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nit 2 中西翻譯理論的歷史和現(xiàn)狀

1、Unit 2 中西翻譯理論的歷史和現(xiàn)狀,Unit3 中西翻譯理論的歷史和現(xiàn)狀,中國翻譯簡史西方翻譯簡史 西方翻譯實踐史 西方翻譯理論史 中西翻譯理論研究現(xiàn)狀,Unit 2 中西翻譯理論的歷史和現(xiàn)狀,中國翻譯簡史中國歷史上曾經(jīng)出現(xiàn)過三次翻譯高潮：東漢至唐宋的佛經(jīng)翻譯、明末清初的科技翻譯和“五四”時期的西學翻譯。中國歷史上第四次翻譯高潮正在神州大地蓬勃推進，方興未艾，景況壯觀。 ——《翻

2、譯理論與實務叢書》總序言,Unit 2 中西翻譯理論的歷史和現(xiàn)狀,中國翻譯簡史陳?？稻幹摹吨袊g學理論史稿》中則是按照中國歷史的分期來劃分的，即把中國翻譯史劃分為古代、近代、現(xiàn)代、當代四個部分 ：古代翻譯史起于先秦時有關翻譯的零星論述，至清干隆初年《番清說》為止 東漢至宋代的佛經(jīng)翻譯 古代佛經(jīng)翻譯的三個階段 明清的宗教、科技翻譯近代翻譯史起于鴉片戰(zhàn)爭止于“五四”運動現(xiàn)代翻譯史從“五

3、四”運動到1949年新中國成立 當代翻譯史則從建國后至今,Unit 2 中西翻譯理論的歷史和現(xiàn)狀,中國翻譯簡史古代佛經(jīng)翻譯的三個階段 第一階段從東漢末年到西晉 主要是外籍僧人和華籍胡裔僧人，翻譯主要靠直譯，甚至是“死譯”、“硬譯”，采取口授形式，因此可信度不高 。 第二階段從苻秦譯場和姚秦譯場開始，翻譯由私譯轉(zhuǎn)為官譯；隋朝，上林園里設置了翻經(jīng)館。 支謙突破了以往的直譯法，開始追求文字的典雅；

4、 道安總結(jié)出了“五失本”、“三不易”的規(guī)律； 彥琮在其論著《辯正論》中提出了翻譯要例“十條” 和對譯者的要求“八備”； 鳩摩羅什開始提倡意譯； 慧遠等人則對譯文的風格和文體問題進行了一定的 探索。,Unit 2 中西翻譯理論的歷史和現(xiàn)狀,古代佛經(jīng)翻譯的三個階段 第三階段在唐朝 主要譯者多為本國人，他們除了精通佛理以外還精通梵漢兩種語言，其譯作在質(zhì)量和數(shù)量上都大大超過了前兩個階段

5、。加上唐朝統(tǒng)治者的重視和支持，這一階段的譯經(jīng)活動達到頂峰，出現(xiàn)了玄奘、不空、義凈等著名的僧人譯經(jīng)家。 玄奘提出了佛經(jīng)翻譯中著名的“五不翻”的原則，并為譯經(jīng)者進行了十一種詳細的分工。,Unit 2 中西翻譯理論的歷史和現(xiàn)狀,中國翻譯簡史,鴉片戰(zhàn)爭至甲午戰(zhàn)爭前 著名的禁煙英雄林則徐決心“師夷之長技以制夷”，開始“日日使人刺探西事，翻譯西書”，被譽為“組織翻譯活動的先驅(qū)”。語言學家馬建忠在其《擬設翻譯書院議》一文中留下了一些有關翻

