傳媒、新聞生產與公共性

1、<p>　　傳媒、新聞生產與公共性</p><p>　　就理想角度看,大眾傳媒的根本屬性和價值緯度應該是公共性:以塑造傳媒公共領域為期待,以公共利益至上為目標,以公共話語實踐為行動。如何促進大眾傳媒的公共性,既是新聞從業(yè)者不懈努力的使命,也是傳播研究者持續(xù)關注的焦點。從拉薩打砸搶燒事件、汶川大地震到北京奧運會,從“三鹿”毒奶粉事件、山寨文化到一系列群體性事件……近年來,這些發(fā)生于中國場域中的焦點事件,給

2、研究者提供了豐富而充滿張力的實證材料。 </p><p>　　為凝聚青年傳播精英,推動學術研究水平,提供學術交流、觀點碰撞和思想激蕩的平臺,復旦大學信息與傳播研究中心和復旦大學新聞學院于2009年10月25日聯(lián)合主辦了“傳媒與公共性”第二屆中國青年傳播學者研討會。本次研討會追求高起點、高層次,強調有創(chuàng)見、有質量,不求驚人之語、但求理性之音;不求話題廣泛、但求學術規(guī)范,自3月份征文后共收到投稿論文60余篇,最后入選

3、論文20篇。會議不設分會場,且論文發(fā)表者同時兼做點評人,由此給參會者提供一個思想激蕩、觀點交鋒的公共學術空間。來自復旦大學、中國人民大學、中國傳媒大學、中國社科院、北京大學等10多所新聞院校的青年傳播學者匯聚復旦,針對中國當下傳媒的體制、實踐和話語進行深入分析。復旦大學信息與傳播研究中心主任黃旦教授、副主任殷曉蓉教授作為嘉賓對會議進行了精彩的總點評。 </p><p>　　特征:公共性的復雜呈現(xiàn) </p&g

4、t;<p>　　處于風險社會的當下中國,各類公共危機事件尤其群體性事件頻發(fā),與之相關的信息傳播、新聞報道及社會運動等議題成為本次研討會的關注焦點之一。汕頭大學陳岳芬指出,群體性事件現(xiàn)場的信息傳播主要是人際傳播,“從突發(fā)性事件凸顯到群體性事件爆發(fā),信息的傳播主要經歷了傳言四起、謠言流躥、從輿論轉化為行動三個階段”,其間,無論群體的聚合還是信息的傳播,均呈現(xiàn)出各自不同的特征,并受制于社會現(xiàn)實及其傳受雙方的心理機制。廣州大學徐暉

5、明針對2008年西藏議題進行抽樣調查,試圖檢驗網絡接觸、網絡信任等條件因素對架構效應的影響。研究發(fā)現(xiàn):中國情境下的架構帶有“宣傳”或“勸服”的成分,人際交流、政治興趣對架構效應具有直接影響,“自認為對事件的了解程度”是條件因素和架構效應之間的一個重要的中介變量,而“對事件的了解程度”則不是一個單獨起作用的有效中介變量。 </p><p>　　中國人民大學劉海龍以貴州甕安“俯臥撐”事件、云南晉寧“躲貓貓”事件為例,

6、探討了危機話語的建構過程、“網絡監(jiān)督”話語及其實踐,并經由對危機建構的分析來揭示媒體生態(tài)和新聞實踐對危機的影響。他認為,這兩起危機事件中“戲仿的政治”標志著公民尤其網絡公民意識的興起,預示著一種新的政治表達方式的出現(xiàn)。但是“這種戲仿的政治也可能是一個危險的信號,它很可能表達了玩世不恭或憤世嫉俗而不是健康的懷疑精神”。此外,新聞媒體對群體性事件的報道主要站在政府角度,缺乏自主性。據(jù)不完全統(tǒng)計,32%的新聞只是對政府召開的會議進行了簡單轉述

