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現(xiàn)代文學三十年（二）

1、1第二編第二個十年(19281937年6月)第九章文學思潮與運動(二)，1928年1月，全部由共產(chǎn)黨員作家組成的太陽社創(chuàng)辦了《太陽》月刊，由蔣光慈、錢杏主持，同時，剛從日本回國的創(chuàng)造社新成員李初梨、馮乃超、彭康等主持的《文化批判》創(chuàng)刊，同月出版的創(chuàng)造社的另一刊物《創(chuàng)造月刊》第1卷第8號也顯出了“突變”。這些刊物在上海共同倡導“革命文學”，郭沫若在一篇文章中宣稱：“個人主義的文藝老早過去了”，“代替他們而起的”必定是“無產(chǎn)階級文藝”(注：

2、麥克昂(郭沫若)，：《英雄樹》《創(chuàng)造月刊》第1卷第8號)，。同年3月，傾向自由主義，的作家胡適、徐志摩、梁實秋等為核心的《新月》月刊創(chuàng)刊，公開表明自己的態(tài)度，是維護“獨立”、“健康的原則”與“尊嚴的原則”。(注：徐志摩：《新月的態(tài)度》《新月》創(chuàng)刊號)，，這互相對立的兩種傾向的刊物的出版及理論宣言的公布，標志著現(xiàn)代文學在結(jié)束了“第一個十年”之后，經(jīng)過僅一年的思想的醞釀準備，隊伍的重新組合，又進入了新的歷史發(fā)展時期，通常稱之為“第二個十年”

3、。這個時期顯著的特征有三：其一是“五四”所開啟的有相對思想自由的氛圍消失了，文學主潮隨著整個社會的變革而變得空前的政治化；二是無產(chǎn)階級革命文學運動推進了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的傳播與初步的運用，并在相當程度上決定著此后二三十年間文壇的面貌；三是在左翼文學興發(fā)的同時，自由主義作家的文學及其他多種傾向文學彼此頡頏互競，共同豐富著30年代的文學創(chuàng)作。一30年代文學運動發(fā)展的基本線索現(xiàn)代文學的“第二個十年”(19281937年)，是國民黨政權由建立

4、到相對穩(wěn)定，同時又危機四伏的歷史時期，為維持思想統(tǒng)治，國民黨政府曾做過建立黨制文化與黨制文學的種種努力。1929年9月，國民黨中央宣傳部召開全國宣傳會議，提出“三民主義文藝”的口號，并由宣傳部出錢，在南京辦起中國文藝社，刊行《文藝月刊》；在上海則有《民國日報》的文藝周刊與《覺悟》副刊，以及《絜茜》雜志，公開宣言打倒“革命文學”和“無產(chǎn)階級文學”“建設三民主義的新文學”(注：1930年11月26日上?！睹駠請蟆?，。1930年3月，中國

5、左翼作家聯(lián)盟(簡稱“左聯(lián)”)，成立，更引起國民黨宣傳部門的恐慌。于是由潘公展、朱應鵬等召集了王平陵、黃震遐、范爭波、傅彥長等發(fā)動了“民族主義文藝運動”，出版《前鋒周報》與《前鋒月刊》，在《宣言》里提出要鏟除“多型的文藝意識”，而統(tǒng)一于“民族主義”的“中心意識”上述“運動”雖憑借政權的力量，在各地辦有十多個刊物，卻始終未形成中心的理論，也未出現(xiàn)比較像樣的創(chuàng)作；“民族主義文學”所謂也只有黃震遐詩劇《黃人之血》、小說《國門之路》這類政治宣傳品

6、。這樣，就形成了30年代政治、經(jīng)濟、軍事與思想文化的不平衡現(xiàn)象：盡管掌握著政權的國民黨在政治、經(jīng)濟、軍事上占有絕對優(yōu)勢，但在思想文藝領域卻未能形成具有影響力與號召力的獨立力量。在30年代決定著文學的基本面貌的是無產(chǎn)階級文學運動及其文學和民主主義、自由主義作家的文學運動及其文學。前者一般又稱為左翼文學運動。以“左聯(lián)”為中心，擁有一批發(fā)表園地，包括“左聯(lián)”成立以前的《創(chuàng)造月刊》《文化批判》《太陽月刊》和“左聯(lián)”成立前后的《拓荒者》(蔣光慈主

7、編)，《萌芽》(魯迅、馮雪峰主編)，、《十字街頭》月刊(魯迅主編)，、《北斗》(丁玲主編)，、《文學月報》(姚蓬子、周起應主編、《光明》半月刊(洪深、沈起予編輯)，等刊物和秘密發(fā)行的《文學導報》(創(chuàng)刊號名《前哨》)，，形成一種聲勢。這一時期的“左聯(lián)”之外的作家無論在政治上與文藝上都具有不同傾向，本身也處于不斷分化中：有的民主主義作家受到“左聯(lián)”巨大影響和幫助，是無產(chǎn)階級革命文學的同盟軍；有的自由主義3《革命時代的文學》，《魯迅全集》，人

