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等強國的國際領導權問題初探

1、<p>　　中等強國的國際領導權問題初探</p><p>　　摘要中等強國的領導權是國際體系深刻轉型與加速變革背景下出現(xiàn)的一個新命題。與美國的全球領導權不同，中等強國領導權集中于局部領域、地區(qū)范圍內，聚焦于全球環(huán)境治理、人道安全治理、經(jīng)濟治理，在地區(qū)安全上扮演積極角色，促進地區(qū)安全機制的形成和完善，乃至塑造成為安全共同體，具有開放性、包容性。盡管中等強國在謀求領導權的進程中仍然需要克服諸多挑戰(zhàn)和不足，但

2、是其不俗表現(xiàn)已經(jīng)使其站到了國際舞臺的聚光燈下，成為重要的角色。面對中等強國崛起這一新常態(tài)，中國一方面要與之建立良好的合作關系，在全球治理與地區(qū)安全領域形成功能性的合作伙伴；另一方面要注意應對中等強國在追逐領導權方面所造成的壓力。 </p><p>　　關鍵詞中等強國國際領導權全球治理地區(qū)安全中國外交 </p><p>　　國際領導權問題是一個足具吸引力的話題。而中等強國的領導權則顯得新穎與

3、時尚。其之所以“新穎”，不是因為概念有多么抓人眼球，而在于其能對國際秩序產(chǎn)生重要意義；之所以時尚，是因為體現(xiàn)了國際格局演進的新趨勢，即中間力量開始扮演關鍵角色。實際上，中等強國領導權問題的提出，是與當前國際形勢發(fā)展密不可分的。危機四伏是當前國際局勢的一個顯著特征，全球治理似乎步入困境，一個基本的誘因則是建立在全球公益基礎上國際領導權的缺失。這一課題并非是指霸權國家對國際體系的主導控制力不夠，而是特指推動全球治理的國家或國際組織影響力、領

4、導力和能力比較缺乏，進而難以有效改善治理現(xiàn)狀、有力促進治理困境解決。特別是國際關系多極化向縱深推進，建構國際領導權不再是霸權國家所獨享的責任使命，而是全球治理改善、地區(qū)安全促成的內在要求，亦為中等強國崛起的一個代表性步驟。 </p><p>　　一、 中等強國國際領導權的內涵透視 </p><p>　　何謂中等強國，目前學術界就這一問題還沒有形成統(tǒng)一的認識，看法比較多，差異性也不小。綜合既

5、有的研究來看，主要有如下幾種觀點： </p><p>　　其一，認為中等強國在國際權力結構中居于中間位置，實力雖不及大國但卻發(fā)揮著僅次于大國的影響力的關鍵性國家。肯尼斯?沃爾茲指出，在無政府秩序下，單元主要由依據(jù)實現(xiàn)功能的能力大小來加以區(qū)分，以權力結構的系統(tǒng)分布為視角認為中等強國處于國際結構的次等位置。 </p><p>　　[美]肯尼斯?沃爾茲：《國際政治理論》，信強譯，上海：上海人民出

6、版社，2003年，第129-130頁。英國歷史學家卡斯滕?霍爾布萊德用領土面積和人口多寡作為衡量標準，將18個國家界定為中等強國。 </p><p>　　Carsten Holbraad， Middle Powers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London： Macmillan Press， 1984， p.18.加拿大學者亞當?切普尼克建議從在國際體系如聯(lián)合國中所處的地位來判定中等強

7、國，指出它們在規(guī)模、物質資源、影響力等方面都接近成為大國。 </p><p>　　Adam Chapnick， “The Middle Power，” Canadian Foreign Policy， Vol.7， No.2， 1999， p.73.美國學者戴維?馬里斯指出，在一個資源高度分配不平衡為特征的國際體系內，中等強國不再是簡單的“價格接受者”（Price Takers），而有足夠的資源來影響國際體系。

8、</p><p>　　David R.Mares， “Middle Powers under Regional Hegemony： to Challenge or Acquiesce in Hegemonic Enforcement，”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Vol.32， No.4， 1988， pp.456-457.墨西哥學者岡薩雷斯從國際角色、國際地位與地區(qū)領導力

9、出發(fā)，認為中等強國的經(jīng)濟、軍事和政治實力在世界上處于中間地位，在國際沖突中處于“中立”或緩沖的地位，在地區(qū)中扮演重要角色。 </p><p>　　[墨]岡薩雷斯：《何謂中等強國》，湯小棣譯，載《國外社會科學》，1986年第6期，第43-44頁。 </p><p>　　其二，認為中等強國在國際行為上傾向于多邊主義，追求國際社會“好公民”形象，在某些具體事務領域中扮演引領者甚至是領導者的角色。

10、主要體現(xiàn)在經(jīng)濟領域“第二議程”和全球治理領域“第三議程”中發(fā)揮作用，包括居中調停、追隨強國、良好“全球公民形象”“小眾外交”（niche diplomacy） </p><p>　　所謂“小眾外交”（niche diplomacy），亦翻譯為“利基外交”。主要指在全球某些特定的問題、議題上，中等強國能夠發(fā)揮主導作用，因此要予以強化，以獲取甚至比大國更大的國際影響力，也有人將之翻譯為“專長外交”。它主要從商業(yè)術語中

11、得來。按照菲利普?科特勤在《營銷管理》中給“利基”下的定義：利基是更窄地確定某些群體，這是一個小市場并且有獲取利益的基礎，這種有利的市場位置在西方稱之為“Niche”，海外通常譯作“利基”。企業(yè)在確定利基市場后往往是用更加專業(yè)化的經(jīng)營來獲取最大限度的收益，以此為手段在強大的市場夾縫中尋求自己的出路。、信賴多邊主義來處理國際事務等。羅伯特?基歐漢強調，中等強國個體行為能力雖為有限，但在國際組織機構里卻能發(fā)揮重大作用。 </p>