7、,61%的新聞是政府或法醫(yī)發(fā)布的官方信息,46%的新聞有政府官員的直接引語,而有普通民眾直接引語的新聞只有25%。 </p><p>　　基于互聯(lián)網的新聞生產和信息傳播無疑呈現(xiàn)出與傳統(tǒng)媒體不同的符號特征、傳播特點和文化現(xiàn)象,與之相關的社會控制也呈現(xiàn)出不同的監(jiān)管方式。對此,不少青年傳播學者進行了細致分析和專題研究。中國人民大學雷蔚真、曹小杰從傳播學視角出發(fā),考察近年來熱點事件型網絡語符的生發(fā)過程發(fā)現(xiàn):“正是網民在互

8、聯(lián)網語境下累積的自組織行為,導致了網絡語符的生發(fā)與傳播擴散,其中轉型社會中頻發(fā)的社會事件起著顯著的調節(jié)作用。網絡語符體現(xiàn)的是官民話語的博弈,本質上隸屬于自下而上的民間話語體系?！鄙钲诖髮W周裕瓊對杭州飚車案肇事者胡斌“替身”謠言的產生和傳播過程進行研究,認為其呈現(xiàn)出中國現(xiàn)階段社會謠言傳播的典型特征:其語境是網民以大規(guī)模集體合作方式尋求非官方的“真相”;其內容既源自人們對社會現(xiàn)實(包括政治和司法現(xiàn)實)的假想,又取材自網絡群體議論所產生的即興

9、新聞;其功能是以群體智慧來求得對事件的滿意答案。而官方在應對網絡謠言時存在錯過辟謠的最佳時機、辟謠方式過于陳舊、過于依賴硬性手段控制謠言等問題。 </p><p>　　中國社科院姜飛、黑龍江大學黃廓以2008年“山寨文化”的盛行為例,分析了這種網絡文化的發(fā)展歷史、生成機制,提出中國傳統(tǒng)文化中“權”與“勢”的博弈可以為這些問題號脈:傳播領域的“傳播權”和“傳播勢”的博弈,一方面提示了從傳統(tǒng)媒體時代向數(shù)字媒體時代傳播

10、主體力量的變遷軌跡,另一方面也揭示了網絡新媒體時代傳播的核心特點。因而,“不能單純地給山寨現(xiàn)象打上復制和盜版的標簽,它的出現(xiàn)是社會更加寬容和開放的結果。它的存在是與大眾對主流文化改革的巨大呼聲相吻合的”,對“山寨文化”的處理方法應該是善待、寬容、保護并幫助其找到正確的路。北京大學吳靖則從新媒介技術、文化形構與生產方式三個不同視角分析山寨作為經濟、文化與修辭現(xiàn)象的特征及社會意涵。她認為,不同領域的山寨現(xiàn)象既體現(xiàn)了不同的社會癥候,又相互勾連

11、,成為轉型時期中國社會實驗新的社會模式、文化理想與公民意識的場所,“山寨現(xiàn)象是中國在摸索另類發(fā)展模式過程中的經濟與文化實驗”。 </p><p>　　復旦大學沈國麟、陳曉媛探討了美國網絡監(jiān)管中國家安全和個人自由的矛盾,提出美國互聯(lián)網監(jiān)管的一個重要趨勢是,“就國家安全而言,傳統(tǒng)的渠道監(jiān)管在新媒體崛起的背景下已經不得不轉向‘渠道+內容’并舉的監(jiān)督方式”,這種轉變背后涉及美國社會調整矛盾的基本機制――獨立的司法機構與公

12、共輿論。浙江大學寧波理工學院徐靜以“河南核泄漏恐慌”為例研究謠言傳播中輿論引導的受眾意識,他提出,地方宣傳部門缺乏對謠言傳播進行輿論引導的受眾意識是導致謠言大規(guī)模傳播并造成破壞的主要原因。其主要表現(xiàn)在“缺乏對公眾謠言接受心理的了解,缺乏對受眾媒介環(huán)境的準確把握,缺乏對受眾知曉權的尊重”。 </p><p>　　此外,與會者也就大眾傳媒對焦點事件的新聞報道、手機新媒體的傳播特點等不同議題進行了比較細致的研究。復旦大

