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商炮制了“羅貫中編次”系列

1、<p>　　書商炮制了“羅貫中編次”系列</p><p>　　人們牢牢地記住了一些署名為“羅貫中編次”的長篇歷史演義小說，認他作小說家；卻淡化了他的劇作家身份，很少提到《錄鬼簿續(xù)編》中所記的三部雜?。骸囤w太祖龍虎風云會》《忠正孝子連環(huán)諫》《三平章死哭蜚虎子》。究其實，后者才是千真萬確不容否認的，有《錄鬼簿續(xù)編》的記載為證。前者純屬牽強附會，捕風捉影。 </p><p>　　人們認

2、定羅貫中創(chuàng)作了那些書，是因為書上題署著“羅貫中編次”字樣，于是便聯(lián)系到元末明初的劇作家羅貫中。知情如周亮工一語破的：“予謂世安有為此等書人，當時敢露其姓名者！闕疑可也?！保ā兑驑湮輹啊罚┍救瞬粌H深以為然，并始終認為：是精明的書商策劃出版了“羅貫中編次”系列。 </p><p>　　元末明初產生不了長篇通俗小說，更產生不了像《三國志通俗演義》與《水滸傳》那樣的名著（詳見拙著《源流考論》，人民文學出版社2006年版

3、），但自宋元以來長期流傳的其他藝術形式的“三國故事本”、“水滸故事本”、其他朝代的歷史故事本卻大量存在，有連篇累牘的平話，有單個的英雄傳奇，有以某一人、某件事為描寫對象的戲曲，有全國各地的說書等等。機智的書商在匯編成冊，熱心人、有心人在抄錄成本，滿腹才情而又長期淪落的文人在借題發(fā)揮、生發(fā)篡改，這些作品在民間、士人間口耳相傳、暗中授受、不脛而走。直到有了一個寬松的社會環(huán)境，有了一個允許它們合法存在與傳播的文化政策，這才終于有了重大突破，有

4、了集各種藝術形式之大成的長篇通俗小說的脫穎而出，那就是明孝宗弘治年間。 </p><p>　　據(jù)《明孝宗實錄》卷63載，弘治五年五月，內閣大學士邱浚就搜集、收藏歷代典籍及本朝圖書給明孝宗上疏，“古今經、史、子、集，下至陰陽、藝術、稗官小說等項文書，不分舊板、新刊及抄本未刻者，系內閣開者，目錄無有者及雖有而不全者，許一月以里送官?！薄吧霞{之”！讓我終于明白中國明代通俗小說為什么少撰著而多“編次”的原因了：是官方提供

5、了這種方便，將各種版本集中一處，那些為之謄寫、校對的有心人，那些掌握了這些抄錄本的官吏，只要有興趣、有傳播之念，更或者有借此機會與書商聯(lián)手賺它一筆的想法，將同一類型的小說故事予以編輯加工，集成一本長篇小說，那是不甚困難的。尤其是精明的書商，豈肯放過這種千載難逢的機會？他們或高價收買，或與這些掌握了抄本資料的聯(lián)合，再予以分類、編輯、加工，一本本長篇小說便問世了。明代中期的郎瑛（1487-1566）對此大致清楚：“舊必有本，故曰編”（《七修

6、類稿&#8226;三國宋江演義》）。標明“羅貫中編次”字樣的幾部小說，都先后產生在這一時期，產生于一個高明的書商的編輯出版策劃里。 </p><p>　　為什么說編撰者是書商而不是某個有影響的文人呢？其理由有五： </p><p>　　第一，如果是一個文學大家進行過系統(tǒng)的整理加工，小說的語言風格必然一致，而不會多種夾雜；只有急功近利的書商才會不管不顧，把同一形象不同風格的資料進行簡

7、單的加工拼湊，便付梓發(fā)行，這才出現(xiàn)前后風格不一的語言現(xiàn)象。如《水滸傳》，幾乎每一人物語言都有前后不一的地方。 </p><p>　　第二，一個有才情的文學家編撰小說，不會出現(xiàn)知識性、常識性錯誤，否則就有損聲望。只有貪財圖快、嫁禍于署名人的書商才不會顧忌這些，不加考察，拼合就算?！傲_貫中編次”系列中出現(xiàn)了大量為當代專家學者指出的知識性、常識性錯誤，只可能出自粗通文墨的說書人之口，書商不做認真修改就拼合起來，讓這些錯

8、誤廣為流傳。仍以《水滸傳》為例，一如許多專家學者所指出的，存在大量地理方位、行政建制方面的知識性、常識性錯誤。 </p><p>　　第三，稍有才情的作者不會重復自己的創(chuàng)作，他如果要寫一個長篇歷史小說系列，就一定會在翔實的歷史資料的基礎上，編撰好各具特色的一個個朝代興亡史。他會有意地、小心翼翼地在后來的作品中避免與前一作品雷同，以維持自己滿腹才情的形象。如果后面小說中出現(xiàn)了前面小說業(yè)已出現(xiàn)的情節(jié)，實則說明江郎才盡