12、<p>　　Robert O. Keohane， “Lilliputians Dilemmas： Small States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Vol.23， No.2， 1969， p. 296.加拿大學者安德魯?庫珀認為，中等強國懷著獲得國際社會認可與國際威望的動機，視自己為“道德行為者”，通過外交手段將自己置于道德高地而帶來

13、好名聲，既為自己贏得國際社會信賴，又從大國那里獲得行動空間。 </p><p>　　Andrew Fenton Cooper， Richard A. Higgott，Kim， Richard Nossal， Relocating Middle Powers： Australia and Canada in a Changing World Order， British Columbia： University o

14、f British Columbia Press， 1993， p.19.加拿大學者大月友?{（Tomoe Otsuki）提出，中等強國的確定主要是由一國在特定的議題領域所投入的資源和知識所決定的。 　　Soeya Yoshihide， “Japans Middle-Power Diplomacy and ASEAN，” Public lecture on Japanese Studies， the Japan Foundation，

15、 Kuala Lumpur （Malaysia）， July 29， 2008.這些特定領域有經(jīng)濟、人權、環(huán)境、軍控、維和、人道主義救援等，中等強國在這些“第二議程”和“第三議程” </p><p>　　第二議程主要是經(jīng)濟方面的議題，第三議程主要是人權、環(huán)境、非傳統(tǒng)安全等領域的議題。當中積極尋求其自身角色發(fā)揮的空間，在一些國際危機和沖突的解決中扮演居中調停的角色，從而增強自身國際影響力，謀求國際地位的提升。 &l

16、t;/p><p>　　其三，認為中等強國是地緣政治上的要角，能夠對所在地區(qū)發(fā)揮著支軸作用，并且將地緣政治優(yōu)勢轉化為影響力，謀求超越自身實力的國際地位。認為處于地區(qū)領導地位、扼守地緣要津的國家屬于地緣支軸國家。美國著名戰(zhàn)略家布熱津斯基強調，大凡地緣支軸國家，均擁有僅次于大國的地區(qū)影響力。 </p><p>　　關于地緣支軸國家的詳細論述，參見[美]茲比格紐?布熱津斯基：《大棋局：美國的首要地位及

17、其地緣戰(zhàn)略》，中國國際問題研究所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54-64頁。這種觀點認為作為地緣支點的中等強國，其生存之道是周旋于大國間，通過結盟、保持中立、聯(lián)合等方式求得最佳生存途經(jīng)。那些處于扼守重要地緣位置且具備較強實力的國家可以稱得上中等強國，比如土耳其、哈薩克斯坦、印度尼西亞等。此外，韓國、埃及、南非等國家因在所在地區(qū)內扮演特殊地緣角色也被視為中等強國。 </p><p>　　其四，認為應從建構

18、身份認同上去認識中等強國，即它們是那些對國際事務“志同道合者”且能夠團結在一起發(fā)揮重要作用的國家。認為中等強國的共同身份認同有助合作。加雷斯?埃文斯主張，那些“志同道合”的中等強國應建構合作聯(lián)盟，就彼此利益關切加強協(xié)調，在某些問題領域進行聯(lián)合，在關鍵性的國際事務上以整體姿態(tài)出現(xiàn)，保持同一種聲音，建構共同的身份認同。 </p><p>　　Gareth Evans， “No Power？ No Influence？

19、 Australias Middle Power Diplomacy in the Asian Century，” Charteris Lecture to the Australian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AIIA）， New South Wales Branch， Sydney， 6 June 2012. 在建構中等強國身份上，價值規(guī)范與外交理念可成為評價中等強國的重要條件。有學者

20、將這些建構理念概括為“5C”，即能力（capacity）、聚焦力（concentration）、創(chuàng)新力（creativity）、合作力（coalition-building）和信譽度（credibility）。它們對于建構全球新秩序、塑造國際安全有著顯著作用。 </p><p>　　John Ravenhill， “Cycles of Middle Power Activism： Constraint and C

21、hoice in Australian and Canadian Foreign Policies，” Australi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52， No.3， 1998， pp.310-313. </p><p>　　筆者認為，中等強國是集經(jīng)濟實力、規(guī)模體量、國際影響力、地緣戰(zhàn)略地位等為一體的綜合性概念，它們處于國際體系中僅次于大國的地位，被公認為有權

22、利參與處理國際體系尤其是區(qū)域內重大國際問題的不容忽視的國家，它們對地區(qū)乃至國際社會擁有相當程度的影響力。這些國家包括加拿大、澳大利亞、巴西、南非、韓國、土耳其、印尼、墨西哥等。 </p><p>　　Jordaan， Eduard， “the Concept of a Middle Power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Distinguishing between Emerging

23、and Traditional Middle Powers，” Politikon： South Af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tudies， Vol.30， No.2， 2003， pp.165～81. </p><p>　　領導權是國際秩序的一個核心命題。爭強權、逐霸權是國際政治的歷史常態(tài)，今天依然隱約浮現(xiàn)。約瑟夫?奈認為領導權是由三個要素構成的政治過程：一是領導者，二是追隨者，

24、三是它們互動的環(huán)境。這反映出特定的權力關系。 </p><p>　　Joseph S. Nye， The Powers to Lead： Soft， Hard， and Smart，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8， p.17.國際領導權，就是霸權國家（如美國）對國際體系的主導能力或者是相關國際組織（如聯(lián)合國）對國際事務議事日程的引導、掌握、處置能力。領導國家，即承擔為

25、幫助各所在國家集團設立并實現(xiàn)共同目標的角色。當這種共同目標表現(xiàn)為各國共享全球公共產(chǎn)品時，領導者的角色內涵會發(fā)生變化，不再限于全球大國（霸權國家），當大國無力或者并無意愿提供而那些能幫助各國促成并實現(xiàn)全球公共產(chǎn)品的國家，也可擔當某種意義和形式上的領導國家。領導權是確保共同行動的權威，克服“零和”行動的保證。在國際共同權威缺乏時，領導國家對國際權威的形成非常重要，一方面能夠為國際社會提供足夠的公共產(chǎn)品可資共享，另一方面對復雜問題的解決能夠起

