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實踐論》與中國傳統(tǒng)知行觀.pdf

1、《實踐論》的誕生是對中國共產黨人從1921年到1935年所走過的曲折道路的歷史經(jīng)驗的總結，是對教條主義的清算，是應時代所需而產生的。同時，它是在俄國十月革命之后，馬克思主義傳播到中國，經(jīng)過中國進步人士的繼承和改造，逐步為中國人所接受。而毛澤東同志則是其中一位卓越的代表，他吸取中國傳統(tǒng)的知行觀中的精華部分，站在馬克思主義科學認識論的基礎上，把它們糅合成具有中國特色和中國氣派的《實踐論》。 《實踐論》首先繼承了馬克思、恩格斯以及列寧

2、實踐觀，從而奠定了《實踐論》理論基礎。中國古代孔子的“知行”分離、“學”在“行”中說；孟子的“知先行后、知行分離”論；荀子的“行高于知，知明而行”的知行統(tǒng)一觀；韓非子的“言必責其用，行必求其功”學說等等先秦諸子對《實踐論》的形成有著重要的啟示作用。漢代董仲舒、王充等人的思想也為它的形成提供理論支持；然后，《實踐論》對佛家禪宗知行說領悟之后，又借鑒了宋明理學的知行說，糅合了近代哲學史上知行理論。這些傳統(tǒng)文化中的知行觀都成了《實踐論》吸取營

3、養(yǎng)的重要理論源泉。 由中西合璧產生的《實踐論》，是對馬克思主義認識論的新發(fā)展，也是一種新的方法論。所以，當用它來反觀歷史上傳統(tǒng)哲學、考察其得與失時，就有了《實踐論》對中國傳統(tǒng)哲學的超越：以“實踐”透視“行”的涵義局限；知識來源的認識分歧歷史；認識真理性標準的古今演變；從認識的辯證發(fā)展過程看“格物致知”。在回顧歷史，展望未來的過程中展現(xiàn)了《實踐論》的意義：開馬克思主義中國化之先河；對西方理性主義的超越；為鄧小平在新時代的“貓論”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