6、譯的論述。他提出有三類書籍急需翻譯，并指出“需要擇其善者譯之“。此外，他在總結(jié)了當時譯文中常見的不足之后提出了所謂“善譯”的翻譯標準，要求譯文與原文之間“無毫發(fā)出入于其間”。甲午戰(zhàn)爭后 最著名的翻譯家當首推嚴復，其次便是梁啟超。嚴復總結(jié)了大量的實踐經(jīng)驗，在中國歷史上第一個明確提出了“信、達、雅”的翻譯標準。,Unit 2 中西翻譯理論的歷史和現(xiàn)狀,中國翻譯簡史,晚清時期中國譯者對國外文學名著的翻譯也情有獨鐘，所出版的譯作主要

7、有《伊索寓言》、《天方夜譚》、《魯賓遜漂流記》、《茶花女遺事》、《悲慘世界》、《安娜·卡列妮娜》等等。這一時期介紹外國文學作品探索文學翻譯理論的翻譯家主要有林紓、周桂笙、徐念慈、伍光建、蘇曼殊和王國維等。 “五四”運動以后，中國譯壇又陸續(xù)涌現(xiàn)出一大批翻譯實踐和翻譯理論大家，其中有很多都是著名的文學家，如魯迅、胡適、林語堂、茅盾、郭沫若、瞿秋白、朱生豪、朱光潛等。這個時期翻譯理論開始受到重視并有了長足的發(fā)展。,Unit 2

8、中西翻譯理論的歷史和現(xiàn)狀,中國翻譯簡史,董秋斯發(fā)表了《論翻譯理論建設》一文后，中國譯論開始了有目的的建立體系，開始了“轉(zhuǎn)型”。期間傅雷提出“傳神”、錢鐘書提出“化境”，又為傳統(tǒng)翻譯理論增添了光輝的一頁。文革期間，翻譯工作基本停止。改革開放后，譯界長期徘徊于原有的認識水平上。80年代后半期，譚載喜等人主張“必須建立翻譯學”的呼聲目益高漲。到了1990年，劉宓慶的《現(xiàn)代翻譯理論》出版，譯界公認此書為現(xiàn)代翻譯理論體系建立的標志，傳統(tǒng)譯論也就

9、圓滿地劃上了句號，取而代之的是科學的、成體系的現(xiàn)代翻譯理論。,Unit 2 中西翻譯理論的歷史和現(xiàn)狀,西方翻譯實踐史第一次翻譯活動高潮羅馬文學三大鼻祖之一的安德羅尼柯于公元前3世紀翻譯的拉丁文版《奧德賽》被視為西方翻譯史上最早的譯作，其后的一些大文學家們也都開始嘗試用拉丁語翻譯或改寫希臘戲劇作品，從而掀起了西方歷史上。這一階段的翻譯活動將古希臘文學介紹到羅馬，促進了羅馬文學的誕生和發(fā)展。第二次高潮出現(xiàn)在羅馬帝國后期。此時圣

10、3;哲羅姆翻譯的《通俗拉丁文本圣經(jīng)》成為定本，標志著《圣經(jīng)》翻譯取得了與世俗文學翻譯同樣重要的地位。第三次高潮出現(xiàn)在11－12世紀。此時，西方世界出現(xiàn)了大規(guī)模的翻譯活動。西方翻譯家把大批阿拉伯語作品譯成拉丁語，在翻譯史上留下了重要的一頁。,西方翻譯簡史,Unit 2 中西翻譯理論的歷史和現(xiàn)狀,西方翻譯實踐史 第四次高潮發(fā)生在文藝復興時代晚期。這時候，除了宗教之外，翻譯活動已經(jīng)深入到思想、政治、文化等各個方面，同時也涌現(xiàn)出一批優(yōu)秀的

11、翻譯家和譯作。其中英王詹姆士一世1611年命人翻譯的英文欽定本《圣經(jīng)》則標志著英國翻譯的一次飛躍。這部譯著至今仍被奉為英語語言的經(jīng)典之作，對英語語言和英國文學的發(fā)展產(chǎn)生了巨大的影響。第五次高潮是在17－20世紀。這一時期的翻譯比文藝復興時期稍為遜色，但仍有大批西方文學名著被翻譯出來，此時東方的一些優(yōu)秀文學作品也開始被譯成各國文字。第六次高潮開始于二戰(zhàn)時期，一直延續(xù)至今。二戰(zhàn)以來，世界經(jīng)濟獲得了巨大的發(fā)展，科技領域也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