26、著牽頭作用，避免“群龍無首”的局面。 </p><p>　　國際領導權并不等于霸權，其主體、內容、手段以及對象，都隨著時代的發(fā)展變遷而不斷被賦予新的內涵。尤其是全球化加速的今天，國際領導權日益表現(xiàn)出多維度的特征，既有如美國那樣的體系領導權，也有地區(qū)性的領導權，還有一些議題性、領域性的領導權；既有單邊主義所表現(xiàn)出來的，又更多體現(xiàn)多邊主義。國際領導權共享、共存于國際制度和多邊舞臺，即通過發(fā)起多邊倡議、開展國際談判、主

27、導議事議程、促成國際共識、促進國際合作、落實國際行動，實現(xiàn)領導權。因此，國際領導權越來越脫離于霸權國家的壟斷，趨向表現(xiàn)形式和多重類型，如指導或命令、率先行動、誘導。 　　[美]羅伯特?基歐漢、約瑟夫?奈：《權力與相互依賴》，門洪華譯，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2年，第241頁。從國際政治現(xiàn)實來看，依據(jù)實力大小、歷史傳統(tǒng)，領導權國家大致可以分為三類。 </p><p>　　第一類是結構型的領導國家。結構型領導權

28、是最高層次上的領導權。以霸權國家最為典型，它們實力雄踞全球權力結構的頂端，其領導地位是由強大的經(jīng)濟、政治、軍事實力決定的，能夠采取強制性的做法迫使他國遵從。歷史上，英國之所以能在對付拿破侖法國的數(shù)次反法聯(lián)盟中牽頭擔當領導者，主要是依靠因工業(yè)革命迅速積累起來的工業(yè)實力以及海上霸主地位。美國在二戰(zhàn)期間之所以牽頭建立國際反法西斯同盟，成為當仁不讓的盟國“頂梁柱”，最根本的是由于美國擁有當時世界上最強大的工業(yè)能力和最雄厚的經(jīng)濟實力。實踐表明，僅

29、憑強權領導是不夠的，因為結構型的領導地位因經(jīng)濟、軍事等硬實力興而興，并隨之衰而衰。所以，還需要發(fā)揮政治、經(jīng)濟優(yōu)勢，構筑符合自己利益、能為其掌握的一套國際規(guī)則、國際機構、國際制度，塑造國際話語體系引導他國趨從的制度性權力。 </p><p>　　第二類是技能型的領導國家。技能型的領導權是一種中層次的領導權。并非只有實力最強才能成為領導者。那些有一門之專、一技之長、深根專注的國家，只要有足夠的專業(yè)技能和知識儲備，長期

30、聚焦某一問題領域，能夠提出令人信服的思路和辦法解決問題，并使得別的國家對它的倡議與所牽頭的行動有積極的回應，亦能成為國際上的領導國家。它們的領導地位主要體現(xiàn)特定的外交政策議程上（如人道主義、環(huán)境問題、增長問題），即先創(chuàng)設議題，繼而有“志同道合者”（mind-linked）呼應，表示愿意跟從，對現(xiàn)有的議題提出意見和建議，形成充分的行動力，共同解決問題。這種類型的領導地位必須展現(xiàn)果斷與技巧，堅持“快軌外交”而非共識外交，否則事成的概率要小。

31、總的看，就是挑選出能夠發(fā)揮主導作用的領域，引導獲得支持和培植共感，逐漸拓寬外交活動的空間。 </p><p>　　第三類是說服型的領導國家。說服型領導權是一種低層次上的領導權。與結構型的領導權力不同，說服型領導國家的權力是建立在嫻熟的談判能力和認知資源基礎之上的，比如在談判過程中對必備知識和技能的掌握、認知資源的擁有等。說服型的領導國家靠的不是強力或是武力威脅，而是協(xié)調力、說服力，憑借“軟實力”和國際美譽度，它們

32、往往充當發(fā)起談判、協(xié)調的牽頭人角色。這種領導權是建立在強力基礎上的巧領導上的，并被證明是有效的。 </p><p>　　Joseph S. Nye， The Powers to Lead： Soft， Hard， and Smart，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8， p.87.需要指出的是，說服型領導國家的領導力量不僅來自于政府本身，還來源于國際組織以及個人如首相、外

33、交部長、大使、特使等特殊人物，它們也就和企業(yè)家所具備的領導力一樣，成為領導管理學研究對象。 </p><p>　　關于國際組織推動形成的領導力，安德魯?莫拉夫斯克關于治國方略的研究很具代表性，參見Andrew Moravcsik， “A New Statecraft？ A New Statecraft？ Supranational Entrepreneurs and International Cooperati

34、on，”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Vol.53，No.4， 1999， pp.267-306. </p><p>　　當然，無論是哪一種類型的領導國家，都應該向國際社會提供公共產(chǎn)品，主動將領導資源分配到相關地區(qū)、相關領域，鼓勵并支持那些影響力較大的國家參與提供全球公共產(chǎn)品。當這些國家愿意提供這些共享的公共產(chǎn)品時，它們就扮演了協(xié)助實現(xiàn)共同目標的領導者角色。也就是說，既要有提供足夠多的國

35、際公共產(chǎn)品的能力，也要有可以拉攏人心的軟實力，兩者的有效結合可以構成領導力。 </p><p>　　Joseph S. Nye， “Soft Power， Hard Power and Leadership”， October 27， 2006， p.9. </p><p>　　http：//www.hks.harvard.edu/netgov/files/talks/docs/11_06

