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華夷”到“中西”話語的演變

1、<p>　　從“華夷”到“中西”話語的演變</p><p>　　[摘要]由傳統(tǒng)民族意識向近代民族觀念的跨越，是一個艱難而復雜的歷史過程。從“華夷”向“中西”話語的轉(zhuǎn)型，則是這一歷史性跨越的基本前提。在這一話語轉(zhuǎn)型的歷史過程中，徐繼畬的《瀛寰志略》具有獨特的地位和價值。還在舉國皆為“華夷之辨”的話語時代，它就已經(jīng)超越了同時代的主流話語模式，孕育著具有近代性的民族主義話語。 </p><

2、p><b>　　[關(guān)鍵詞]徐繼畬 </b></p><p><b>　　《瀛寰志略》 </b></p><p><b>　　華夷 </b></p><p><b>　　中西 </b></p><p>　　[中圖分類號]K251 </p>

3、<p>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0-7326(2010)09―0084―08 </p><p>　　關(guān)于中國的“近代民族主義”可以有不同層面的認識，就現(xiàn)代性意義上的民族國家來說，它強調(diào)的是主權(quán)這一國際法的權(quán)利主體。對于民族的認同也就是對于這個民族的主權(quán)的認同，主權(quán)是民族認同的核心標志，也是民族認同的合法性和正當性基礎(chǔ)，這顯然與基于“華夷之辨”的中國傳統(tǒng)民族意識相去甚遠。正是這種不同，區(qū)

4、分了兩種不同時代的民族主義特征。由傳統(tǒng)民族意識向近代民族觀念的跨越，是一個艱難而復雜的歷史過程，蘊含著極其復雜的各種利益、觀念的矛盾和沖突。其中，從“華夷”向“中西”話語的轉(zhuǎn)型，則是這一歷史性跨越的基本前提。而正是在這一話語轉(zhuǎn)型的歷史過程中，筆者發(fā)現(xiàn)徐繼畬的《瀛寰志略》(下簡稱《志略》)具有獨特的地位和價值。 </p><p>　　一、從“華夷之辨”到“利權(quán)之爭”：傳統(tǒng)民族意識向近代民族觀念的轉(zhuǎn)型 </p&

5、gt;<p>　　從社會運動層面而言，近代中國的民族抗爭運動當以1901年為歷史界標，明確標示出中國民族主義運動的不同時代特征，體現(xiàn)出民族運動的兩個不同的價值取向，即從鴉片戰(zhàn)爭時期三元里民眾抗英活動開始以及其后持續(xù)幾年的反入城斗爭、從19世紀60年代開始持續(xù)不絕的反洋教運動一直到義和團運動，屬于傳統(tǒng)民族主義的社會運動；1901年后以“拒俄運動”、“反美愛國運動”、“收回利權(quán)運動”等一系列前后相繼的民族斗爭為主體內(nèi)容，則屬于

6、近代民族主義特征的社會運動。 </p><p>　　從表現(xiàn)形式上看，兩大時代的民族主義運動具有完全不同的特征。19世紀傳統(tǒng)民族主義運動在表現(xiàn)形式上具有歷史的一致性，即從組織力量上看，無論是鴉片戰(zhàn)爭時三元里的社學還是義和團時期的“壇，，“拳”等，都屬于中國傳統(tǒng)社會組織機制，他們借以動員民眾的手段是傳統(tǒng)社會中的揭帖、告白、歌謠、俚語等具有隱秘性和隱喻性的載體。而20世紀的民族主義運動無論是反美愛國運動，還是收回利權(quán)運

7、動，其組織力量已是近代性的社團組織，如商會、學生會以及滲入其中的革命黨人組織等等，其動員手段已經(jīng)主要是報刊、電報、公告以及特刊，甚至還有各種公開的演講、報告等，更多地是表現(xiàn)為公共性、公開性的載體。 </p><p>　　大規(guī)模民族抗爭運動所依據(jù)的主要精神武器及其文化內(nèi)涵，是我們判別其時代特征的主要依據(jù)?？梢哉f，1901年后大規(guī)模民族抗爭運動的思想內(nèi)涵和精神武器發(fā)生了時代性變化，正是這種歷史性變化決定了民族主義鮮明