12、果，翻譯的范圍隨之大大擴展，科技和商業(yè)翻譯日趨成熟。各種國內(nèi)、國際翻譯協(xié)會和團體的組建，為集中翻譯力量多出翻譯精品打下堅實的基礎。更重要的是，隨著計算機的出現(xiàn)，人們對機器翻譯的研究也已正式提上議事日程。雖然目前計算機翻譯的質(zhì)量遠遠不如人工翻譯，但其速度卻是人類無法比擬的，這無疑對人工翻譯提出了嚴峻的挑戰(zhàn)。在未來的世紀里計算機到底能不能代替人腦還是個謎。,西方翻譯簡史,Unit 2 中西翻譯理論的歷史和現(xiàn)狀,西方翻譯簡史,西方翻譯理論史

13、 如果將符號學計算在內(nèi)，西方翻譯理論研究始于公元200年左右的蓋倫；若只將有關翻譯的論述視為西方譯論之始，那么從公元前1世紀的西賽羅就開始了。——劉宓慶 西方最早的翻譯理論家是羅馬帝國時期的著名哲學家西賽羅（Cicero）。公元前55年，他首次提出整體意義應重于單個詞的意義，并指出了修辭在翻譯中的重要作用。從西賽羅之后，西方翻譯界便圍繞著相關問題不斷地發(fā)展完善起來。公元400年基督教學者圣·哲

14、羅姆（St.Jerome）也曾發(fā)表過重要的翻譯理論論文，提出了“文學用意譯，《圣經(jīng)》用直譯”的觀點。1530年馬丁·路德（Luther）提出了必須采用民眾語言使譯文通俗自然的重要觀點。文藝復興時期，但丁提出了“文學不可譯”論；多雷提出了所謂“翻譯五原則”，即譯者必須理解原作內(nèi)容，必須通曉兩種語言，避免逐字對譯，采取通俗形式和講究譯作風格。,Unit 2 中西翻譯理論的歷史和現(xiàn)狀,西方翻譯簡史,西方翻譯理論史17－19世紀，

15、巴托、德萊頓和泰特勒（Tytler） 等理論家也先后提出了自己的觀點，而其中最著名、對中國和世界譯界影響最大的要數(shù)泰特勒。1790年，英國的泰特勒發(fā)表了世界翻譯史上影響深遠的專著《論翻譯的原則》。在這部書中他提出了著名的翻譯三原則，即：“譯文應完全復寫出原作的思想；譯文的風格和筆調(diào)應與原作相同；譯文應和原文同樣流暢自然”。他認為好的翻譯應該“能夠把原作的長處完全地移注到另一種語言中，使譯入語國家的人能夠清楚地領悟、強烈地感受，就像原語國

16、家的人所領悟和感受的一樣?！蹦芜_認為在某種意義上可以說泰特勒的這部著作標志西方翻譯史上一個新時期的開端。,Unit 2 中西翻譯理論的歷史和現(xiàn)狀,西方翻譯簡史,西方翻譯理論史在20世紀里，出現(xiàn)了諸如費道羅夫、雅可布遜、卡特福德、奈達、紐馬克、穆南、威爾斯、斯坦納、圖里等一大批杰出的理論家和實踐家。50年代我國建國初期，費道羅夫的《翻譯理論概要》一書傳入中國，這部著作從語言學角度對翻譯理論進行了分析研究，其核心內(nèi)容就是“等值論”。