36、_06_seminar_Nye_HP_SP_Leadership.pdf.中等強國作為上升的力量，在全球大國國力不濟的特定領域充當領導者角色，一方面能夠以國際責任的擔當贏得支持，另一方面大國不排除接受其領導的可能性。正如基歐漢所強調的，一個問題上的領導者可能需要在另一個問題上充當追隨者。 </p><p>　　[美]羅伯特?基歐漢、約瑟夫?奈：《權力與相互依賴》，門洪華譯，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2年，第24

37、4頁。 </p><p>　　二、 中等強國國際領導權的建構路徑及其影響因素 </p><p>　　在以大國為主導的國際經(jīng)濟、政治秩序中，中等強國競逐國際領導權并非易事。然而，中等強國不是要與大國爭取全面的領導權，而是聚焦于特定領域、局部地區(qū)發(fā)揮建設性的領導作用，具體來說有“兩大路徑，六個支點”。 </p><p>　　第一條路徑，在全球治理領域，特別是環(huán)境變化、人

38、道安全等非傳統(tǒng)安全、經(jīng)濟治理領域，作為主攻和優(yōu)先方向，盡展優(yōu)勢、盡力發(fā)揮國際領導權。 </p><p>　　一是人道安全治理中的領導權。在傳統(tǒng)安全問題上，大國總是壟斷游戲的導演兼主角，起著主導的作用。相比之下，中等強國更多的是扮演跟隨者角色，鮮有左右局勢的能力。但是在非傳統(tǒng)安全尤其是人道安全領域，中等強國則“雄心勃勃”得多，依托于應對人類安全威脅的發(fā)展人道安全議程，倡議發(fā)起具有領導角色的制度性架構。比如，作為典型

39、中等強國的加拿大，長期注重推進以“人的安全”為主題的多邊外交合作。早在1996 年時任外交部長的勞埃德?阿克斯沃西（Lloyd Axworthy）多次表示，加拿大將支持“可持續(xù)的人的安全”或“人的安全優(yōu)先”理念的立場。 </p><p>　　Lloyd Axworthy， “Canada and Human Security： the Need for Leadership，” International Jou

40、rnal， Vol.52， No. 2， Spring 1997， pp. 183-196.一些中等強國牽頭發(fā)起了“中等強國倡議”（Middle Powers Initiative，簡稱“MPI”），其關注點是全球核不擴散，減少和消除核武器?！癕PI”通過包括中等強國在內的29個國家和8個非政府組織一起做工作，呼吁和推動有核國家立即采取切實有效的措施減少核威脅，通過國際談判實現(xiàn)核裁軍。 　　其中包含8個國際非政府組織一起發(fā)起倡議的，詳

41、細請參見http：//www.middlepowers.org. 截至目前，已經(jīng)舉辦六次高層次會議，為落實《核不擴散條約》提供政治、法律與技術支持。在重大的涉核國際多邊平臺上，中等強國對牽頭領導角色也是躍躍欲試。2012年在首爾舉行的第二屆全球核安全峰會取得了重大成功，韓國在核安全領域的話語權與影響力明顯提升。從長期來看，這種積極發(fā)揮國際事務的全球角色將會提升其國家利益，使得韓國從一</p><p>　　Tere

42、nce Roehrig， “South Korea， Foreign Aid， and UN Peacekeeping： Contributing to International Peace and Security as a Middle Power，” Korea Observer， Vol. 44， No. 4， Winter 2013， p. 625.此外，中等強國還大力推動國際規(guī)則、機制建設，譬如保護的責任原則（Respon

43、sible to Protect）、渥太華禁止地雷公約、國際刑事法院、小型輕型武器合法貿易規(guī)則等均是由中等強國發(fā)起建立的。 </p><p>　　更多的情況，請參見Ronald M. Behringer， The Human Security Agenda： How Middle Power Leadership Defied U.S. Hegemony， New York： Continuum Publishi

44、ng Corporation， 2012?？偟膩砜?，中等強國在人道安全領域的作為空間最大、領導地位明顯，其影響亦較為深遠。 </p><p>　　二是全球環(huán)境治理中的領導權。圍繞環(huán)境問題的外交合作與博弈，是中等強國謀求領導權的一個重要途徑，也是跨越政治與安全范疇的一個著力點。近年來因氣候變化引起的環(huán)境問題愈加凸顯，并產(chǎn)生了諸多的挑戰(zhàn)，攸關全人類的生存與發(fā)展。自1992年聯(lián)合國環(huán)境與發(fā)展大會以來，氣候問題正從一個無

45、人關心的“小問題”迅速占據(jù)國際議事日程的中心位置。因此，環(huán)境外交在國際舞臺上扮演著越來越重要的角色，成為多邊外交中的“顯議題”。對中等強國而言，欲在環(huán)境問題這一全球公共問題上發(fā)力，尋求領導作用，氣候變化議題確實提供了不可多得的契機，通過環(huán)境外交參與全球環(huán)境治理合作正當其時。在聯(lián)合國氣候變化談判中，印度尼西亞、丹麥、南非、墨西哥等承辦《聯(lián)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締約方會議（峰會）的國家，都是具有某種程度領導權的國家。在二十國集團這個重要的全

46、球治理論壇中，其輪值主席地位本身代表著國際領導權。 </p><p>　　龐中英、王瑞平：《全球治理：中國的戰(zhàn)略應對》，載《國際問題研究》，2013年第4期，第66頁。2009年11月哥本哈根氣候談判中，巴西、印度、南非與中國一道形成“基礎四國”機制， 在歷次氣候變化國際談判協(xié)調會和締約方大會期間以“基礎四國”名義協(xié)調統(tǒng)一立場，發(fā)出一致聲音，在氣候談判中凝聚了強大的談判能量。此外，一些中等強國對綠色發(fā)展也饒有興趣