13、學胡春陽、王昀以房產新聞為例剖析了經濟新聞的話語迷思,指出新聞敘事話語本身存在著極大的“合理想象”空間,這種經過“合理想象”而形成并強化了的迷思被人們當作常識接受。浙江工業(yè)大學周瓊分析了《紐約時報》對北京奧運會的報道,將其呈現(xiàn)出的特征概括為三個方面:強化原汁原味的中國元素文化符號,大幅增加有關中國的“軟文化”報道,顯性建構正面信息,隱性建構負面信息。中國傳媒大學張潔關注戲謔性政治短信在中國的流行現(xiàn)象,她通過對16位短信寫手的深度訪問、對

14、508位手機用戶的問卷調查發(fā)現(xiàn),這種具有政治敏感性的短信并不是商業(yè)利益驅動的產物,而是純粹的個人自發(fā)行為,是典型的“人際傳播”。針對此類短信流行的原因,50.8%的受訪者認為“人們有不良情緒或壓力,通過這種短信進行宣泄”,42.3%的受訪者認為是“有人閑得無聊,通過這種短信找樂子”,38.6%的受訪者認為是“大多數(shù)人收發(fā)此類短信純屬跟風,并沒有什么特別考慮”。 </p><p>　　控制:公共性的影響因素 <

15、;/p><p>　　關于影響傳媒公共性的因素,一些青年傳播學者從新聞生產的責任主體、參與群體角度進行了分析。他們發(fā)現(xiàn),新聞從業(yè)者的職業(yè)意識、角色認知,以及在傳媒上進行觀點表達的專家學者,都是影響傳媒與公共性關系的內在因素。復旦大學馬凌以2007年“北大教授與獨立評論人豪賭深圳房價”為個案分析傳媒上的專家,發(fā)現(xiàn)此類“表達性事件”(expressive events)中,被加冕的“獨立評論人”、被抹黑的“北大教授”、被卷

16、入的諸位名人,都成了被新聞生產場域塑造的符號、自愿或不自愿的民意代言人,爭論雙方的真實身份被傳媒有意地“強調”或“無視”。她援引齊格蒙?鮑曼關于知識分子的二元劃分提出,“立法者”生活在一元論的世界,而從風險社會的角度衡量,“闡釋者”富于民主協(xié)商的色彩,更適應當代社會情境。遺憾的是,參與新聞生產的專家習慣于充當富于權威的“立法者”,他們本該預警風險、分析風險、化解風險,卻可能忽視風險、制造風險、放大風險。中國人民大學陳陽縱向回顧了當代中國

17、記者職業(yè)角色的變化軌跡:新聞媒體的功能從提供觀點轉向報道事實,新聞記者的職業(yè)角色從參與者轉向觀察者。不過,“參與者和觀察者應該是交織在一起的,并非截然分開”。影</p><p>　　從新聞生產的動態(tài)過程看,外部行政控制、商業(yè)控制的“內在化”也是影響傳媒自主性、影響其公共立場的重要原因。復旦大學張志安以2008年“毒奶粉”事件的報道為個案,分析新聞生產中的“自我審查”(self-censorship)現(xiàn)象,即在沒有

18、明確外部審查機制和審查要求的情況下,從業(yè)者和媒介組織對新聞生產進行的自我監(jiān)管或自我控制。通過深度訪談,他發(fā)現(xiàn),基于對奧運期間新聞報道環(huán)境趨緊的審慎判斷和對媒介組織自身面臨的政治風險的擔憂,使原本有機會比《東方早報》更早報道“毒奶粉”事件的媒體放棄了揭示真相的機會。同時,來自三鹿這種大型企業(yè)的商業(yè)控制及其可能采取的法律訴訟手段,是前期不少媒體發(fā)現(xiàn)毒奶粉問題卻不敢點名的重要原因。南京大學胡菡菡對網易“新聞跟帖”進行研究,提出網絡新聞評論使新

19、聞具有了對話性,為公共領域的生成提供了可能性。網絡媒介在日常運作中,對建構公共領域的影響主要體現(xiàn)在三個方面:通過資源統(tǒng)合,為網絡新聞評論提供更豐富的議程資源;通過內容加工,為網絡新聞評論樹立價值體系。此外,“盡管網絡媒介自身受到國家力量的干預,但由于商業(yè)驅動的存在,它仍然會成為建構公共領域的天然支持者”。她的觀點揭示了商業(yè)性</p><p>　　中國傳媒大學徐帆從“身份”與“路徑”兩個層面切入,指出了“公共頻道”

