環(huán)境主義的影響，迫使當時的尼克松政府成立了國家環(huán)境保護署（EPA），從行動上為此后美國參與國際氣候政治創(chuàng)造了發(fā)展條件。 </p><p>　　然而，美國對全球氣候變化的政治參與，從里根到老布什政府時期表現(xiàn)出來的行動卻較為消極被動，一度成為全球氣候問題合作的嚴重阻力。在里根政府時期，諸如氣候變化這樣的全球環(huán)境問題屬“低級政治”議題范疇，為當時的美國所漠視，采取的行動較為消極，較多地依賴市

34、場力量，通過私營部門涉足環(huán)境領域而減少聯(lián)邦政府對于環(huán)境問題的管制，期間關于環(huán)境議題的對外援助少之又少，氣候政策方面幾無建樹[20]（p.15）。1992年10月15日，美國批準了《聯(lián)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UNFCCC），且隨后制定了能源政策法，然而有關溫室氣體減排的國家行動方案并未實際履行，及至2000年美國的溫室氣體排放量比1990年增長了14.3%，遠超其既定的維持1990年排放水平之標準[21]。顯然，美國在20世紀80年代末9

35、0年代初的氣候政治參與呈負向消極參與。 </p><p>　　克林頓政府時期，開始加強對外環(huán)境保護援助，拓展美國國家安全，將包含氣候變化的環(huán)境問題納入美國國家安全戰(zhàn)略。1993年4月，克林頓承諾把2000年溫室氣體排放減到1990年水平，以體現(xiàn)“美國對促進全球和平與繁榮負有領導責任”[22]。同年6月，成立“可持續(xù)發(fā)展問題總體委員會”，以討論有關全球環(huán)境的對外資金、技術援助等，并向41國提供用于穩(wěn)定人口的援助費用

36、達4.6億美元[23]。1996年，美國國家氣候變化委員會對前一年發(fā)布的IPCC第二次研究報告表示認同。1997年2月13日，美國《經濟學家關于氣候變化的聲明》發(fā)表，認為需要采取防范措施應對具有多方面危險性的全球氣候變化[24]。值得一提的是，克林頓政府從1995年到2000年間前后共5次參加UNFCCC的締約方大會，相比老布什政府時期，美國對氣候變化政治的參與更為活躍，并在一定程度上促成了《日內瓦部長宣言》從而為《京都議定書》的出臺奠

37、定了基礎，推動了國際氣候談判的進一步開展。當然，在有關美國能源、制造業(yè)及其他相關工業(yè)部門對溫室氣體減排表現(xiàn)出較大的敏感性時，美國一般不愿給出明確的承諾或態(tài)度，從而為其戰(zhàn)略利益謀劃留有余地。 　　2001年</p><p>　　2008年，奧巴馬勝選總統(tǒng)，美國政府重新加強國際環(huán)境方面的雙邊、多邊合作。如在雙邊合作上重視與中國的環(huán)境合作，典型的行為表現(xiàn)在和中國共同簽署《關于中美兩國加強氣候變化、能源和環(huán)境合作的諒解

38、備忘錄》，推動中美戰(zhàn)略經濟對話、中美能源政策對話、可再生能源開發(fā)和利用、中美和平利用核技術等雙邊機制的發(fā)展[25]；在多邊合作上，參與UNFCCC、G8峰會，并主導“主要經濟體能源與氣候論壇”。同時，還利用亞太經合組織這樣的平臺來宣告自身的氣候政策，利用北約組織強化能源安全目標，以期影響國際氣候問題走向并掌握氣候政治領域的話語權，盡可能地展示美國的軟實力，運用巧實力，努力重塑后金融危機時代美國的領導者形象。 </p>&l

39、t;p>　　通過對美國的氣候政策進行歷史的考察與分析，我們發(fā)現(xiàn)美國的國際形象基本上與其氣候政治參與呈正相關關系，從而也基本符合上文的假設一和假設二。即美國的氣候政治參與行為，經由20世紀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里根和老布什政府時期的消極參與，到90年代中期克林頓政府若有聲色、有所保留地響應，乃至新世紀初小布什政府時期的強硬抵制和倒退，再到后金融危機時期奧巴馬政府的“革新”，這之間美國的國際形象也有著十分微妙的正相關聯(lián)系。單從“形象/

40、身份→利益→行為”關系鏈的單向建構而言，不難解釋一定歷史時期的美國氣候政策“行為”，但如果我們再思考這其中的反饋，可能進一步證實我們的假設和推論（不排除系統(tǒng)效應，比如國內政治與國際政治的雙重互動博弈，反恐戰(zhàn)爭、伊拉克戰(zhàn)爭、金融危機都可能帶有系統(tǒng)效應，也會影響到氣候政治領域的大國行為和國際形象）。在這里，我們不妨聯(lián)想布熱津斯基的歸因理論，所謂的“第二次機遇”，正是在對美國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的重大國際行為進行地緣政治的、歷史的、深刻的反