47、，例如韓國正在積極推動綠色增長，在本國發(fā)展綠色技術、綠色工業(yè)的同時，向世界推廣綠色增長范式，意在通過綠色增長和發(fā)展合作方案方面的各種舉措，成為引領綠色發(fā)展趨勢、享有綠色競爭力的領導國家。 </p><p>　　Kim Sung-han， “Global Governance and Middle Powers： South Koreas Role in the G20，” Council on Foreign R

48、elations， February 2013. </p><p>　　http：//www.cfr.org/south-korea/global-governance-middle-powers-south-koreas-role-G20 / p30062. </p><p>　　三是全球經(jīng)濟治理中的領導權。當前，經(jīng)濟治理是全球治理的中心議題，全球經(jīng)濟能否平衡、強勁以及持續(xù)增長，對整個世

49、界都至關重要。目前，全球經(jīng)濟治理陷入了起伏波動、不平衡的階段，特別是國際金融危機以來，發(fā)達經(jīng)濟體對經(jīng)濟發(fā)展的主導能力趨降，引擎作用遞減，西方七國集團已不再是全球經(jīng)濟創(chuàng)新發(fā)展最重要的主導者，取而代之的是代表性更強、范圍更廣的二十國集團（G20）。二十國集團峰會的構成、功能基本反映了當今世界經(jīng)濟力量格局的國際多邊平臺，成為承接國際體系轉型的重要機制，不僅提高了新力量的發(fā)言權和影響力，而且為新老大國進行政策協(xié)調提供了有利平臺，全球經(jīng)濟決策體制

50、在合法性和有效性之間達成了新的平衡。 </p><p>　　金燦榮：《重構中國與世界的關系》，引自張維為等著：《挑戰(zhàn)與展望：著名學者聚焦中國熱點話題》，北京：外文出版社，2012年，第163頁。作為當前國際體系有影響力的成員，中等強國希望能在全球經(jīng)濟治理結構中扮演更重要的角色，讓這個結構能反映它們的想法和利益。特別是它們首次以相對平等的身份，與大國共同參與對全球經(jīng)濟治理的領導，為發(fā)展中經(jīng)濟體爭取權益而獨立發(fā)揮作用

51、，推動西方大國主宰全球經(jīng)濟的權力版圖實現(xiàn)變革。因此，G20被視為全球經(jīng)濟治理轉換機制的“升級版”。 </p><p>　　Andrew Cooper and Jongryn Mo， “Middle Power Leadership and the Evolution of the G20，” Global Summitry Journal， May 2013. http：//globalsummitry.org/

52、gsj/vol1/iss1/5/.中等強國通過這個平臺，使得自己的聲音傳出去、話語權拿過來，鞏固和提升了在發(fā)展中經(jīng)濟體中的代表地位。中等強國扮演的關鍵角色不僅在于二十國集團內部，而且還在于相聯(lián)系的領域。比如，巴西被認為是減貧計劃的全球領導者，通過推行社會行動計劃（如家庭補助金），推動中產(chǎn)階級階層壯大，積極尋求治理大國的地位，使其在國際體系中地位與自身實力相稱。 　　Harold Trinkunas， “Brazils Rise： Se

53、eking Influence on Global Governance，” April 2014. </p><p>　　http：//www.brookings.edu/～/media/research/files/reports/2014/04/24-brazils-rise-trinkunas/trinkunas-brazils-rise.pdf. 2007年德國舉辦的海利根達姆峰會上，西方大國與印度、巴

54、西、墨西哥、南非等國就知識產(chǎn)權、投資、發(fā)展、能源效率等議題建立了機制性的對話合作，也被稱為海利根達姆進程。 </p><p>　　[加]約翰?柯頓：《強化全球治理：八國集團、中國與海利根達姆進程》，載《國際觀察》，2008年第4期，第45頁。這是西方大國對中等強國的肯定，也是對傳統(tǒng)全球治理機制的改進。 </p><p>　　當然，中等強國在全球治理領域的領導權并不是全面的領導權，而是一種參

55、與式、共享式的代表領導權，是在既有的體制安排與權力架構中不斷拓寬各項合作議程，推動建立一個行之有效、合理完善的全球治理體系。 </p><p>　　第二條路徑，在地區(qū)安全領域，主要是協(xié)調問題化解、穩(wěn)定地區(qū)動蕩局勢，促進地區(qū)和平。 </p><p>　　地區(qū)安全問題是中等強國競得更高國際地位的“競技場”與“試驗田”。中等強國在地區(qū)安全問題上的領導作用不是主導更不是主宰，而是體現(xiàn)為多邊安全機制

56、的發(fā)起人、牽頭人與議題設置人的角色，居中協(xié)調，影響和推進地區(qū)安全的多邊治理。 </p><p>　　其一，從地緣政治環(huán)境因素看，中等強國是地區(qū)安全的結構性中樞。應當講，地區(qū)安全緊緊嵌入到地緣政治現(xiàn)實當中，在一個地緣政治環(huán)境十分復雜的地區(qū)，地區(qū)安全總是面臨著嚴峻的形勢、承受著重大的壓力，在一個地緣政治環(huán)境相對和緩的地區(qū)，安全問題則就不再讓人們那么揪心。由此可見，地緣政治影響塑造著地區(qū)安全，地緣政治緊張地區(qū)安全也就緊

57、張，地緣政治寬松則地區(qū)安全就和緩，地區(qū)安全越緊張中等強國的領導角色越是凸顯。在區(qū)域地緣政治環(huán)境中，若中等強國的實力強大、地區(qū)影響力不凡，那么其對地區(qū)安全的影響主體作用同樣是非常突出的。正如巴里?布贊認為的，在一個標準地區(qū)安全復合體內，不包括全球大國（例如非洲地區(qū)），其本地極性完全由該地區(qū)大國界定。 </p><p>　　[英]巴里?布贊、〔丹〕奧利?維夫：《地區(qū)安全復合體與國際安全結構》，潘忠岐等譯，上海：上海世

