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命神學史觀主導下的古代史學

1、第一節(jié)天命—神學史觀主導下的古代史學上古中古時期由于人們的物質生產(chǎn)能力極其微弱，經(jīng)濟交換和社會交往活動的范圍也因此極其狹小。由此也就決定人們只能在狹小的共同體中求得生存。那些狹小的共同體，或者是家長制的家庭和村社，或者是奴隸主的田莊或礦場，或者是較大一些的城邦，或者是封建主的莊園，或者是城市行會、城市公社。人們只有在那些狹小共同體的保護之下才能生存。也正因為此，在那些狹小共同體內履行某些公共的防御職能或經(jīng)濟社會職能的首領，無論是個人還是

2、行使首領職能的一個集團或群體，必然居于支配地位，而普通人，特別是最底層的勞動者，由于自身力量和與之相應的自身獨立性極其微弱，不得不接受那些個人或群體首領的保護，因而也就不得不同時接受他們的統(tǒng)治和壓迫，并與那些首領們結成不同程度、不同形式的人身依附關系。另一方面，那些狹小共同體的首領們往往又不得不依附于在更大一些范圍內履行公共職能的更高一層首領，同樣也與他們結成程度不等的人身依附關系、這就是馬克思所說的以“人的依賴關系”或”直接的統(tǒng)治和服

3、從關系”為特征的社會形態(tài)，他把這類社會形態(tài)總稱為人類歷史的“第一大形態(tài)”或“第一大階段”（《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人民出版社1979年出版，第104頁；馬克思：《資本論》，人民出版社1975年出版，第1卷第9496頁；第3卷第890頁。）。在這種社會形態(tài)下生活的各個階級、各個階層的人們，處處受到人身依附關系的約束，諸如家長制、貢納制、奴隸制、農(nóng)奴制、城市公社制、行會制等等，都建立在人身依附關系之上；那些依附關系對他們來說是一種

4、必須接受的強制力量。他們不可能理解那種依附關系和強制力量是怎樣造成的，不理解他們?yōu)槭裁幢仨毶鷣砭偷脽o條件地接受那些首領們的強制。由于個人生產(chǎn)力普遍微弱，以及由此決定的經(jīng)濟交換和社會交往活動范圍極其狹小，他們普遍感到除了接受那種依附地位以外很難有別的選擇。在這樣一種社會生活實踐感受下，當他們多少朦朧地思考自己為什么會有這樣一種歷史命運的問題時，就往往把他們的命運歸結為超人的、超社會的神靈的力量支配的結果。再加上他們對風雷雨電、寒暑旱澇、猛

5、獸毒蟲以及地震火山等等自然力量的威脅也極為缺乏認識和抵御的能力，這就更加使他們時時感到超人的、超社會的、超自然的神靈力量無時無刻不在支配著他們的命運。這種社會生活實踐的切身感受促使他們普遍地形成了一種把天命或其他種種神靈意志視為決定自已幸運或不幸的各種經(jīng)歷和自己的整個命運的共同的終極原因。他們普遍持有這樣一種朦朧的社會歷史觀。另一方面，那種社會形態(tài)下的統(tǒng)治階級為了維護自己對廣大被統(tǒng)治階級的直接的人身支配權力，也為了維護統(tǒng)治階級內部各個等

6、級或階層之間的依附和從屬關系，竭力把那種普遍存在的朦朧的社會歷史觀升華成為系統(tǒng)的意識形態(tài)體系，而且竭力向廣大被統(tǒng)治階級進行強制性灌輸，從而使那種意識形態(tài)體系成為在整個社會中居于統(tǒng)治地位的意識形態(tài)體系。那些時代的統(tǒng)治階級的政治家和思想家，運用那種社會歷史觀來對社會歷史現(xiàn)象進行考察時，就形成了把天命或神靈意志視為決定各種社會歷史現(xiàn)象興廢存亡的終極原因和共通之理的歷史觀念。上古中古時期的中國和西方，都是這種歷史觀念占主導地位。在中國，這種歷史