8、的時代特色。 </p><p>　　其一，從“華夷”分辨向“主權(quán)”認同的轉(zhuǎn)變。19世紀的民族抗爭運動從三元里到義和團，民眾動員的精神力量是“華夷之辨”。雖然鴉片戰(zhàn)爭后有列強割地賠款、通商謀利等一系列攫取利益的問題，但借以動員民眾抗爭的主要理由卻不是民族利益本身，而是“夷性犬羊，難保不生事端”這種注重文化異同的成分遠大于民族利益得失的、以文化認同為出發(fā)點的“華夷”觀念。因此，從三元里斗爭到反洋教乃至義和團運動，主要

9、是從傳統(tǒng)文化遺存中發(fā)掘動員民眾的思想武器，形成以“華夷之辨”、“人禽之辨”、“正邪之辨”的文化認同，來抵拒“西夷”的入侵。雖然我們不能否認其斗爭具有反侵略的民族性價值，但民族利益的意向卻被傳統(tǒng)的文化認同嚴密地包裹著，并沒有凸現(xiàn)為時代性價值。所謂“通商罔利。情尚可容，邪說橫行，神人共憤”。(沈葆楨語)“通商則漸奪中國之利，傳教則并欲奪華人之心”。(李東沅語)因此，19世紀中國民眾主要通過反洋教來表達自己的民族意識，而這恰與此時西方列強“對

10、傳教一事遠不及對通商重視”的選擇全然不同。20世紀勃興的民族主義運動的主要精神武器是立足于民族一國家的“主權(quán)”認同。這一時期民族主義運動的中心議題是“利權(quán)意識”，而所謂“利權(quán)”最終</p><p>　　其二，從天朝話語向國家一民族話語的轉(zhuǎn)變。就世界秩序而言，鴉片戰(zhàn)爭后一再興起的民族抗爭運動，始終堅持著傳統(tǒng)中國文化體系中的“天朝”觀念?！疤斐迸c“蠻夷”的對立構(gòu)成紳民反抗外來侵略力量的天然道理。在《全粵義民申諭英夷

11、告示》中，“天朝”一詞的使用超過10處，并且是以“天朝”與“屬國”的概念表達整個生存世界，這一觀念從三元里斗爭到反洋教一直延續(xù)到義和團運動。因而，19世紀一直延續(xù)于民族抗爭運動中的“恭維天朝大統(tǒng)，豈容裂土以與人”的“天朝”意識與20世紀收回利權(quán)運動中所揭示的“財產(chǎn)屬于人民，人民屬于國家，所有國有、民有者，為名義上之分別，而于事實上究不必強分離”的民族一國家觀念有著天壤之別。 </p><p>　　(《申報》，宣統(tǒng)

12、三年五月五日)正是這種巨大的差別。揭示出中國民族主義運動由傳統(tǒng)向近代轉(zhuǎn)型的時代價值。 </p><p>　　其三，從臣民話語向國民話語的轉(zhuǎn)變。就民眾自身稱謂而言，在19世紀的告白、揭帖中更多地以“臣民”、“義民”、“子民”相稱，這是與“天朝”相匹配的傳統(tǒng)民族意識概念。然而，進入20世紀初年，我們可清晰地感受到新世紀“國民”概念取代傳統(tǒng)‘‘臣民’’概念的歷史趨向。1902年《大公報》一篇《論演說》中說：“須知古今天

13、下國民，從未有純由書冊報篇能使一律曉然于所當之危險，所短之知能，所可乘之事機與其所享之權(quán)利者。今欲作其上下之氣，皋其通國之魂，則死文字斷不及生語言感通之為最捷。此后起愛國之賢不可不講演說之術(shù)?！?1902年11月5、6日)《順天時報》中更多地以“國民”、“權(quán)利”話語取代了傳統(tǒng)的“子民”、“臣民”和“華夷”話語：“是以各強國之民族，人人有國家思想，有政法思想，有權(quán)利義務思想，其收效于演說者良多。而演說之關(guān)系于國家人民，非淺鮮也!”1905

14、年，天齊廟宣講所就附設(shè)一個專門機構(gòu)，向人民勸募“國民捐”。 </p><p>　　(《大公報》，1906年3月4日)從社會輿論和民眾話語中，我們可以感受到具有現(xiàn)代性的國民意識被普遍認同的程度。 </p><p>　　民眾運動層面上展示的民族主義的時代特征，與思想家學理層面上的民族主義的時代內(nèi)涵存在著歷史的一致性。梁啟超在1901年10月發(fā)表《國家思想變遷異同論》，揭橥了近代民族主義的時代特