20、在中國真實而復雜的現(xiàn)狀:“公共頻道”自1998年在中國電視界出現(xiàn),它的緣起和內涵便與公共電視大相徑庭;當下采用頻道層面的“小魚模式”,是公共電視實踐從節(jié)目層面的“蝦米模式”向制度層面的“大魚模式”演進的中間路徑,其發(fā)展空間與資源被大量使用同一呼號、并變相進行市場競爭的“公共頻道”所占用。他的研究,對解讀中國社會的政經社情、中國電視的復雜格局如何影響電視傳媒的公共性有所啟發(fā):中國公共電視的種種模糊與曖昧,暗合著改革開放以來“摸著石頭過河”

21、論以及“黑貓白貓”論的指導精神,這正是轉型而非穩(wěn)態(tài)社會之歷史進程中的特殊范式。 </p><p>　　對策:公共性的促進建議 </p><p>　　傳媒的公共性最終體現(xiàn)于堅持公共立場的新聞生產,促使公共利益最大化的傳媒表現(xiàn),對此,與會學者針對各自關注的議題提出了相應對策。盡管這些建議難免帶有理想化色彩,卻依然值得政府、傳媒及公眾在行動中去共同實踐。 </p><p>

22、;　　中國傳媒大學曾慶香、武警江蘇總隊李蔚將參與者沒有具體行動目標的群體性事件稱為“發(fā)泄型群體性事件”,認為這種群體性事件一般要經過三個階段:群體磨合、群體興奮和社會感染。“每個階段的信息傳播特征明顯,其中傳播的流言被政治化,并體現(xiàn)群體的普遍情緒”,相關的新聞報道主要有兩種框架:“蠱惑”與“教唆”框架、社會沖突框架。就如何改進新聞媒體對發(fā)泄型群體性事件的報道,避免流言盛行、社會不穩(wěn),她們提出,媒體要圍繞公權力這個關鍵澄清事實,堅持信息的

23、公開、透明,去除其中的政治化色彩與集體記憶,同時積極地表達民意,及時報道“急流險灘”,發(fā)揮“船頭?t望者”和“社會解壓閥”的作用。徐州師范大學賈廣惠提出,要遏制環(huán)境惡化的趨勢、提高傳媒公共性,需要強化傳媒的責任,打破地域局限,培育不同層次的公民社會引導公共參與,并對傳媒形成一種糾偏機制。他沒有將這種期待寄托于傳媒對現(xiàn)行體制的“掙脫”,而是“寄希望于傳媒中出現(xiàn)一定的聯(lián)合,由中央部委牽頭確定少數(shù)幾個試點,賦予它們獨立調查公共問題的權利”。

24、</p><p>　　復旦大學章平考察了《人民日報》、《京華時報》、《中國青年報》以及《經濟觀察報》等四家報紙對醫(yī)療體制改革的報道,發(fā)現(xiàn)大眾傳媒為人們提供了醫(yī)療體制改革的多維圖景,提供了話語交流平臺和傳播通道,發(fā)揮“建議”、“批評”、“商談”職能,促成醫(yī)改轉向成為中央政府的正式議程?！肮采套h得以形成的條件來自意識形態(tài)正當性的獲得、公共商議過程中的公共理性以及有效抗衡利益主體的干預”,她指出,大眾傳媒應該設置關于

25、公共事務的報道議程,促成公共商討在大眾傳媒話語空間中停留、持續(xù)和演進。由此,積極影響公共決策,發(fā)揮公共商議平臺的作用。 </p><p>　　中國青年傳播學者研討會是一項由國內青年新聞傳播學者自主發(fā)起組織的學術會議,旨在促進青年學者之間的交流、碰撞,提高中國新聞傳播學科的研究水平。2008年6月,中國人民大學新聞學院和中國人民大學新聞與社會發(fā)展中心聯(lián)合主辦了第一屆青年傳播學者研討會。第二屆青年傳播學者研討會的召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