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代中國財政國家演變的政治邏輯(1978—2008).pdf

1、本文借鑒財政社會學的理論分析范式，從國家、財政與社會的三維視角出發(fā)，闡釋了改革開放以來當代中國經歷的由自產國家向（非典型）稅收國家和預算國家演化的歷史進程，并深入分析了內隱于這一進程中國家一體化、理性化與民主化的政治過程，進而揭示當代中國政治發(fā)展進程中集權主義、權威主義、民主主義等不同政治邏輯轉換對于行政模式與社會結構的影響，主要內容如下：
　　 國家一體化與自產國家（歷史分析）。新中國成立后，為應對外部顛覆與內部分裂的壓力，國

2、家構建活動主要圍繞著鞏固政權的“一體化”目標并以集權主義的政治邏輯展開，國家權力全面介入生產活動，從而形成了“控制型政府”和“總體性社會”為特征的“自產國家”模式。通過工業(yè)國有化和農業(yè)集體化，國家建立起全面汲取社會生產剩余的集權經濟體制，通過城市“單位化”與農村“公社化”，國家建立起全面介入社會生活與私人領域的政治社會體制。以財產性收入（國企利潤及農民貢賦）為主要財政來源的、政治、經濟與社會高度整合的“自產國家”實現了國家一體化和社會超

3、穩(wěn)定的歷史目標，但對個人自由、社會活力及經濟效率也造成了巨大損害，最終不可避免地走向了衰落。
　　 國家理性化與非典型稅收國家（現實分析）。改革開放以來，隨著國際形勢的逐步緩和，中國轉入了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理性化”階段，政治過程以權威主義的政治邏輯展開，國家權力結構與運行方式逐步科學化和合理化，社會生產規(guī)模及結構發(fā)生重大變化，財產性收入（國企利潤與農民貢賦）在國家收入來源中的比例逐步下降，稅收收入的比例越來越大，傳統的“自產國

4、家”逐步向現代“稅收國家”演化，同時，劇烈的社會變革也推動著傳統的“總體性社會”向“分化型社會”轉變。然而，受制于權威主義內生的邏輯矛盾，中國式“稅收國家”受到“自產國家”的路徑依賴以及國資委成立后擴張性運作的雙重作用，從而呈現出“非典型”的特征，即國家收入來源中無論是稅收還是非稅部分，都對以國家壟斷資本為主體的國有經濟存在著較強的依賴性，而國有經濟的稅收貢獻又具有“體內循環(huán)”與“預算軟約束”特征，這就導致了中國的“稅收國家”成長處于一

5、種極不穩(wěn)定的過渡與變異狀態(tài)，在財政經濟內涵與政治社會效應方面與西方典型的稅收國家存在著重大差異，對于國家理性化進程產生了復雜化的影響，進而導致當代中國的政治現代化進程出現某種不確定性。文章深入分析了非典型稅收國家這一財政經濟現象背后的轉型政治背景、過程及矛盾，揭示了權威主義政治邏輯（過渡性、權宜性）與非典型稅收國家（混合性、搖擺性）之間的內在關聯，并以“第三條道路”主張的經濟民主、治理民主邏輯為指引論證它向預算國家轉變的邏輯必然與現實進

6、路。
　　 國家民主化與預算國家（趨勢分析）。歷史經驗證明，即便是西方典型的稅收國家模式也充滿了現代化的陷阱，并不能提供當代中國財政國家演化的理想藍圖，預算國家理論與實踐則提供了較為有效的對治之策。沿著”第三條道路”指引的民主化邏輯進路，非典型稅收國家唯有以“預算國家”為目標和方向，才能克服“自產國家”的歷史制約并超越西方稅收國家的現實危機，進而在建設一個理性民主的現代國家方面有所作為。2008年前后，中共開始系統地反思改革開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