15、征。梁文提出：“民族主義者，世界最光明正大公平之主義也。不使他族侵我之自由，我亦毋侵他族之自 由?！绷菏贤瑫r指出，西方民族主義已發(fā)達數(shù)百年，當時已進入民族帝國主義時期，我中國人民正受此民族帝國主義侵害，故“知他人以帝國主義來侵之可畏，而速養(yǎng)成我所固有之民族主義以抵制之，斯今日我國民所當汲汲者也”。值得注意的是，“國民思想”或“公民權(quán)利”思想也構(gòu)成梁啟超近代理性的“民族主義”思想體系中應有之義。 </p><p>

16、;　　“對梁來說，近代國民思想包含了公民權(quán)利。國民不再是傳統(tǒng)制度下的臣民，他們是國家主權(quán)的主體”。此后，梁氏在其《論中國學術(shù)思想變遷之大勢》一文中，又首次提出了“中華民族”的概念，為此后學者談民族主義問題立一典范。梁啟超于1902年2月至4月在《新民叢報》上發(fā)表《論民族競爭之大勢》，更加明確地指出：“今日欲救中國，無他術(shù)焉。亦先建設(shè)一民族主義之國家而已?！苯ㄔO(shè)民族國家，是近代民族主義的中心內(nèi)容。粱氏最早揭明此義，亦屬可貴的貢獻。此后梁氏

17、之言論、活動均不脫建立民族國家，爭取中華民族之國際地位這一總目標。 </p><p>　　如果不是過分拘泥于細瑣末節(jié)的歷史表象，我們則可以從歷史演變的大勢中分辨出近代中國民眾抗爭運動所具有的時代性界標，因為無論從其組織形式還是從其精神內(nèi)容來看，1901年義和團運動之失敗，成為截然劃分兩大時代民族主義運動(即傳統(tǒng)民族主義與近代民族主義)的歷史分界。這一重大歷史轉(zhuǎn)折不僅僅體現(xiàn)在民族抗爭實踐運動中，而且也是近代思想家和

18、社會思潮由傳統(tǒng)走向近代的歷史成果。這是我們認識《志略》歷史地位與思想價值的歷史大背景。 </p><p>　　二、《瀛寰志略》時代的“華夷”話語 </p><p>　　對于“三千年未有之大變局”所形成的中外關(guān)系的認知，由“華夷”到“中西”話語模式的轉(zhuǎn)變，顯然構(gòu)成了近代民族主義形成的基本前提。放棄“華夷”的表達不僅僅是“話語”的轉(zhuǎn)變，而是體現(xiàn)著一個時代的轉(zhuǎn)折。問題在于，《志略》面對的卻是一個

19、完全的“華夷”話語的時代。對此，當時身臨其境的外國人的感觸是深刻而具體的：“這種對外部世界的無知導致他們產(chǎn)生了一種荒謬的認識：他們是整個世界的主人；他們居住在世界最重要的地盤上，不在中國疆域內(nèi)生活的人都是野蠻蒙昧的。，，0其時，中英之間的很多糾紛和爭執(zhí)都與此相關(guān)，如1834年8月間，英國商務總監(jiān)督律勞卑與中國官員(廣州知府、潮州知府和廣東協(xié)臺)會晤，關(guān)于雙方的座次排列有過一番爭執(zhí)：中國方面在英國商館的客廳里的布置是“將北面的上座完全留給

20、中國官員，行商們則坐在東邊，即旁座的上席；而把英國監(jiān)督們――包括律勞卑男爵在內(nèi)――的座位都放在西邊，這不但是邊座的下席，而且是背著英王的肖像”?！边@不是一個簡單的座位安放問題，至少在英方看來，是“把他和一切外夷比作是天朝皇帝所任命的官憲腳下的塵?！钡囊环N鄙視。所以，作為英方商務監(jiān)督的律勞卑堅持更改座位布置，他采用了一張會議桌，將“自己</p><p>　　鴉片戰(zhàn)爭之后，“確認英、中兩國以及他們的官吏和代表身份上的

