淺談決策科學中的復雜性因素

1、<p>　　淺談決策科學中的復雜性因素</p><p>　　決策學作為一門研究科學決策的理論、原則、程序和方法的新興綜合性學科，產生于二十世紀50年代的美國，其創(chuàng)始人是美國的諾貝爾獎金獲得者赫爾伯·西蒙。二十世紀80年代初，決策學進入中國，張順江教授以中國決策學學科帶頭人的身份出版了《決策學基礎》這一理論經典，決策學開始了中國化的學科歷程。 </p><p>　　隨著我

2、國經濟社會的快速發(fā)展和決策科學的不斷演進，人們日益關注決策科學中所蘊含的復雜性因素。決策流程中的目標、主體、方法，這三方面具有了越來越多的新的復雜性表征，這些表征往往滲透在社會經濟決策的整體之中，給經濟社會生活帶來影響。本文旨在以復雜性科學的視角，重新審視決策的流程，重視復雜性的條件，把握復雜性的內涵，深化對決策學的認識，完善對決策科學性的構建，以期更好的促進決策學在社會政治經濟中的實踐。 </p><p>　　

3、一、決策目標的復雜性分類 </p><p>　　決策目標的構成由靜態(tài)層介和動態(tài)趨向兩部分組成，正是動靜皆具的形態(tài)模式構成了決策環(huán)境的復雜性。 </p><p>　　第一，許多問題的目標不是一個，而是多個，這種目標的多維性可能是同類人群對一個問題多個目標的認識，也可能是不同人群對一個決策不同目標的堅持，這種目標之間的矛盾關系源自于知識結構和利益體系的不同。比如，在我們所熟知的政府機關物資采購

4、中，質量和價格是兩個必須同時考慮的因素，根據不同的情況，決策者要制定不同的采購流程，在質量與價格之間，需以其中一個作為定量，對另一個做最優(yōu)化處理，以達到采購目標的實現。又比如，在區(qū)域發(fā)展決策中，經濟工作者認為經濟發(fā)展是首要目標，而環(huán)境工作者認為環(huán)境保護是第一要務，社會工作者更強調社會效益的重要地位，不同的人從不同的知識結構闡述立場觀點，形成了不同的目標區(qū)間。 </p><p>　　第二，由于主客觀條件不可避免的改

5、變，決策目標也隨之發(fā)生變化，這種動態(tài)的趨向有兩種形式：一種是漸變式的，舊目標的構成要素逐漸瓦解，新目標的結構框架逐步完備呈現過渡式的變化。另一種是突變式的，時間的間隙非常之短，不能給決策者提供充足的預備階段。比如，過去粗放式的經濟發(fā)展戰(zhàn)略雖然帶動了經濟的短時發(fā)展，但是高能耗、高污染的帶來了更多的社會經濟問題，這時候決策目標的已經由速度型發(fā)展轉向了和諧型發(fā)展。目標的動態(tài)轉向要求決策者必須隨時跟蹤目標并實施反饋，以了解原來制定的目標對現在是

6、否仍然有效、客觀情況是否有了變化、目標是否需要予以及時調整等等。 </p><p>　　二、決策主體的復雜性構成 </p><p>　　人作為決策主體，既遵循理性的思維，又有著非理性的構成，近年來非理性一改之前的理論弱勢，上升為決策主體中與理性同等重要的影響因子。而這種非理性，正是決策主體復雜性的來源。 </p><p>　　非理性因素的內涵由三部分組成。首先是不自

7、覺性，是一種無意識的心理活動過程。榮格的潛意識理論很好的佐證了這種不自覺性：“潛意識部分是由大量暫時為晦澀難解的思想、朦朧含糊的表征、模糊不清的意象所組成，盡管它們未被我們意識到，但它們卻繼續(xù)影響著我們的意識心理。”無意識在行政決策中以思維定勢的形式出現，例如一個在領導崗位上工作多年的人，由于行政管理活動中某種問題反復出現，他已經通過思維活動制定出一套例行程序來解決它，這種例行程序就是一種思維模式，以至每當此種問題出現時，只要按照長期處

8、理此類問題的思維模式去思考就可以較好地作出決策。但在涉及到新問題新情況的時候，這種思維定勢往往難以具體問題具體分析，決策者即使意識到原有思維不能就解決新問題但還是不自覺的陷入原有的思維路徑中去，這時非理性就成為了決策的桎梏。 </p><p>　　其次是非邏輯性，指直覺、靈感這種在理性思維架構下無法解釋的形態(tài)。非理性思維超越常規(guī)邏輯，在確定性和合理性缺失的同時，形成了創(chuàng)新思維，促進了思維的延展，是得失兼具的模式。

9、 </p><p>　　最后是情緒性，涵蓋由于外在環(huán)境和內在心理的影響，造成的穩(wěn)定感缺失，以情緒、情感的形式表現出來。這其中的情境性、波動性、盲目性使得決策主體的思維表現出明顯的無序性和不確定性。例如，在行政決策中，極少數決策者以情代政，不顧決策流程，大搞裙帶關系，甚至任人唯親，損害了行政決策的公正。 </p><p>　　三、決策方法的復雜性交互 </p><p>

10、;　　決策方法的復雜性以數量決策方法與非數量決策方法兩種形式呈現，他們在具體的實踐中面臨著自成一體或交互使用的各種復雜狀況。 </p><p>　　一方面，根據決策的目標，變量和條件可以用數量表現的，我們稱之為數量決策。最典型者，人口普查就屬于數量決策的一部分，無論是推進義務教育、基本醫(yī)療衛(wèi)生、保障性住房、社會保障等公共服務的均等化，還是加強公共設施建設、改善社會管理、調整收入分配結構，都離不開對不同人口群體情況

11、的掌握和分析。人口總量規(guī)模、年齡結構、職業(yè)分布、生活來源等情況，對于統(tǒng)籌人口、資源、環(huán)境、經濟、社會發(fā)展有重要作用。這些數據在整體上為經濟發(fā)展方式的轉變和經濟結構的戰(zhàn)略性調整以提供數據支持；保障和改善民生，促進社會的和諧共進；有利于國家整體發(fā)展戰(zhàn)略的準確制定和實施。 </p><p>　　另一方面，相當一部分決策目標不能用數量關系來表現，只能用抽象性、概括性的表達方式，我們稱之為非數量決策。組織機構的調整與更改、

12、干部的選拔和調動、都在非數量決策的涵蓋范圍內，非數量決策主要依靠決策者的分析、判斷，并且這種邏輯也是科學性的，符合科學決策的要求，并且非數量決策有廣泛的適用范圍，越復雜的決策行為，越需要非數量決策作為樞紐，整合決策依據，建立決策機制。專家評估法就是典型的非數量決策，這種方法以制度的形式被各個行政部門廣泛確定下來。例如，某省水利部門頒布了《省水利廳行政許可審批專家評審管理辦法》，它盡可能的利用了水利內外不同相關領域專家的知識和經驗，使水利

13、行政許可審批的流程趨于完善和全面。 </p><p>　　總之，復雜性因素廣泛的存在于決策過程中，使我們不得不重新審視決策流程，深化對這種決策復雜生態(tài)的認識促進著決策實踐的科學化、全面化、多元化發(fā)展，有利于決策者在面臨新的具體問題時，把決策科學復雜性與流程的系統(tǒng)性、整體性相互聯結，在系統(tǒng)中梳理各部分復雜性的聯系，在整體中思考細節(jié)的變化，規(guī)避復雜性的弊端，利用復雜性的優(yōu)勢，保障決策的科學性，促進社會經濟的和諧發(fā)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