17、“有兩項原則，對于一切翻譯工作者來說都是共同的：①翻譯的目的是盡量確切地使不懂原文的讀者（或聽者）了解原作或講話的內(nèi)容；②翻譯就是用一種語言把另一種語言在內(nèi)容與形式不可分割的統(tǒng)一中業(yè)已表達出來的東西準確而完全地表達出來?！痹诮酉聛淼恼撌鲋?，費道羅夫討論了“可譯性”和“等值性”問題。他認為“實踐本身已經(jīng)證明可譯性原則是現(xiàn)實的”，但同時他又指出了兩種使可譯性原則受到挑戰(zhàn)的情況：“在原文相當明顯地違背某一民族全民語言準則而具有該語言的地方特色

18、或狹隘的游民集團用語時，可譯性的原則就受到一定的限制?！彼^“確切性”，其核心就是“確切”地傳達原文的意思，并且在不違背原文的基礎上可以在必要時對譯文進行必要的調(diào)整。,Unit 2 中西翻譯理論的歷史和現(xiàn)狀,西方翻譯簡史,西方翻譯理論史,（美）奈達博士是一位以翻譯《圣經(jīng)》而著稱的偉大的翻譯實踐家。奈達的一個重要貢獻是糾正了以往有人認為語言有先進和落后之分的錯誤觀點，從而確立了“可譯性”原則。20世紀六七十年代奈達提出了著名的“動態(tài)對等

19、”，即“功能對等”理論，強調(diào)譯文與原文在內(nèi)容上的一致和形式上的一致必須同時兼顧，但在五種情況（這五種情況是：直譯會導致意義上的錯誤時；引入的外來語形成語義空白，且讀者有可能自己填入錯誤的意義時；形式對等引起嚴重的意義晦澀時；形式對等引起作者原意所沒有的歧義時；形式對等違反譯入語的語法或文體規(guī)范時）下必須改變形式，優(yōu)先照顧內(nèi)容的一致性。,Unit2 中西翻譯理論的歷史和現(xiàn)狀,西方翻譯簡史,西方翻譯理論史,英國著名翻譯理論家、英國語言學會

20、會長紐馬克的主要觀點――“文本中心論”。紐馬克把要翻譯的對象看成文本，并根據(jù)語言的功能把文本分為表達型、信息型和召喚型三大類。表達型包括嚴肅的文學作品、聲明和信件等；信息型包括書籍、報告、論文、備忘錄等；召喚型包括各種宣傳品、說明書和通俗小說等。他認為不同的文本應該用不同的翻譯方法（紐馬克把翻譯方法分為語義翻譯和交際翻譯兩種。前者強調(diào)忠實于原作“原作者”；后者強調(diào)忠實于譯作“讀者”）,不同的評價標準，不同的“等效”要求。,Unit2

21、中西翻譯理論的歷史和現(xiàn)狀,中西翻譯理論研究現(xiàn)狀,國外譯學的四個共性，認為國外譯學盡管國家不同、流派不同、作者不同，但歸納起來可有四個共同點：體系上的完整性，闡述上的理論性，目的上的針對性和內(nèi)容上的創(chuàng)建性。其后，文章接著指出了國外譯學研究的四個弱點：忽視基礎理論研究；傾向于純理論研究；譯學研究者搞“學術保密”，互無往來；缺乏“宏觀調(diào)控”，無法就一些重大問題取得突破性進展。 我國目前譯學研究領域存在的必須鏟除的四種偏見：一是很多人存

22、在“求全責備”的心理，希望一篇文章就能解決全部問題，這當然是不可能的。二是有的人一味追求研究深度，甚至到了故弄玄虛的地步，違背了研究目的。三是片面地強調(diào)理論而忽略了實踐，使研究陷入“無本之本”的境地。四是由于英語在我國的長期統(tǒng)治地位使一部分研究者緊抓英語不放，忽略了對其他語種的研究?！鸶稍凇镀占爸笇覟楸鲸D―論中國譯學特色》,Unit2 中西翻譯理論的歷史和現(xiàn)狀,中西翻譯理論研究現(xiàn)狀,我國譯學研究與國外相比所存在的四大差距。到