21、平等，是當中最主要的，并且?guī)缀跏俏┮坏囊稽c?！詶l約就被寫成這樣的形式并且還包括有這樣的規(guī)定，以便把英國撤出進貢國之列并且把英國君主和她的官員置放在同中國君主和官員互相平等的地位上。民族的平等是以條約的形式確認的。”但是，英國人的這項要求并沒有獲得中國社會的認可，反而在鴉片戰(zhàn)爭后廣泛而激烈的民族沖突中，朝野上下更加強化和突出了“華夷”話語。 </p><p>　　朝廷對于列強仍然堅持“夷”的認定。1850年6

22、月，由皇帝對英巴麥尊全權(quán)公使送致白河的抗議信，下發(fā)諭旨說：“邇者夷人在天津之行徑，實屬桀驁侮謾已極，乃竟恬不知恥，徑自投函樞臣?！瓫r禮有常規(guī)，凡國家官吏，均不得交通夷人，著該軍機大臣等，即勿予以置復，以免輕啟該夷僭越無禮之漸?！比绾螞_破“華夷之辨”的障礙，至少在正式的中國官方表達中剔除“夷”的字眼，也成為鴉片戰(zhàn)爭后西方列強的一種持久不息的努力。從1834年到1860年，西方國家作了各種努力以保持其對于“天朝”的“國家地位”，要求“各式

23、公文中不得再把外國人叫做‘夷’人”。 </p><p>　　(《中英天津條約》第51款)“以前中國是處于命令的地位去決定國際關(guān)系的各種條件，而現(xiàn)在則是西方各國強把他們的意圖加在中國身上的時候了?！?</p><p>　　在民間，鴉片戰(zhàn)爭之后，廣州民眾抵制英人人城的社會運動持久不絕，用以動員民眾的揭貼將“華夷之辨”發(fā)揮到極端：“查英夷素習，豺狼成性，……爾不過貪利而來，有何知識?爾之貪利，猶

24、畜生之貪食。不知法度，不知禮儀。爾試攬鏡自照，爾模樣與畜生何異?不過能言之禽獸而已?！?849年3月號《澳門月報》刊發(fā)的廣州紳民的告示也宣稱：“該蠻夷一有舉動，即在各地響起警鐘，同心協(xié)力，一鼓作氣，殺盡叛夷，寸草不留，不容蔓延。”可以說，整個19世紀在民間涌動的民族抗爭運動的思想資源，都局限在“華夷之辨”的傳統(tǒng)民族意識層面。 </p><p>　　士大夫同樣認同“華夷”之別：“(同文館)選翰林及部員科甲出身、年三

25、十及以下者學習行走，則以中華之儒臣而為丑夷之學子，稍有人心，宜不肯就?！?1853年，對西學已經(jīng)頗有體悟的王韜，在日記中也還不免有“華夷之辨”的意識：“然夷性無常，一旦見利所在，不能不保其敗盟也(指英法締約――引者)?！表氈?，當時的王韜早已在上海英國教會開辦的墨海書館工作，而且時與西方學者如偉烈亞力接觸交流，對于西方知識已有一定了解。但是，置身于舉國皆言“華夷”的時代，真正面對客觀的世界大勢，放棄“夷”的認知仍然是十分艱難的選擇。即使在

26、表達上不用“華夷”而用中西或中外，但深植于心底的“文化民族主義”的優(yōu)越意識仍然溢于言表。通過1859年5月6日王韜與西人偉烈亞力的一番爭論，或可體悟到當時士人的思想與心境： </p><p>　　王韜說：“西國政之大謬者，曰男女并嗣也；君民同治也；政教一體也?！?</p><p>　　偉烈亞力答稱：“是不然。泰西之政，下悅而上行，不敢以一人攬其權(quán)，而乾綱仍弗替焉。商 </p>

27、<p>　　足而國富，先欲與萬民其利，而財用無不裕焉。故有事則歸議院，而無蒙蔽之虞；不足則籌國債， </p><p>　　而無捐輸之敝。今日中國政事壅于上聞，國家有所興作，而不民不得預知……” </p><p>　　王韜辯對說：“泰西列國，地小民聚，一日可以遍告。中國則不能也。中外異治，庶人之清議 </p><p>　　難以佐大廷之嘉猷也?！袊卣?/p>