8、民文學出版社1981年版，第3卷，第421頁。本章以下所引魯迅言論皆引自同一版本)，及至革命成功之后才有可能產(chǎn)生文學。因此，他認為當時中國也沒有“革命文學”。在他看來，文學畢竟是“余裕的產(chǎn)物”《革命時代的文學》(注：《魯迅全集》，人民文學出版社1981年版，第3卷，第421頁。本章以下所引魯迅言論皆引自同一版本)，，不應當夸大其革命的偉力。然而當“革命文學”成為一股潮流并受到國民黨政權壓迫時，魯迅從現(xiàn)實的角度又肯定了“革命文學”作為一種

9、反抗性思潮的存在理由，認為這是“勢所必至，平平常常，空嚷力禁，兩皆無用”。(注：《現(xiàn)代新興文學的諸問題小引》《魯迅全集》第，10卷，第292頁)，作為一種應時出現(xiàn)的思潮，用行政和武力來禁是禁不了的。魯迅同時批評創(chuàng)造社、太陽社不敢正視殘酷“殺殺”，只不過是“空嚷”的現(xiàn)實，光憑紙上寫下的“打打”而已。(注：《革命文學》《魯迅全集》第3卷，第543頁)，魯迅對創(chuàng)造社諸人片面宣揚文學工具論也表示反感，他說“一切文藝固是宣傳，而一切宣傳卻并非全是

10、文藝，這正如一切花皆有色(我將白也算作色)，，而凡顏色未必都是花一樣。革命之所以于口號、標語、布告、電報、教科書……之外，要用文藝者，就是因為它是文藝”(注：。《文藝與革命》《魯迅全集》4卷，第第84頁和82頁)，魯迅特別不贊同所謂“組織生活論”“工具、論”，在他看來，文藝“不過是一種社會現(xiàn)象，是時代人生的記錄”(注：《文藝與革命》《魯迅全集》第4卷，第84頁和82，頁)，，“現(xiàn)在的文藝，就在寫我們自己的社會”，(注：《文藝與政治的歧途

11、》《魯迅全集》第7卷，第118頁)，如果將文藝等同于政治，那就“踏著‘文學是宣傳’的梯子而爬進唯心的城保里去了”。(注：《文藝與政治的歧途》《魯迅全集》第7卷，第118頁)，論爭還“擠”著魯迅翻譯與研究馬克思主義文藝論著。他譯介過蘇聯(lián)盧那察爾斯基的《藝術論》和普列漢諾夫的《藝術論》所看重的仍是把文藝作為一種特殊的社會現(xiàn)象，并強調(diào)文藝揭示與認識生活的現(xiàn)實主義觀點。茅盾比魯迅更明確贊成革命文學的倡導，但同樣也反對文學的工具論。他批評創(chuàng)造社、

12、太陽社某些作者“僅僅根據(jù)了一點耳食的社會科學常識或是辯證法，便自負不凡地寫他們所謂富于革命情緒的‘即興小說’”(注：參見茅盾《讀〈倪煥之〉，》與《寫在〈野薔薇〉的前面》兩文分別見茅盾全集》19卷211頁和第9卷523頁)，因為忽略文藝本質(zhì)而不可避免地走上了標語口號化的路。茅盾認為，在嚴酷的革命低潮時期，更應當堅持現(xiàn)實主義精神去“凝視現(xiàn)實”“揭露現(xiàn)實”、。(注：參見茅盾《讀〈倪煥之〉》與《寫在〈野薔薇〉的前面》，兩文分別見《茅盾全集》第1

13、9卷211頁和第9卷523頁)，他同時嚴厲批評他創(chuàng)造社、太陽社對“五四”文學傳統(tǒng)的全盤否定。革命文學論爭引起了國共兩黨的注意。1929年9月，國民黨召開“全國宣傳會議”，提出以“三民主義的文藝政策”來清理統(tǒng)一文壇，扼殺“革命文學”“無產(chǎn)階級文學”。共產(chǎn)黨則指示創(chuàng)造社、太陽社停止攻擊魯迅，讓他們同魯迅以及其他革命的“同路人”聯(lián)合起來，成立統(tǒng)一的革命文學組織，對抗國民黨的文化圍剿。這樣，歷時近兩年的論爭便停止了，從1929年底開始籌備并于1

14、930年3月2日在上海成立中國左翼作家聯(lián)盟，簡稱“左聯(lián)”。出席成立會議的有魯迅、馮雪峰、沈端先、馮乃超、柔石、李初梨、蔣光慈、彭康、田漢、錢杏邨、陽翰笙等四十余人。當時加盟的有五十余人，郭沫若、郁達夫都加入了左聯(lián)。會上通過的理論綱領宣告：“我們的藝術是反封建階級的，反資產(chǎn)階級的，又反對‘失掉了社會地位’的小資產(chǎn)階級的傾向”，并且表明要，“援助而且從事無產(chǎn)階級藝術的產(chǎn)生”。會上選舉了沈端先、馮乃超、錢杏邨、魯迅、田漢、鄭伯奇、洪靈菲七人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