58、紀出版集團，2010年，第54頁。作為地區(qū)支點國家的中等強國，往往是地區(qū)大國，有著重大的地緣政治影響力，肩負著承擔地區(qū)和平穩(wěn)定的國際責任，其對地區(qū)安全的態(tài)度、行動以及行動后果也很大程度上影響到地區(qū)安全態(tài)勢，即沖突、安全機制還是共同體形態(tài)。 </p><p>　　巴里布贊提出復合地區(qū)安全的概念，其中在一個標準的復合地區(qū)安全中，有沖突、安全機制與共同體三種形態(tài)。參見[英]巴里?布贊、[丹]奧利?維夫：《地區(qū)安全復合體

59、與國際安全結構》，潘忠岐等譯，上海：上海世紀出版集團，2010年，第54頁。譬如土耳其，作為穆斯林世界的大國，身處極其復雜的中東地緣政治環(huán)境，敘利亞危機尚未解決，“伊斯蘭國”（ISIS）卻又迅速崛起，在打擊“ISIS”的聯(lián)軍當中，土耳其的態(tài)度至關重要，這不僅是由于土耳其的實力，也由其所處的特殊地緣位置決定的。 </p><p>　　其二，從地區(qū)安全形成機制看，中等強國是地區(qū)安全的穩(wěn)定器和發(fā)動機。中等強國對地區(qū)安全

60、的影響體現(xiàn)為對安全實現(xiàn)過程的作用。約瑟夫?奈指出，體系過程是體系單位之間互動模式與類型。 </p><p>　　[美]小約瑟夫?奈：《理解國際沖突：理論與歷史》，張小明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66頁。就標準的地區(qū)安全復合體而言，依據(jù)地區(qū)行為體之間敵意/善意的程度及其相應的行為模式，一個地區(qū)安全復合體可以區(qū)分為沖突形態(tài)、安全機制形態(tài)和共同體形態(tài)等三種不同的形態(tài)。 </p><p&

61、gt;　　[英]巴里?布贊、[丹]奧利?維夫：《地區(qū)安全復合體與國際安全結構》，潘忠岐等譯，上海：上海世紀出版集團，2010年，第54頁。在實踐中，地區(qū)安全的實現(xiàn)形式有四種，分別是聯(lián)盟、集體安全、安全機制、安全共同體。 </p><p>　　Alyson J. K. Bailes and Andrew Cottey， “Regional security cooperation in the early21st

62、century，” SIPRI Year Book 2006， p.199.第一種形式是聯(lián)盟。這是傳統(tǒng)的安全合作形式，聯(lián)盟具有排他性和指向性，即聯(lián)盟成員都有著一致對外的義務和相互間保護的權益。第二種形式是集體安全。全球范圍內最重要的集體安全組織是聯(lián)合國，地區(qū)范圍內的有非洲聯(lián)盟（AU）、拉美和加勒比國家共同體（CELAC）、歐洲安全與合作組織（OSCE）。其中，中等強國的領導角色最為凸顯的是非洲聯(lián)盟，作為非洲聯(lián)盟的領頭羊，南非在非洲特別是

63、南部非洲地區(qū)安全上的領導地位是毋庸置疑的。第三種形式是安全機制。機制或制度能夠穩(wěn)定人們的期望，即能夠促使人們產(chǎn)生一種連續(xù)性的觀念、創(chuàng)造禮尚往來的機會、促進信息的流動以及可以提供解決沖突的方法。 </p><p>　　[美]小約瑟夫?奈：《理解國際沖突：理論與歷史》，張小明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80頁。據(jù)斯德哥爾摩國際和平研究所統(tǒng)計，當前涉及到安全領域的各類地區(qū)安全機制有41個，其中非洲9個、美洲

64、8個、亞太11個、歐洲18個、中東5個。 </p><p>　　Alyson J. K. Bailes and Andrew Cottey， “Regional security cooperation in the early 21st century，” SIPRI Year Book 2006， pp.196-197.第四種是安全共同體。安全共同體的安全等級高、認同感強，秉持互不開戰(zhàn)、和平處置爭端、和諧共處

65、的觀念。安全共同體被認為是共同體內的成員切實確?；ハ嗖皇褂梦淞Χ怯闷渌姆绞胶推浇鉀Q爭端。 　　K. W. Deutsch， Political Community and the North Atlantic Area：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in the Light of Historical Experience， New York： Greenwood Press， 1969， p. 5.目前

66、共同體發(fā)展最成熟的機制是歐盟，其次是東盟安全共同體。東盟正是在印尼倡議下建立的，東盟安全共同體的主要宗旨在于通過信息交流和采取相互協(xié)作措施，防止區(qū)域性糾紛擴大成為軍事沖突。中等強國的深度參與，推動了地區(qū)安全多</p><p>　　其三，從安全合作方式看，中等強國扮演了發(fā)起者與擔保人的角色。一般來說，安全合作主要有安全對話、沖突控制、經(jīng)濟融合以及更寬泛的安全議程。安全對話是一個常態(tài)也是相對有效的形式。以拉美地區(qū)為例

67、，由于歷史遺留原因，不少國家之間存有領土或領海爭端， </p><p>　　具體爭端參見徐世澄：《拉美地區(qū)的安全形勢與安全合作》，載《拉丁美洲研究》，2003年第4期。成為引起國家間關系緊張的主要因素。2008年5月，在巴西的倡導和主持下，南美洲國家聯(lián)盟的12個成員國在巴西薩爾瓦多市決定成立“南美防務理事會”，交流討論南美地區(qū)的防務問題，增強成員國之間的相互信任、軍事合作與協(xié)調，力主在集團內部建立促進信任機制，使