28、，禮儀廉恥而已。上增其德，下懋其修，以求復于太古之風 </p><p>　　耳。奇技淫巧鑿破其天者，擯之不談，亦未可為陋也?！睆脑捳Z形式上看，王韜此處已明確地用“中國”和“泰西”取代了“華”與“夷”，但在深層意識上卻不免仍有“文化優(yōu)越論”的“華夷”意識。 </p><p>　　19世紀60年代后，圍繞著開設(shè)算學館問題，洋務派與守舊派進行了更激烈的論爭，從而在官方話語體系中公然觸及到“華夷”

29、問題，并將之推升為關(guān)涉近代中國歷史走向的文化論爭。反對西學的倭仁提出，“今求之一藝之末，而又奉夷人為師，……如以天文、算學必須講習，博采旁求，必有精其術(shù)者， 何必夷人，何必師事夷人?”對倭仁提出反駁的奕??則以守為攻說：‘‘該大學士既以此舉為窒礙，自必別有良圖。如果實有妙策，可以制外國而不為外國所制，臣等自當追隨該大學士之后……用示和衷共濟，上慰宸廑?！绷钊颂貏e關(guān)注的是，雙方立場不僅僅是內(nèi)容的反差，而且話語反差也是驚人的：針對I司一事

30、物，使用兩種不種的話語，倭仁自始至終用“夷”，即‘‘何必夷人，何必師事夷人”；奕??則一以貫之地用“外國”，即“可以制外國而不為外國所制”。同為朝廷大員，可以由此概見由“華夷，，與“中西”映照的民族意識之時代差別。我們可以判明倭仁的守舊和保守的品性，但我們卻無法否認其基本的“民族”立場――盡管是文化保守主義的民族意識。對于洋務派的努力，我們當然也不能懷疑其追求國家“自強”的民族立場――但這種民族意識又全然不同于傳統(tǒng)的“華夷之辨”，而開始

31、具有了</p><p>　　這場論爭之后，社會上開始更多地逐漸用“洋務”代替“夷務”，這一走向說明了時代觀念的更新。“某些腐舊而且僵固的封建傳統(tǒng)觀念被迫發(fā)生變化，這一點主要體現(xiàn)于辨‘夷’與‘洋’。用‘夷’來泛指華夏以外一切外族的人和事，從孔夫子以來，在中國已有幾千年的歷史了。夷與夏(或華)相對峙，在區(qū)分民族地域的同時又劃出了文化上的高低，千百年來，國人熟悉而且慣用的這個稱呼在近代中西之間劃了一道深深的禮儀、文化和

32、心理不平等之溝?！恢钡降诙硒f片戰(zhàn)爭，‘夷，的使用才受到限制，這是洋和夷替代的交接點。它意味著從華夷秩序走向世界民族之林的一步?！皬囊膭盏窖髣赵俚胶髞淼耐鈩眨涗浟酥形鹘煌碳は轮袊耸澜缬^念發(fā)展的脈絡。”基于此，筆者認為。從早期“師夷制夷”的權(quán)宜之策，到洋務時“中體西用”的文化原則，一定意義上標志著傳統(tǒng)民族意識向近代民族觀念的轉(zhuǎn)變。這一歷史進程也同時提示著，此前在《志略》時代，整個朝野上下卻基本上都還處于“華夷之辨”的話語時代，狹

33、隘的傳統(tǒng)民族意識主導著整個社會生活。這是我們借以認識和評判《志略》的基本歷史前提。 </p><p>　　三、比較中的發(fā)現(xiàn)：《瀛寰志略》超越時代的思想價值 </p><p>　　然而，就是在“華夷”話語充斥朝野的時代，徐繼畬的《志略》卻特立獨行地放棄以“夷”來指稱西方各國，建構(gòu)起一種具有近代意義的話語模式。筆者發(fā)現(xiàn)，《志略》全書中很少或幾乎沒有對西方各國稱“夷”的表述。首先，在幾百字的《自

34、序》中，它稱“泰西人善于行遠，帆檣周四?！薄Ｔ谏婕暗絿饷褡搴蛧視r，它通常用“泰西人”、“域外諸國”等來表述。在《志略》的《凡例》千余字中，對于西方各國稱謂是“泰西諸國”、“泰西人”、“外國”，或直接稱為“英吉利”、“英人”、“花旗國”、“葡萄牙”等等。其次，全書用“夷”字者僅僅可數(shù)幾處：卷7《葡萄牙國》“按”中說：“粵東之居夷”、“南洋諸夷”、“澳門之夷”。對西方國家治下屬地有用“夷”稱者，如卷4《歐羅巴》：“所傳畏冷者乃黑夷，黑夷