41、思后，從而重塑美國國際形象的戰(zhàn)略考慮[26]。只是，不知其運籌帷幄間是否真的適得其主，與1997年同樣出自布熱津斯基的“大棋局”（The </p><p>　?。ǘ┒砹_斯：“游刃有余”？ </p><p>　　2008年，俄羅斯作為全球第四大溫室氣體排放國，其排放量占全球的5.67%[27]。俄羅斯擁有足夠廣袤的森林覆蓋國土，在影響氣候變化方面蘊藏巨大潛力，就氣候變化的脆弱性而言，俄排在

42、遙遠的第81位，相比近鄰白俄羅斯（第28位）、哈薩克斯坦（第50位）、烏克蘭（第52位），俄羅斯的情況似乎樂觀得多[28]。對俄羅斯來說，與大部分其他國家不同的是，氣候變化所能帶來的，竟有不少明顯的國家優(yōu)勢。比如說氣溫升高能使俄羅斯的冬天變得溫暖從而可以減少冬季供暖時長而給國家節(jié)約大量能源；由于氣候暖化，北冰洋地區(qū)的豐富能源開采前景將更加明朗起來，開發(fā)該地區(qū)資源的行動更為容易；海上國際航道交通的順達也將使俄羅斯的地緣戰(zhàn)略影響加大，有利于

43、其拓展國際形象。即便如此，至少有三大目標常用來解釋俄羅斯的氣候政治參與：其一，為改善俄羅斯的國際形象；其二，為入世談判而加強與歐盟的聯(lián)系；其三，京都議定書機制下的經濟動機[29]。這里我們主要關注俄第一大目標即改善國際形象。當美國退出后，俄羅斯批準京都議定書的行為就顯得尤為關鍵，甚至成了歐洲領導人議事日程所關注的重心，時任總統(tǒng)普京將對于京都機制的認可當作重塑俄羅斯國際形象的工具</p><p>　　2011年12

44、月的德班會議，俄政府強調其在京都議定書的第二承諾期將不會承擔任何數量上的義務，這與它在2010年坎昆會議中的陳述并無二致。俄羅斯強調國際氣候制度須在“全面、綜合”的基礎上達成一致，即“包含所有國家，包括發(fā)達國家和發(fā)展中國家，尤其是主要的溫室氣體排放國”。早在2009年哥本哈根會議召開之前，俄總理普京就表示俄羅斯對氣候變化談判協(xié)議的參與和支持取決于其他主要工業(yè)國家須做出相應的承諾并能提出量化的減排目標，而且，還要將俄羅斯廣闊森林具有巨大的

45、碳吸收力這一因素考慮在內。 </p><p>　　可見，俄羅斯對于氣候變化政治的參與，是探求其特殊的國家利益進而重塑俄羅斯“超強”國家地位的工具性寫照。俄羅斯參與國際氣候政治似乎總是顯得“游刃有余”，除了與其資源稟賦和歷史遺產具有一定相關性之外，它對國際形象的追求與上文討論的美國具有極其相似之處，即可以說都從國際地位及國際威望上看待和塑造所謂的國際形象，在這兩個國家當中，國際形象的建構幾乎可以混同于權力（尤其軟權

46、力的）優(yōu)勢、威望、相對地位等方面的謀劃。 </p><p>　?。ㄈ┲袊横绕鸫髧呢撠熑螀⑴c </p><p>　　中國參與國際氣候政治的歷程，與中國外交的整體步伐如影隨形。正如我國學者所指出的，中國參與國際氣候談判存在立場上的演變，經歷了“被動卻積極參與”（1990～1994）、謹慎保守參與（1995～2001）、活躍開放參與（2002年至今）三大發(fā)展階段，深刻地反映了中國外交日趨成

47、熟的發(fā)展進程[31]。 </p><p>　　一般從全球公共問題的理論邏輯上來看，對氣候變化的參與屬于公共問題的范疇，難免遭遇“集體行動的難題”。那么，如上文美國和俄羅斯的案例所揭示的，一國對氣候政治的參與在很大程度上受到選擇性激勵的影響，而不僅僅是道德倫理上的約束。國際形象一定程度上也屬于選擇性激勵，顯然它是一種國際社會意義上的激勵。因而，從國際形象的護持而言，中國在氣候政治方面總體上是正向參與的，但對于自身參

48、與國際氣候政治的積極行動而最終反饋于國際形象的再塑造進程，也不能盲目樂觀。早期的氣候政治參與中，中國尤其看重負責任大國形象的護持，防止出現(xiàn)氣候變化議題領域的“中國威脅論”[32]。2002年8月，中國批準《京都議定書》，聯(lián)合國即表示這“為發(fā)展中國家樹立了一個良好榜樣”。然而，有不少發(fā)達國家非但不主動積極參與氣候政治，反而還指責以中國為主要代表的發(fā)展中國家大量排放溫室氣體、不承諾減排義務、威脅人類發(fā)展等。于是他們聲稱為了“把大氣中溫室氣體