23、目前為止，我國的譯學研究仍處于“零敲碎打”的階段，尚未形成權威的、為我國譯界乃至全球譯界所公認的系統(tǒng)譯學。關于翻譯理論的討論缺乏高度和深度，多局限于具體問題的爭論，如“直譯與意譯”、“可譯與不可譯”等，對于翻譯標準的界定也總是逃不出幾個字或是幾個詞的簡單性概括，甚至可以說大多數(shù)的所謂“翻譯標準新說”只不過是“信、達、雅”的翻版和解釋而已。而西方國家早已出現(xiàn)了不少系統(tǒng)性較強的專著。第二個差距就是相比之下我國的譯學研究大廣度和深度上還不夠，

24、還應進一步探討翻譯實踐之外的問題，并加強與其它學科的聯(lián)系。第三個差距即我國尚未形成一譯論研究骨干隊伍。第四是指導思想有偏差，過分強調(diào)“大而全”、“高而深”。文章認為，我國目前“大而全”、“高而深”的東西雖然還不夠多，但就目前實際情況而言，這種要求過高。我們現(xiàn)在應該強調(diào)的是基礎研究，為將來大規(guī)模的系統(tǒng)研究鋪平道路?！鸶稍凇镀占爸笇覟楸鲸D―論中國譯學特色》,Unit2 中西翻譯理論的歷史和現(xiàn)狀,中西翻譯理論研究現(xiàn)狀,90年代至今

25、，西方翻譯理論界主要有六大流派，他們分別是“多元系統(tǒng)”學派、“描寫”或“常規(guī)”學派、文化學派、“綜合”學派、“解構(gòu)”學派或譯者中心學派以及“后殖民主義”學派或政治學派。,結(jié)束,Unit2 中西翻譯理論的歷史和現(xiàn)狀,中西翻譯理論研究現(xiàn)狀,“多元系統(tǒng)”學派（Polysystem School）的主要代表人物包括霍姆斯、巴斯奈特、勒菲維爾（比）等荷蘭、比利時“低地國家”以及以色列的埃文-佐哈爾和圖里。這一學派提出“多元系統(tǒng)”理論，其中“多元

26、系統(tǒng)”指的是社會中各種相關的系統(tǒng)-----文學和非文學的-----組成的網(wǎng)絡。翻譯是系統(tǒng)間傳遞的一種特殊形式，它超越語言，以文化為主。“多元系統(tǒng)”理論的提出為翻譯研究尤其是文學翻譯提供了一個新的視野。,返回,Unit2 中西翻譯理論的歷史和現(xiàn)狀,中西翻譯理論研究現(xiàn)狀 “描寫”或“常規(guī)”學派（School of Description; School of Norms）的代表人物是以色列的圖里(Toury)。圖里發(fā)展了埃文-佐哈

27、爾的多元系統(tǒng)理論，并形成了自己的觀點。這一派主要從目的語出發(fā)，強調(diào)目的語文化對翻譯的影響。文化學派（Culture School）的代表人物是巴斯奈特(Bassnett)和勒弗維爾(Lefevere)。這一學派出于對翻譯哲學的思考，特別強調(diào)文化在翻譯中的地位以及翻譯對于文化的意義。,返回,Unit2 中西翻譯理論的歷史和現(xiàn)狀,中西翻譯理論研究現(xiàn)狀 “綜合”學派（School of Interdisciplinarality）的

28、代表人物是斯奈爾-杭貝(Shell-Hornby)，她強調(diào)翻譯是個綜合性的跨文化學科，除了語言學和文學之外，作為面向文化的學科，它還必須吸收進心理學、人種學和哲學的內(nèi)容，是一個獨立的學科。“解構(gòu)”學派或譯者中心學派(School of Deconstructivism )的代表人物是美國的文努蒂(Venuti)和羅賓遜(Robinson)。他們特別強調(diào)譯者在翻譯中的地位。,返回,Unit2 中西翻譯理論的歷史和現(xiàn)狀,中西翻譯理論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