35、皆印度或南洋各島人”，卷6《意大利亞列國》：“適有夷族自東北來侵”，這里的“夷”并不用于國家民族指稱，而只是相對于土著者的一種表述。最后，《志略》中的“夷”是在引述他人言論時所用，如顧亭林《天下郡國利病書》“……有至部者不行跪禮，朝見欲位先諸夷”，嘉靖中，“私舶雜諸夷中”等。 </p><p>　　面對一個新的世界秩序和“三千年未有之變局”的時代，《瀛寰志略》率先超越了“華夷”話語。重要的是，比起同時代人的思想認

36、識和境界，《志略》遠遠出乎其上。它所具有的卓識遠見，成為此后未來中國社會發(fā)展的指示器。為此，我們可以魏源的《海國圖志》與《志略》作一比較。 </p><p>　　《海國圖志》(下簡稱《圖志》)雖然被認為是近代中國“學習西方思想”之濫觴，但《圖志》對于中西關(guān)系卻也始終堅持著“華夷”話語。 </p><p>　　首先，僅在萬字左右的《籌海篇一?議守上》中，所用“夷”字就達139處。一些篇章中可

37、謂處處皆“夷”，如“三元里之戰(zhàn)，以區(qū)區(qū)義兵，圍夷酋，斬夷帥，殲夷兵，以款后開網(wǎng)縱之而逸”。如《籌海篇三，議戰(zhàn)》中之“籌夷事必知夷情，知夷情必知夷形”等。就是那段膾炙人口的代表近代中國睜眼看世界的經(jīng)典表達也是如此：“攻夷之策二：日調(diào)夷之仇國以攻夷，師夷之長技以制夷?？钜闹叨喝章牷ナ懈鲊钥钜?；持鴉片初約以通市?！痹诙潭?0多字的表述中竟用“夷”字7個，這真是一個無“夷”不成文、無“夷”不思想的時代。筆者發(fā)現(xiàn)，在光緒元年(1875年)時

38、，左宗棠在《重刻(海國圖志)敘》中，對于“師夷長技”同樣思想的表述的不同之處僅僅是對“夷”的剔除：“……海上用兵，泰西諸國互市紛至，西通于中，戰(zhàn)爭日亟?！煌忾g福建設(shè)局造輪船，隴中用華匠制槍炮。其長亦差與西人等?！宋鹤铀^師其長技以制之也?！憋@見的話語差別，其實就是一個時代認識的差別。 </p><p>　　其次，與《志略》不同的是，《圖志》對于西方國家和民族直接用“夷”來指稱，如《圖志》卷11，《東南洋

39、》下有“呂宋夷所屬島嶼一”。但徐氏的《志略》卷2記載同樣內(nèi)容的《南洋各島》項下，卻始終無一“夷”稱；而在論及此地為西班牙占據(jù)時，說“是時呂宋已為西班牙所據(jù)”，亦只作客觀敘述。無用夷字。 </p><p>　　《圖志》稱西方國家為“夷”者所在多處，如記述意大里時稱：“為天主教之宗國”，“故自昔惟意大里亞足以綱紀西洋”?！秷D志》卷13《東南洋》海島之國，題為“英荷二夷所屬葛留巴島”。關(guān)于荷、法所屬地，《圖志》的記述是

40、：“荷佛二夷所屬美洛居島”，而《志略》則有夷稱。 </p><p>　　最后，以“夷”指稱西方，是魏源的主觀選定。作為地志類圖書，其大量內(nèi)容屬于輯錄，而輯錄內(nèi)容當受原著者表述的限制。此在《志略》中也不免，但魏源《圖志》撰述部分則完全體現(xiàn)其主觀選擇的思想立場，如在其所撰《中國西洋歷法異同表》中有歷表兩年為例，以道光十八年戊戌、十九年己亥與西夷千八百三十八、三十九年為對照，西歷各日，均以西夷某月某日對應。 </