9、，等于糟蹋個人名譽。只有賺錢的書商才會不顧忌這些，他們看準了有利可圖，推出第一部以后緊趕著編輯第二部、第三部……在材料不夠、字數(shù)不夠的時候，不惜把前書中的情節(jié)一再重復。他們是毫無顧忌的，原就是冒名頂替，損的是人家之名，發(fā)的是自己之財。在“羅貫中編次”系列中，抄襲、模仿《三國演義》與《水滸傳》已有情節(jié)的現(xiàn)象不勝枚舉。前輩專家學者多有論及（如柳存仁《羅貫中講史小說之真?zhèn)涡再|》），恰可說明非羅貫中所寫。 </p><p&g

10、t;　　第四，如果是一個小說家執(zhí)筆，就不會出現(xiàn)形象塑造、情節(jié)設計的前后矛盾。只有以賺錢為是的書商，才會把出自不同作品中的同一形象組合起來，出現(xiàn)前后矛盾現(xiàn)象?！傲_貫中編次”系列中的人物形象，都程度不同的存在這種情況，仍以《水滸傳》為例，所謂三十六天罡，有的在上梁山之前與之后幾乎判若兩人。 </p><p>　　第五，書商犯有任意增刪的前科。我們說書商是不擇手段的，他們所犯任意增刪的前科，亦可作為任意編撰的佐證。這里

11、只舉一個例子，那就是光怪陸離的《水滸傳》簡本系列。傅隆基先生通過比較，從六個方面指出了書商的任意性：一是全書的脈絡線索，二是回目的省并，三是文詞的刪削，四是情節(jié)的改篡，五是詩詞韻文的增刪改易，六是田、王故事的增補（《從“評林本”看〈水滸〉簡本與繁本的關系》，《水滸爭鳴》第5輯，武漢大學出版社1987年版）。既然如此，只要賺錢，還有什么是他們所不敢做的呢！ </p><p>　　據(jù)此，有的書商精心策劃出版了“羅貫中

12、編次”系列說，已大致可以成立。但是，我們仍不禁要問：為什么署上“羅貫中編次”？這得從《三國志通俗演義》說起。 </p><p>　　《三國志通俗演義》是“羅貫中編次”的濫觴，蔣大器參與了該書的策劃，這是該書的序言告訴我們的：1、只有參與策劃者才會那樣清楚出版動機，即通過對“理微義奧”的“史之文”進行通俗化與趣味化的編撰，讓更多的人閱讀、了解這一時期的歷史。2、只有參與策劃者才會為該書的暢銷設計優(yōu)秀的廣告：“文不甚

13、深，言不甚俗，事紀其實，亦庶幾乎史。蓋欲讀誦者，人人得而知之，若詩所謂里巷歌謠之義也”。3、只有參與策劃者才會始終關注從“編次”到出版的全過程――“書成”、投向社會，產生了“士君子之好事者，爭相謄錄”的效果，這才決定付梓出版。 </p><p>　　中國第一部長篇通俗小說完成之后，署名必須大費周折。在那個通俗文學大受歧視甚至讓人身敗名裂、祖宗蒙羞的年代，誰都不愿把自己的真名實姓署上去。親手署上的不是托名，即是假名

14、。后來的文人引以為風雅的筆名，其起始應該是這種無可奈何的選擇。 </p><p>　　為什么選中“羅貫中”呢？首先看中的自然是他的名聲。元末明初市井文藝的主要形式是戲劇與說書。明代前期，在采取文化專制政策的同時，最高統(tǒng)治者也想到了依靠文人治理天下的重要性，采取了重用讀書人、不為我用者殺的手段，差不多的讀書人都弄去當官了。偶爾有那么幾個被遺忘的、有那么一批陷在說書、演戲的圈子里沒有資格當官的，已被文字獄弄得膽顫心驚

15、，絕不敢言及帝王將相，更不敢創(chuàng)新。他們賴以糊口時采用的說書、演戲的底本，依然是前代遺傳的話本、劇本，在這些話本、劇本中，又以元末的創(chuàng)作最新。元末動蕩的歲月中有創(chuàng)作問世的作家不多，羅貫中居然有三部劇作傳世，他因此自然而然地成了元末明初文藝界的名人，以他的名字編纂的書不就跟著響亮了！這是其一。還有其二，羅貫中生活的元末距明中葉業(yè)已100多年，托他的名，可以起到掩蓋真面目、混淆視聽的作用，即使陷于文字獄，也還有辯解的余地，到哪里找100多年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