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紀易學本體論的兩條基本路向研究.pdf

1、“體用”是中國哲學的別具特色的范疇之一。在中國哲學的歷程中，體用思想的發(fā)展總是與易學本體論或者說是類似易學本體論思想的演進密切相關。大體上，二十世紀易學本體論可劃分為“以體攝用”與“以用顯體”兩種基本哲學路向。這兩條基本路向體現了二十世紀中國哲學的“時代性”，同時也是傳統中國哲學易學本體思想的繼承和發(fā)展。
　　先秦與兩漢的易學涵有豐富的體用思想與本體思想，但沒有展開本體理論的哲學闡述。魏晉王弼開啟了中國哲學史上的本體論建設的先河，

2、明確了“以無為本”的體用思想。唐孔穎達學派兼容漢魏，提出“備包有無”的體用觀，為兩宋易學打下了基礎。兩宋本體論蔚為大觀，邵雍、張載、程頤、朱熹、楊簡等人各自構筑了具有不同內涵的理學本體論，此時的體用思想以“體用一源、顯微無間”為綱而各有千秋。明清以方以智、王夫之的易學為代表，呈現出以易為本、綜合三教的特點。傳統中國哲學的易學本體思想內容豐富、形式多樣，但大體上，都內在包涵了“以體攝用”和“以用顯體”的兩條路向。
　　二十世紀易學本

3、體論“以體攝用”的基本路向代表人物是熊十力與牟宗三。熊十力突出了《周易》作為“哲學”的意義:哲學不同于科學，哲學只是究本體，不可外求。“乾元”為大易的基本思想，也即本體本心。在體與用、心與物、翕與辟等“不二”，以及其晚年所強調的在宇宙演化過程中乾與坤、精神與物質等關系中，均為良知本性統攝大用，道德本心統攝科學理性。對于牟宗三而言，自我道德超越的真實意義在于個人有限之生命中取得一無限而圓滿。有限通往無限，并成為無限，個人道德心性本體也就與

4、宇宙秩序合一。這種利用內在的超越之路而具有“寂感真幾”的“生化之理”，打通了道德界與自然界，是孔門“玄思”的道德的形上學。道德心性的乾知、良知，也即本體的“圓而神”，能夠“感而遂通”，自我“承體起用”，撐開“方以智”的科學知識。熊十力、牟宗三注重傳統心學易的資源，把道德心性的乾元視為最高的本體，以此統攝一切，傳承和發(fā)展了中國哲學易學本體論“以體攝用”的基本理路。
　　不同于熊十力、牟宗三以道德心性統攝一切的理論理路，唐力權、成中英

5、走“以用顯體”的哲學路向，力求通過不同哲學間的相互比照、融通、作用來挺立新的哲學。唐力權以《周易》陰陽爻象的基本特性“曲”和“直”的相對相關性為引領，顯示“泰古哲學”“以身起念”的基本涵義。由此“依念作繭”，產生不同的哲學形態(tài)，展現為中西印三大哲學形態(tài)。以相對相關的“方”和“圓”所組建的“曼陀羅智”為調適，以生命的曲直作用進行“仁材交涉”，最終超越中西印三大文明，突顯出新的人道學。相似于唐力權，成中英也力圖建設一個“世界哲學”。成中英認

6、為中西哲學之間具有“同源性”，有共同的哲學“原點”，而《周易》即是此原點。我們需要不斷地回到原點之中，利用《周易》的開放性、動態(tài)性、網絡性、創(chuàng)造性進行不斷的詮釋，促成中西哲學之間、本體與方法之間、主體和客體之間、知識與價值之間的“詮釋圓環(huán)”。在此本體詮釋學的圓環(huán)型的詮釋之中，中國哲學得以挺立。
　　在二十世紀中國，“以體攝用”和“以用顯體”這兩條基本路向具有重要的學理價值和歷史意義，同時由于時代局限等原因，存在著一些不足。在二十世

7、紀的中國哲學的大轉型中，以熊十力、牟宗三、唐力權、成中英為代表的思想家們以《周易》為基建設了具有現代特色的易學本體論體系，運用中國哲學傳統中“重合”的智慧精神，嘗試以中國哲學主體展開中西哲學融合會通，向世界展示了中國哲學自身的理論形態(tài)，搭建了以中國哲學為主體的中西哲學的對話平臺，從一個方面推進了中西哲學的融合會通，守護了中華哲學文化之根，具有積極的意義。與此同時，二十世紀易學本體論體系的這兩條路向也存在著“體”與“用”兩方面的內在限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