41、p><p>　　顯然，“華夷”話語背后是基于傳統(tǒng)禮儀文化的一套規(guī)范，是以等級尊卑、內(nèi)華外夷為世界秩序的認知體系。所以，魏源對于“外夷”的認同，也是基于所謂的“禮教”標準，如魏在述及意大利與英國時說：“自意大里裂為數(shù)國，教雖存而富強不競?！?</p><p>　　“而英吉利尤熾，不務行教而專行賈，且佐行賈以行兵。兵賈相資，遂雄島夷?！薄肮式裰居谟⒁奶卦?。志西洋正所以志英吉利也?！睂⒂⒁曋疄椤耙摹?/p>

42、是因為英“專謀利”而“不務行教”，可見“禮儀教化”仍為魏源判定是否為“夷”的基本標準。由此可知，在《志略》時代，即使如魏源之開明和開放，也未能擺脫這套傳統(tǒng)的話語體系。 </p><p>　　19世紀60年代后，經(jīng)過兩次鴉片戰(zhàn)爭的創(chuàng)痛和迫于西方列強的壓力，又經(jīng)過朝野上下“中學西學”論爭后形成的“中體西用”文化原則的相對認可，強固的“華夷之辨”的話語模式逐步開始消解，并一度出現(xiàn)“夷”、“洋”或“夷”、“西”并行局面。

43、這種情形突出體現(xiàn)在馮桂芬使用的話語中。馮桂芬 的《校?廬抗議》完成于1861年，全書40篇，涉及政治、經(jīng)濟、社會、文化、軍事各個方面。有4篇文論與西方國家或西學相關(guān)(《制洋器議》、《善馭夷議》、《采西學議》、《重專對議》)，而在此4篇議論中，雖然題目中“洋”、“夷”并用，“西”、“夷”同行，但在具體內(nèi)容的闡釋中，馮基本上還是堅持“華夷”話語。一方面，在《制洋器議》約3000字的篇章中，用夷字34處，《善馭夷議》1500字，用夷字27處

44、，《采西學》約2000字，用夷字8處，《重專對議》800多字，用夷字5處。另一方面，《校?廬抗議》其余談內(nèi)政事，偶有用夷字處，如“諸夷以開礦為常政，不聞滋事”，“夷書動言鴉片害人”，“彼諸夷以利為國，富商輒與大酋敵體”；而代表馮氏變法思想的名言，“法茍不善，雖古先吾斥之；法茍善，雖蠻貊吾師之。嘗博覽夷書而得二事焉，不可以夷故而棄之也</p><p><b>　　四、 </b></p&g

45、t;<p>　　《瀛寰志略》與近代民族意識的孕育 </p><p>　　摒棄“華夷之辨”是由傳統(tǒng)民族意識向近代民族意識轉(zhuǎn)型的歷史前提，鴉片戰(zhàn)爭以后進步的思想家們?yōu)榇烁冻隽似D苦的探索和不少的代價。被社會所認可的進步思想經(jīng)歷了漫長的歷史進程。其間產(chǎn)生的社會沖突、思想碰撞和內(nèi)礪外鑠，注定成為我們認知和體悟歷史真知的基石。思想史演變的進程表明，鴉片戰(zhàn)爭后即使是學習西方的各種“師夷”之策，也始終是“猶抱琵琶半

46、遮面”地在‘‘華夷”話語中運行著，這種狀況直到19世紀80年代后才得以改觀。60年代之際，王韜在與偉烈亞力論爭中西差別時，還不時以“夷”指稱西方，而到80年代時，王韜卻專門撰寫了駁斥持此言論的文章――《華夷辨》。王文說：“自世有內(nèi)華外夷之說，人遂謂中國為華，而中國以外統(tǒng)謂之夷，此大謬不然者也?！队碡暋樊嬀胖?，而九州之中諸夷錯處；周制設(shè)九服，而夷居其半?！洞呵铩分?，諸侯用夷禮則夷之。夷狄之進于中國者則中國之，夷狄雖大日子。故吳、楚之地皆