68、南美地區(qū)防務政策逐漸擺脫美國的影響。沖突管理是實現(xiàn)地球安全目標最直接的形式。以亞太地區(qū)為例，東帝汶于2001年從印度尼西亞獨立后，政局一直動蕩不穩(wěn)。對此，澳大利亞在東帝汶問題上積極介入沖突化解，領導多國部隊在東帝汶開展維和行動，確保了亂局走向總體穩(wěn)定。當然，澳大利亞這樣做有其特定的國家利益考量。 </p><p>　　中等強國競逐領導權，是國際關系多極化發(fā)展趨勢的一個表征，折射出政治權勢轉移的新趨勢，即權勢轉移和

69、權勢擴散，由此而導致的“他者的崛起”，全球權力從西方國家向非西方世界的轉移，把中等強國放在了戰(zhàn)略性和關鍵性的位置上。 </p><p>　　Andrew Cooper， “Middle Power Leadership and the Evolution of the G20，” Global Summitry Journal， Vol.1， No.1， 2013.應當說，領導權建構的進程是有益的，不僅有利于中等

70、強國增強軟實力，提升國際影響力，把自身的國際地位推向更高位置，還利于增進全球公益、改善地區(qū)安全環(huán)境。一定程度上講，這是既定國際體系的不足和缺陷所進行的體制性修正，彌補國際治理領域“盲區(qū)”，有著進步的意義。 </p><p>　　但同時，也應看到中等強國邁向領導國家進程中面臨的困難和挑戰(zhàn)：一是如何協(xié)調與全球大國特別是美國的關系。中等強國若想在國際權力格局中謀得一席之地，美國的態(tài)度十分關鍵，可能影響其領導作用的發(fā)揮。

71、霸權國在重視、拉攏它們的同時，也警惕其對自己構成的挑戰(zhàn)，勢必利用既有的制度安排和慣性權力阻滯中等強國的崛起，針對中等強國，霸權國家修改或者制定新的更有針對性的國際規(guī)則和標準體系，從制度層面來制約、抑制它們的發(fā)展，繼續(xù)維持其在國際體系中的主導地位。所以，中等強國在如何確保自身利益的同時，如何協(xié)調處理好與霸權國家的利益關系是需要重點解決的問題。二是中等強國的經(jīng)濟發(fā)展、社會治理能否繼續(xù)保持充足后勁。中等強國的崛起既得益于經(jīng)濟的強勁發(fā)展，也受制

72、于經(jīng)濟增長困境，經(jīng)濟能否持續(xù)保持快速增長的勢頭是中等強國謀求領導權的決定性因素。當前，全球經(jīng)濟前景不明朗，潛在增長率已經(jīng)下調，而經(jīng)濟前景的惡化進而影響到當前的信心、需求和增長。 </p><p>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經(jīng)濟展望》，2015年1月。資料來源：http：//www.imf.org/external/chinese/pubs/ft/weo/2015/update/01/pdf/0115c.pdf.

73、 中等強國長期主要依靠出口和投資拉動經(jīng)濟，受國際經(jīng)濟震蕩的影響甚劇。巴西、南非、土耳其等國遇到了經(jīng)濟增長上的困難，影響政局的穩(wěn)定。比如，2015年4月，南非多地發(fā)生的騷亂，正是由于近年南非經(jīng)濟增長乏力，青年失業(yè)問題突出引發(fā)的。三是能否承受住國際體系轉型的壓力。對于任何一個國家而言，無論是承擔國際責任還是謀求國際領導權，都必須為之付出相應的代價。一方面，必須應對挑戰(zhàn)者的壓力。一些實力較強的中等強國在謀求領導地位的過程中面臨區(qū)域內其他中等強

74、國的挑戰(zhàn)。另一方面，必須應對多元國際主體的壓力。隨著全球化縱深推進，跨國公司、宗教組織、非政府組織、犯罪網(wǎng)絡、恐怖組織等各種非國家行為體的實力顯著上升，它們加緊向國際社會滲透，使一些中等強國面臨巨大的社會管理壓力。例如，販毒集團的戰(zhàn)爭正將墨西哥變成“失敗國家”。 </p><p>　　管?┲遙骸蹲?家稱販毒集團的戰(zhàn)爭正將墨西哥變成“失敗國家”》。資料來源： </p><p>　　http：

75、//world.people.com.cn/GB/17934378.html. </p><p>　　人們已經(jīng)意識到，能夠克服自己問題的國家才是具有強大發(fā)展生命力的國家。面對國際領導權競逐道路上的挑戰(zhàn)，中等強國必須冷靜對待、妥善應對，保持經(jīng)濟發(fā)展與政局的穩(wěn)定，綜合平衡各方的利益關系，奠定國家強盛的基礎，也就是拼經(jīng)濟、拼外交、拼穩(wěn)定，注重推行多邊主義，注重提供國際公共產(chǎn)品，注重平衡與中美兩大國的關系。 </p

76、><p>　　三、 中等強國競逐領導權對中國的影響及其應對策略 </p><p>　　總體而言，中等強國的領導權建構與中國推進國際關系多極化、民主化的訴求有契合之處，應該樂觀其成，勾勒合作共贏的新圖景。這當中，既是機遇又是挑戰(zhàn)。機遇方面，中等強國是中國對外戰(zhàn)略中的重要一環(huán)，兩者在經(jīng)濟、社會以及全球治理領域內的利益匯合點多、合作氣氛相對融洽，合作空間有了新擴展，合作平臺有了新發(fā)展，合作意愿有了新

77、提升，推動國際體系變革有了新共識，在世界經(jīng)濟治理機制改革、全球性問題應對處理、地區(qū)安全穩(wěn)定等重大問題上的訴求和動向，都與中國的期待相當契合。此外，中國要破解“安全困境”，需借重中等強國崛起的力量，持續(xù)推動國際體系變革，著力緩解國際秩序之爭，努力降低因中國快速崛起而產(chǎn)生的外部性壓力。挑戰(zhàn)方面，尤其是針對安全領域，中等強國與中國的關系時而驟然緊張、時而平緩不驚，即在安全問題上還存在一定的困境，主要是因為中國崛起所產(chǎn)生的外部性效應影響的美國所