7、觀念比較系統(tǒng)的表現(xiàn)形態(tài)大約出現(xiàn)在“周承殷命”之后。西周統(tǒng)治者為了向廣大被征服、被統(tǒng)治的階層和階級證明自已取代殷王朝統(tǒng)治的正當性，也為了總結夏、商王朝興廢存亡的經(jīng)驗教訓，試圖探尋夏、商以來定戰(zhàn)爭勝敗的一個重要原因。這類論證以及他的其他許多歷史判斷都表明，大都具有強烈的重人事而輕神靈的所謂”古典人文主義傾向。他的這種治史態(tài)度搏得后世極高的評價，以至像柯林武德（Collingwood1889一1943）那樣的當代西方著名歷史哲學家把他稱為“科

8、學歷史學”的開創(chuàng)者(柯林武德：《歷史的觀念》，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6年出版，第33頁)。其實，在對一些具體歷史現(xiàn)象進行判斷時，這種重人事、人謀而輕神靈的態(tài)度并非希羅多德所獨具，前面提到的中國的韓非，司馬遷也都持有這種態(tài)度。用這種態(tài)度來對具體的人物事件的因果關系進行判斷時，他們往往僅僅滿足于用”多因多果”這樣一種多元折衷論的思維模式作出結論，并不去思考“多因多果”中的終極原因或共通之理。這種思維模式盡管被當代許多西方學者推崇為“科學

9、的”思維模式，但我們后面將要證明，這種思維同直接搬出神靈來充當歷史現(xiàn)象的興衰存亡的最高判決者的思維模式同樣不科學，而且這種思維模式本身還總是給作為最高和最后的判決者的神靈保留著一個席位?？铝治涞卤救艘渤姓J，“希羅多德那樣精明而富有批評精神的希臘人，也還是難免要給神靈保留一定的人事干預權力的（柯林武德：《歷史的觀念》，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6年出版，第33頁）。希臘世界和羅馬世界的其他許多著名歷史家、思想家在對歷史中的因果關系進行思考

10、時，也大都持有同一類型的社會歷史觀。尤其是當他們從具體的人物事件的因果關系的思考上升到對決定整個歷史過程的共同的最終動力或因果關系的思考時，他們更是不得不去向神靈求助，或向神靈提出詢問。意大利著名歷史哲學家、歷史學家克羅齊（鏈接文本素材庫——克羅齊BenedecttoCroce[1866—1952]意大利哲學家、歷史學家。1910年被選為參議員。1920—1921年任教育部長。1922年法西斯上臺后辭職，專事著述。法西斯垮臺后重返政界，

11、1944年一自由黨主席身份參加立憲會議，并出任不管部長。克羅齊宣稱他的哲學是“絕對歷史主義”，強調精神是唯一的實在，歷史是精神發(fā)展的過程。主要著作有《精神哲學》4卷，《哲學論從》14卷，《歷史唯物主義和馬克思主義經(jīng)濟學》，《美學與政治》，《歷史學的理論和實際》，《意大利史》，《19世紀歐洲史》等。）對古希臘羅馬的歷史家、思想家們的這類觀點作了如下綜合性的概述；“……關于全部歷史的動力問題常常被一般化了；在這方面也出現(xiàn)了一些學說。后來被引

12、伸得很長，例如說政體形式是其他一切的目的，而另外的學說則涉及氣候和民族氣質，被提出來并被接受的主要學說是：人事循環(huán)的自然法則說、善惡永遠互相交替說、通過永遠返回原狀的政治形式過渡說、從幼而壯而老而衰而死的生長說。這類學說滿足了并仍在滿足東方人的心靈，但沒有能滿足古典人的心靈。古典人的心靈對于人類的努力、對于從障礙和沖突所得來的刺激具有生動的感覺。因此就有進一步的疑問發(fā)生，命運或不變的必然性是不是壓迫人類的，或，人是否不過是任性的命運的玩

13、物，或，人是不是被一種睿智而精明的天命所統(tǒng)治的？他們也問，神對人類事務有興趣還是沒有興趣。這些問題所獲得的答案有時是虔敬性的，有時則受到這樣一種看法的鼓舞，認為神本身并不關心人類事務，而只關心報復和懲罰”（克羅齊：《歷史學的理論與實際》，商務印書館1982年出版，第153頁。）克羅齊對古希臘羅馬的歷史家、思想家們關于神的意志對人類社會歷史進程的干預問題的思考的總的評述，的確頗為精彩，但他斷言對神的干預問題所提出的那些疑問和答案僅為希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