47、聲名文物之所，而《春秋》統(tǒng)謂之夷。然則華夷之辨，其不在地之內(nèi)外，而系于禮之有無也明矣。茍有禮也，夷可進為華；茍無禮，華則變?yōu)橐?，豈可沾沾自大，厚己以薄人哉?” </p><p>　　王韜的思想演變，其實也是時代思潮嬗變的歷史縮影。重要的是，這一思想很快獲得社會的認同，從而，制約人們走向近代的“華夷之辨”就被時代的進步所揚棄了。1896年秋間，曾是曾國藩、李鴻章幕僚的吳汝綸在一封信中對“不悖正道，兼啟新法，收禮失求

48、諸野之近效，峻用夷變夏之大防”的論調(diào)也作了批判，而批判所據(jù)竟也與王韜所論同出一輒：“天算格致等學本非邪道，何謂不悖正道?西學乃西人所獨擅，中國自古圣人所未言，非中國舊法流傳彼土，何謂禮失求野?周時所謂東夷、北狄、西戎、南蠻，皆中國近邊朝貢之蕃，且有雜處中土者。蠻夷僭竊，故《春秋》內(nèi)中國，外夷狄?！裰畾W美二洲，與中國自古不通，初無君臣之分，又無僭竊之失，此但如春秋列國相交，安有所謂夷夏大防者?”顯然，這意味著近代民族主義即將成為新時代

49、的主導力量，而傳統(tǒng)的“華夷之辨”行將成為歷史陳跡，然此時，卻已是即將告別19世紀而要進入20世紀的年代了。因此，站在近代民族主義演進的時代高點上，回視歷史，我們又怎能不慨嘆徐繼畬在《志略》中超越時代的卓見，還是在舉國皆為“華夷之辨”的話語時代，它就已經(jīng)超越了同時代的主流話語模式，孕育著具有近代性的民族主義話語。 </p><p>　　首先，《志略》將中國與西方各國的認知，置放在具有對等或平等的世界體系中，以拋棄“

50、華夷”話語，構(gòu)建了從傳統(tǒng)觀念的“天下”到近代意義的“世界”的新的認知體系。這種浸透在“世界地理”知識建構(gòu)中的思想認識，對近代中國思想和社會的觸動和影響，比之于地理知識本身影響而言，更為持久而深遠。當時人們對它的關(guān)注并不在地理知識本身，而更多地集中在“思想觀念”層面上。因此，史策先寫道：“立論多有不得體處……張外夷之氣焰，損中國之威靈。予初見此書，即擬上章彈劾之。”(《近代史資料》1980年第2期)李慈銘在日記中斥責：“輕信夷書，動涉鋪張

51、揚厲……似一意為泰西聲勢者，輕重失倫，尤傷國體。”由此反證出《志略》思想史的意義與價值，超越了它的地理學知識本身。 </p><p>　　其次，《志略》將學習西方的思想從“夷技”層面隱約擴展到更深廣的層面，為近代變革思想的提升、發(fā)展提供了思想資源。當時社會上涌動的進步思想是“師夷長技以制夷”，但是，這一思想的起點仍是“華夷”話語，即使更進一步的馮桂芬，也同樣堅持著“法茍善，雖蠻貊吾師之”的原則。它的邏輯前提是中國

52、禮教遠超乎西方之上，而只是“技術(shù)”(或“治法”――如馮氏思想)層面落后于西方：而“禮教”恰恰是劃分“華夷”的標準。所以，所可“師”者“夷技”而已。但是，《志略》對于西方世界的描述和評價，已經(jīng)突破了“技藝”和“治法”所限。關(guān)于西方文教，其言巴黎“為歐洲都會第一，城內(nèi)有大書院，藏印本書三十六萬冊，鈔本書七萬冊，游學之士許住院借讀”。“佛郎西頗重讀書，學優(yōu)者超擢為美官。其制宰相一人，別立五爵公所，又于紳士中擇四百五十九人立公局”。尤其對英、美

53、的民主政治制度建設(shè)表達出渴慕之情，評述英國之議會民主制度，于國計民生之事由“爵房酌議，可行則上之相而聞于王，否則報罷”。而且“此制歐羅巴諸國皆從同，不獨英吉利也”。那番對于美國民主制的評述，更是具有久遠的思想意義：“米利堅合眾國以為國，幅員萬里，不設(shè)王侯之號，不循世及之規(guī)，公器付之</p><p>　　固然，誠如一些學者所言，徐氏并沒有就鴉片戰(zhàn)后中國之對策提出直接方案，沒有形成如魏源“師夷長技”之策，也沒有馮桂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