78、利用。它們可能是中國面臨的新的矛盾來源，特別是逐漸走向集團化的中等強國，其總體實力、政策主張、國際影響以及行為趨向很可能成為影響我國際環(huán)境的關鍵性因素。如果不能以戰(zhàn)略的高度加以規(guī)劃和布局，負面影響會不斷出現(xiàn)，若長此以往，則成為中國外部環(huán)境中的一個隱憂</p><p>　　首先，堅持頂層謀劃，明確新的外交戰(zhàn)略方向。突出中等強國的戰(zhàn)略位置，明確將加強中等強國的外交作為一個重要的方向，特別是要把那些謀求領導權的戰(zhàn)略支點

79、國家，擺在中國對外戰(zhàn)略布局的關鍵位置上，提升在中國外交格局中的戰(zhàn)略地位。同時，應有專門的決策參謀部門進行專題研究，就具體的、細節(jié)性問題提出便宜可行的措施。特別是以關鍵中等強國為依托，構筑以之為節(jié)點的全球伙伴關系網(wǎng)絡。在國際體系轉型過程中，應該借勢中等強國的領導力，共同推動國際體系變革與領導權轉移。 </p><p>　　其次，堅持定向發(fā)力，有針對性地展開點對點的合作。應對中等強國與中國的利益關切度作以劃分，將之分

80、為戰(zhàn)略支點國家、利益攸關國家、一般合作型國家和利益競爭型國家，并根據(jù)此類劃分視具體情況投入各類外交資源，或達成合作行動伙伴，或構成臨時議題聯(lián)盟，或較量博弈國家利益。如對澳大利亞、加拿大等傳統(tǒng)中等強國，要給予充分尊重，多傾聽意見、外交上也可以拉抬其地位；與巴西、南非等中等強國，在擴大共識的基礎上，協(xié)調相互立場，強調共同利益、謀求共贏，對于目前無法達成共識的議題也要暫緩或控制分歧擴大，能夠促成的合作盡量促成。對韓國、印尼等周邊重要中等強國，

81、建立緊密的戰(zhàn)略性伙伴關系，避免其過于倒向美國，尤其是在安全問題上要培育政治互信，至少使其在遇到矛盾沖突時候保持相對中立立場。 </p><p>　　再次，搭建合作平臺，形成功能性的框架和機制。圍繞“一帶一路”戰(zhàn)略的實施，加強與沿線中等強國的重要政策主張，如韓國的“歐亞合作倡議”、印尼的“海洋強國”戰(zhàn)略等進行對接，擴大利益匯合點，更大發(fā)揮我國這一宏大戰(zhàn)略的作用。針對那些有影響力的中等強國，與其建立總體性對話框架和合

82、作機制，如參考中國東盟“10+1”、中拉合作論壇、中非合作論壇、上合組織等地區(qū)多邊論壇形式，與中等強國建立功能性的對話平臺，比如“China+MIKTA”對話機制等，主動介入其爭取領導權進程，形成對中國有利的對話環(huán)境氛圍。比如在涉及全球范圍的重要對話談判中，可以與關鍵中等強國達成議題合作，如在氣候變化、維和行動、傳染病防治等議題上，形成“組團式”議題伙伴國，以切實維護我國的立場和利益。在具體領域開展功能性合作，分析研判與中等強國的功能型

83、合作領域，對那些旨在推動解決全球治理問題的中等強國，及早承認其國際領導權地位。要著重厚植戰(zhàn)略性的合作議題，在推動國際體系變革、國際格局調整、協(xié)調“他者崛起”的后冷戰(zhàn)時代加強戰(zhàn)略性關系，不僅在經(jīng)濟、政治領域內拓寬合作范圍、提升合作層次，也要在安全、人文交流等方面增進理解與互信，培育良性的發(fā)展模</p><p>　　最后，搞好風險控制，妥善細致地處理分歧和糾紛。一方面，合作要擴大、層次要提升、關系要遞進、行動要配合，

84、營造良好的合作氛圍。但是，另一方面分歧要控制，矛盾要調處，鞏固戰(zhàn)略互信的基礎。建立磋商機制，重化解矛盾、沖突、分歧，屬于風險管控的性質。建立和完善政府間的貿易救濟合作機制，為雙方業(yè)界對話達成妥協(xié)和承諾牽線搭橋，取得諒解。增進戰(zhàn)略互信，對中等強國謀求國際領導權，凡未對中國造成重大不利的，不必去反對或者阻滯，從而減少分歧與矛盾，做實穩(wěn)定關系的“壓艙石”。 </p><p>　　美國20世紀最著名的詩人羅伯特?弗羅斯特

85、（Robert Frost）曾經(jīng)說過，最好的出路永遠是向前走到底。誠如斯言，盡管中等強國參與國際領導權的競逐還處于正在進行時、未為完成時，盡管中等強國成長為具有全球投射能力的世界大國還是一個遠景設想，盡管中等強國的領導權還并非成為人們公認的客觀現(xiàn)實，但是誰都無法否認其對全球治理與地區(qū)安全的影響與作用，無法否認其發(fā)展?jié)摿εc前景。因此，筆者認為，未來十年，中等強國力量將持續(xù)走強，在大國之間的平衡作用更加凸顯，作為領導國家的色彩或更加濃重，群

86、體性崛起的角色發(fā)揮將蔚為大觀。筆者雖不敢妄下斷言，但相信這應是個大概率事件。 </p><p><b>　　參考文獻： </b></p><p>　　[1] 肯尼斯?沃爾茲. 國際政治理論[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 129-130. </p><p>　　[2] 茲比格紐?布熱津斯基. 大棋局：美國的首要地位及其地緣戰(zhàn)略[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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