慶歷學術與歐陽修散文.pdf

1、宋仁宗慶歷時期是中國學術史上一個重要的變革時期，傳統的以注疏、訓詁為特征的“漢學”開始逐漸被以闡釋“義理”為特征的“宋學”所取代。這一時期涌現出了大批學者，創(chuàng)作了大量的學術著作，如范仲淹的《易義》、劉敞的《春秋權衡》、《春秋傳》、孫復的《春秋尊王發(fā)微》、胡瑗的《周易口義》和歐陽修的《新五代史》、《詩本義》等。除此之外，他們還撰寫了大量的學術論文，表現出了與傳統“漢學”不同的學術特征，如尊王攘夷的傾向、疑經改傳、宗經復古、以人為本、創(chuàng)新求

2、奇、反對佛老、儒學的哲學化等，其中有的屬于學術思想范疇，有的則屬于學術風氣領域，二者相互作用，共同形成了慶歷前后特有的學術氛圍，我們稱之為“慶歷學術”。
　　 慶歷前后也是中國散文創(chuàng)作的豐收期，是宋代散文審美風格形成的重要階段，歐陽修的散文創(chuàng)作也正是在這一時期形成了自己獨特的風格。學術的轉型與散文創(chuàng)作的繁榮兩者之間不可能是偶然的巧合，他們必然有學理層面的關聯。因此，探討慶歷學術與歐陽修散文之間的內在聯系，論述學術--散文互動模式

3、的存在，就成為本文論述的重點。
　　 為了更好地論述慶歷學術與歐陽修散文的關系，我們在第一章、第二章、第三章重點論述了胡瑗、周敦頤、范仲淹、歐陽修等人在學術方面的創(chuàng)見，力爭以點代面，凸現慶歷學術在學術思想與學術風格等方面的特征，試圖展現出歐陽修散文風格形成的大背景。
　　 胡瑗、周敦頤、范仲淹、歐陽修等人雖都屬于慶歷學術的重要代表人物，但細繹之，他們也有區(qū)別。我們簡單地把他們做一個分類，胡瑗、孫復、石介等人可歸為一類，他

4、們基本上對儒家經典執(zhí)肯定態(tài)度，激烈地反對佛、老思想，用相對傳統的方式闡釋圣人經典的權威性，我們稱他們三人為“儒學者”。具體而言，論述胡瑗對《周易》的懷疑和改正，用以證明慶歷時期并不存在所謂“疑經派”與“疑傳派”的區(qū)分，慶歷學人是對傳統經典與傳注整體的疑改，在學術創(chuàng)新上表現出了巨大的勇氣。孫復為發(fā)揮他“尊王”的學術思想，有意識地繼承了《谷梁傳》的傳統，如進一步闡發(fā)其中的尊王思想、采用日月時例說經等，表現出了慶歷學人加強中央集權、改變晚唐五

5、代以來王權不振局面的強烈愿望；石介作為慶歷學人中的激進者，對學術傳承充滿了憂患意識，并隨時準備為捍衛(wèi)圣人的經典而獻身，他十分注重《周易》中物極必反和《春秋》中的“王道”思想，正代表了慶歷學人宗經復古、求新求變的學術傾向，同時，也暴露出了他們在學術創(chuàng)新方面的不足。
　　 周敦頤、邵雍、張載等人是理學的先驅，致力于儒家經典的形而上學化，我們稱之為“道學家”。因為儒學形而上學化與本論文論題關系較遠，我們不擬重點討論這方而的內容。但他們

6、作為慶歷學人中的成員，其學術思想及風尚也是慶歷學術重要的組成部分，如周敦頤對“成圣之路”的探索、張載對道德踐履方面的論述以及邵雍《春秋》學中表現出來的“權變”思想，代表了慶歷學人重道德體系建構，心中充滿“成圣”的愿望，這是歐陽修“圣賢情結”再發(fā)展的表現樣態(tài)。
　　 范仲淹、劉敞、李覯、歐陽修等人可歸為一類，四人既是慶歷學術卓越的代表者，同時，他們較前兩類學者而言，又在散文創(chuàng)作的實踐上取得了較大成就，我們稱之為“能文者”。范仲淹是

7、傳統注疏溫和的批評者，他的治學觀念表現出“漢學”向“義理之學”過渡的特點，同時，范仲淹能從大處解經、不求小節(jié)的治經風格正為慶歷學人所共有。劉敞治經以求新奇著稱于時，但他也能注重探討圣人本義，不廢傳注和訓詁，是慶歷學人即求創(chuàng)新又斥詭異學風的代表人物之一。李覯“以人為本”的學術思想在當時可謂獨樹一幟，他從重民生、求平等、發(fā)揮主觀能動性等方面，系統、深刻地闡述了這一思想，這是在北宋初期對“重人本”論題的深入探討。歐陽修在《易》學、《詩經》學、

8、《春秋》學等方面都有突出貢獻，他是慶歷學術的重要代表之一。
　　 以上三類慶歷學人治學雖有不同的側重點，但他們都表現出了慶歷學術的共同特色。簡言之，有以下三個方面：宗經復古與懷疑傳統相結合的治經理念；以人為本、經世致用的治經理想；創(chuàng)新求奇，摒棄詭異的治經風格。正是在這合力作用的大前提下，歐陽修散文才獨具特色。
　　 當然，我們知道，慶歷學術并不直接等同于歐陽修的散文理論和散文創(chuàng)作，但毫無疑問，它們同屬于人類高級的思維活動