49、濃度穩(wěn)定在防止氣候系統(tǒng)受到危險的人為干擾的水平上”，要以中國等新興大國實施大量減排為先決條件[33]。如此看來，在上文三種假設當中我們所擔心的悖論出現(xiàn)了，氣候政治與大國國際形象呈負相關關系，</p><p><b>　　四、結論 </b></p><p>　　從形象的定義入手，我們探討了國際形象的內涵，其包含了國際相對地位/身份、國際威望、國際聲譽、國際榮譽等源于他者

50、的認知范疇，其中身份認知尤為重要。由于存在主體間認知差異，國際形象的界定較為模糊和隨意，過于關注或高估其中的相對地位也可能帶來一定的危機。大國的國際形象反映了該國的戰(zhàn)略動機，決定其利益關切，從而影響其行為。然而，形象→利益→行為的關系鏈條并非簡單的線性聯(lián)系，反饋存在于其中各個環(huán)節(jié)，產生系統(tǒng)效應，大國的國際形象因之仍有重塑的空間。 </p><p>　　通過就美國、俄羅斯、中國這三個大國對全球氣候政治參與的案例分析

51、，我們不難發(fā)現(xiàn)，氣候政治參與行為與大國國際形象之間既存在正相關關系（正向積極參與則國際形象建構為良性護持或上升，負向消極參與則國際形象回落甚至受損），又存在可能的負相關關系（正向積極參與卻面臨國際形象建構的困境與悖論）。中國作為崛起中的大國，為建構負責任大國身份或提升國際形象，總體上仍應正向積極參與國際氣候政治進程，進一步為國家的崛起創(chuàng)造軟條件。 </p><p>　　可能存在的問題和進一步的研究方向，在于本文對

52、國際形象的界定與探討，主要關注其身份性與國家利益、國家行為之間的邏輯關聯(lián)，以及大國行為對其國際形象的反饋效應。因此，這種分析框架仍然是初步的，由于詮釋和論證的需要而抽象化的那些現(xiàn)象學思考，或許仍值得進一步研究；案例選擇與比較方面，本文對美國、俄羅斯、中國的氣候政治參與進行了簡要的分析，受制于分析框架的集中討論，所作相關比較仍較為初步。尤其是涉及國際政治行為的反射評價，國際形象的上升或回落本身可能還受制于其他系統(tǒng)要素，比如大國的戰(zhàn)略效果、

53、國內政治回應等，這些都可能影響到該國國際形象的建構進程，對于新興大國而言，甚至直接影響其崛起進路。事實上，如本文所提到的中國案例“悖論”所引發(fā)的思考，在全球氣候政治治理中，亦屬不難預知。換言之，新興大國的氣候政治參與，即使正向積極參與，其反饋也并不一定總能積聚到正能量（Positive Energy）（或許正是從這個意義上我們亦不難理解俄羅斯的氣候政治現(xiàn)實主義）。長遠觀之，出于氣候問題的未來政治關切，以及崛起中的大國戰(zhàn)略考量，中國仍應繼

54、續(xù)正向積極參與全球氣候政治進程，相信“得道多助”，并努力參與國際氣候建制，謀</p><p>　　（本文的核心內容曾在2012年10月13～14日北京大學舉辦的第五屆全國國際關系、國際政治專業(yè)博士生學術論壇上宣讀。感謝清華大學管理學院助理教授張嚴冰、對外經貿大學國際關系學院外交學系主任檀有志老師，以及察哈爾學會秘書長柯銀斌老師的點評。） </p><p><b>　　注釋： &l

55、t;/b></p><p>　?、傧嚓P定義可參閱[古希臘]修昔底德：《伯羅奔尼撒戰(zhàn)爭史》（徐松巖），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美]托馬斯·謝林：《軍備及其影響》（毛瑞鵬譯），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Robert Keohane，After Hegemony，New Jersey：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84；Charles Kegley and Eugen

56、e Wittkopf，American Foreign Policy：Pattern and Progress，New York：St.Matin’s Press，1996；Jonathan Mercer，Reputation and International Politics，Ithaca and London：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96. </p><p>　?、谝韵录僭O都基

57、于圖1曲線所示的邏輯，即大國的氣候政治參與行為可以重塑其利益，進而由利益的重塑影響其國際形象的建構。 </p><p>　?、邸兜诙螜C遇》付梓之際，奧巴馬政府還未上臺，但實踐表明，布熱津斯基的戰(zhàn)略思想對美國領導者影響深遠，尤其對奧巴馬政府的政策制定起到推波助瀾之功效。參見布氏2012新著《戰(zhàn)略憧憬：美國與全球力量的危機》（Zbigniew Brzezinski，Strategic Vision：America

58、and the Crisis of Global Power，New York：Basic Books，2012）。 </p><p><b>　　參考文獻： </b></p><p>　　[1]辭海[Z].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1999. </p><p>　　[2]Philip Kotler.Marketing Management，A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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