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人”與“好公民”的沖突與和解——盧梭自然教育思想研究.pdf

1、“好人”與“好公民”的沖突與和解是人類面對自身生存所必須思考的核心問題，當我們脫離原始狀態(tài)而成為“社會的動物”或“政治的動物”之時，這一問題便如影隨形。因為，人們，特別是那些偉大的天才們深刻地認識到，作為有理智的人類，人們往往首先籌劃和關(guān)心的是自身靈魂的健康和完善，并努力使自己成為“最好的人”；但另一方面，人只能生活在“社會之中”，“人是政治的動物”(亞里士多德)，雖然作為個體的人而言有可能孤獨的生活，但作為人類整體，我們無法也不愿意脫

2、離社會而生活。因而，為了整個人類的生存和幸福，又需要我們獻身于他人，尤其是政治共同體的公民同胞。那么，這兩方面究竟是什么關(guān)系?孰先孰后呢?其最終指向的是這樣一個問題：人類應(yīng)如何恰當?shù)靥幚韮烧咧g的位序，才能最大程度的對人類有益?
　　 西方古典理性主義哲學對這一問題的思考首先基于以下認識：哲學生活-它要求無情地追問、求索道德智慧-可以或應(yīng)該以何種方式超越(盡管同時在引導)政治生活和道德生活，對于古典政治哲學來說本就是一個最重要、

3、最微妙的問題。蘇格拉底的“轉(zhuǎn)向”是古典理性主義哲學對這一問題所作出的最有力，也最具智慧的回應(yīng)。它一方面通過論述哲學與政治之間，或者說“好人”與“好公民”的德性之間所存在的差異和沖突，強調(diào)了兩者之間的沖突所可能導致的對雙方的不良后果；另一方面，它又通過對城邦政治和大眾日常生活的關(guān)注，使我們注意到了哲學與道德卓越或公民美德之間復雜、緊張甚或有些水火不容的關(guān)系的另一面。這種和解性的可能，來源于哲人對自身公民責任的自覺，來源于他們對哲學可能性的

4、思考。因而，作為政治哲人的蘇格拉底及其繼承者，他們的使命就轉(zhuǎn)變?yōu)椋涸谡喂餐w的法庭面前為哲學辯護，并且是基于政治共同體來為哲學辯護。
　　 現(xiàn)代哲學的啟蒙，來源于16、17世紀的那些哲人，他們試圖對“好人”的德性與“好公民”的德性之間的關(guān)系進行一種完全新異的解釋，這種解釋基于這樣的信念：他們宣稱要克服或回避那些支配古典理性主義哲學的張力、問題以及尚未解決的矛盾。為了實現(xiàn)這一目標，整體而言，現(xiàn)代哲人在兩方面作出了改變：一方面，把

5、傳統(tǒng)理性主義哲學中哲學的或神學的一維視為“虛幻的東西”或者“理想主義”，使之從政治生活中抽離出來，并加以排斥，這就是所謂的“政治的祛魅”。這種“祛魅”看似把哲學或神學從“屬人的智慧”抬高到了“神的智慧”，卻在事實上人為的割裂了它們與政治、與人類生活的關(guān)系。這樣，熱愛或追求真理被視為是為了滿足其他更自然或更深層的需求和激情，成為純粹個人的事情，與政治完全無關(guān)。而社會或政治也不再被認為指向自身之外，從而失去了超越自身的可能性。另一方面，現(xiàn)代

6、哲人從對人性中永恒與必然的東西的洞察出發(fā)，在“現(xiàn)實主義”的路徑上重新理解和構(gòu)建政治生活，從而在根本上改變了政治的屬性，他們始終秉承著這樣一個承諾：受到啟蒙的大眾一旦在新原則下得到培育，將會在那些原則及其所引導的生活中找到和平的共識和冷靜的滿足。
　　 盧梭在歐洲啟蒙運動的中心-法國-和啟蒙運動最高潮的時代-18世紀-最早對啟蒙哲學發(fā)出了強烈質(zhì)疑，因而，他不可避免被人看成是“怪物”、“厭世者”。但不可否認，盧梭確實清醒而深刻地認識

7、到了現(xiàn)代政治哲學所可能導致的弊端和不良后果，這種后果可以用一句話概括就是：人的品性和政治品性的下降，而且這兩者之間的惡性循環(huán)，最終將導致的是人類智識的完全毀滅。從這一視域出發(fā)，盧梭提出自然教育的思想，他試圖把通過個體天性的完滿發(fā)展所帶來的理智成熟的人類，與基于此基礎(chǔ)上的自由民主政治聯(lián)系起來，從而為人類及其政治德性開啟一種上升的可能性。但對古典理性主義哲學熟稔于心的盧梭也深刻地認識到，他所建構(gòu)的“好人”與“好公民”德性的和解甚至同一，并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