9、，有著共同的心理基礎，而在這心理基礎中，又包括著可以互通的若干因素。就慶歷學術與歐陽修散文理論和散文創(chuàng)作而言，歐陽修的“圣賢情結”是學術與散文互動的基礎，再具體地分析，學術中經世致用、以人為本的思想，對歐陽修散文重實踐、重人情的特點和迂徐含蓄的行文風格有一定影響；宗經復古的理念與歐陽修向圣賢學習簡易的行文風格，作文求簡易的特點密切相關；而懷疑傳統的學術風氣更是歐陽修在散文領域不迷信古人，勇于變革出新的原動力。另外，歐陽修對“道”的獨特理

10、解對他散文“重文采”等方面的影響較大。在本論文的第四章里，著重對以上五個問題展開論述，用以闡明學術與歐陽修散文之間的內在血脈聯系。
　　 在慶歷學術的影響下，歐陽修追求圣人“簡而有法”行文風格，而這種追求給歐陽修散文創(chuàng)作帶來積極影響，他為達到行文簡易傳神的寫作效果，不惜將一篇文章反復修改，如對《醉翁亭記》和《吉州學記》的修改，也正是這種努力，讓他的大多數散文達到了繁與簡統一的“自然”境界。求簡易的作文法，在給歐陽修散文帶來積極影

11、響的同時，也對他的散文產生了不良的作用，表現在行文枯簡、少感情和藝術性下降等方面。
　　 歐陽修迂徐委備的文章風格也是來源于對圣人經典風格的學習和借鑒，在具體創(chuàng)作方法上則表現為大量運用“轉折法”。所謂“轉折法”，是為文章取得曲折頓挫的表達效果，作者對文章層次的安排的方法。它又可分為“明轉法”和“暗轉法”兩類，“明轉法”是指文章中轉折的痕跡比較明顯，讀者一見便知，它其實是“轉折法”中較為初級的階段，如《與富文公書》等就是運用這種方

12、法的典型代表。所謂“暗轉法”，即在表面上看，文章渾然天成，有一氣呵成的氣韻美，其實是作者運用了“暗轉法”，即以話題、情感等為線索自然轉折，層層深入，表面雖不見痕跡，但內在有血脈相連。如果讀者不認真體味，不能馬上發(fā)現其中“血脈相連”，甚至產生誤讀，但待反復品讀后，方覺其中味道，即如謝臻所言：“三剝其皮，乃得佳味?！睔W陽修文章中如《醉翁亭記》、《有美堂記》等都是這方面的名篇。歐陽修含蓄多情的文風也與圣人經典密切相關，在具體創(chuàng)作方法上則表現為

13、“配說法”的大量運用。所謂“配說法”，是指在寫作文章時，為更好地表達文章主旨，傳遞情感，用其他相關的人物或景物作為“賓”來映襯行文，做到賓主結合，虛實相生。具體而言，有主動配說法，如《伐樹記》；有被動配說法，如《釋惟儼文集序》；有虛實相生法，如《送楊賓序》。在歐陽修散文中“轉折法”和“配說法”經常被使用，我們稱之為“六一模式”?！傲荒Ｊ健笔菤W陽修對文章技巧精準把握的結果，是歐陽修遠師六經，近取司馬遷頓挫含情的寫作筆法，并在此基礎上整合

14、創(chuàng)新的產物，它強化了文章含蓄多情、頓挫有致的特質，促成了平易婉轉的宋文風格的形成。除此之外，圣人經典本身善用虛字的寫作特點，也直接影響得到了歐陽修散文風格，正是由于歐陽修對散文中虛字較為成功的運用，才讓他的散文形成了簡易而迂徐的特色。
　　 慶歷學術對歐陽修散文產生深遠影響的同時，作為文學家的歐陽修也在用自己的散文影響著慶歷學術，他的散文是直接參與學術論爭的工具，除了著有《詩本義》、《新五代史》等專門學術著作以外，他還有《易或問

15、》等多篇學術論文，對慶歷學術的傳播起到了促進作用。此外，他的學術論文還有強烈的文學化傾向和從散文創(chuàng)作角度闡釋學術問題等特點。本論文的第五章著重從微觀角度闡釋了慶歷學術與歐陽修散文的互動關系。
　　 在慶歷學術與散文的互動中，歐陽修一直處于關鍵的“中心”位置，對中國散文的發(fā)展創(chuàng)新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同時，我們也注意到理學最終取代了以“義理”為特征的慶歷學術，中國學術向更高層次邁進了一大步。這一變化對士人的文化心態(tài)也產生了巨大影響

16、。簡言之，慶歷學人文化心態(tài)相對保守，他們固守儒學陣地，拒不接受佛道等異質文化影響。在某種程度上說，他們缺少兼容并包的學術胸懷，不能吸收異質文化的長處，為己所用，直接導致了他們在學術創(chuàng)新方面的不足。在理學形成之時，相對而言，士大夫們的文化心態(tài)就變得通融而開闊，他們能兼取異質文化為我所用，表現出了對儒家文化的高度自信以及高遠的學術眼光，這一文化心態(tài)的轉變不但對中國學術發(fā)展意義重大，更重要的是對中國散文的發(fā)展也產生了影響，表現在思想深度、創(chuàng)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