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型語境的刑事司法錯誤論.pdf

1、在人類司法史上,刑事司法錯誤一直都是各國訴訟實踐難以逾越的屏障之一。它導因于人類的認知局限、制度的設置方式以及技術的發(fā)達程度。在現代社會,由于刑事訴訟的運行效果直接關系著涉訟公民的實體權益與程序權益,因此,一旦發(fā)生刑事司法錯誤,其危害性是不容忽視的。其一,從個體人的角度講,涉訟公民不僅可能因為實體性司法錯誤而導致人身自由、私人財產乃至生命受到剝奪,也可能因為程序性司法錯誤而導致自由權、財產權等受到限制。其二,從司法運作的角度講,司法錯誤

2、不僅可能導致自由而無辜的公民受到牽連,也可能導致有罪而應受懲罰的犯罪人逃脫罪責。這些均損害著整體司法利益的實現。其三,從制度權威的角度講,刑事司法一直是社會治理的重要方式之一,但司法錯誤(包括放縱罪犯和冤及無辜)的發(fā)生卻極大地降低著刑事司法在公民心目中的光輝形象,使得刑事司法的合法性權威蕩然無存。
　　 當下中國正處于變革時期,所有場域都飽含著轉型的特征與色彩,刑事司法場域也不例外。那么,在這一宏大的轉型語境中,如何評判中國刑事

3、司法制度的優(yōu)與劣、如何評估中國刑事司法改革的成與敗、如何考量未來中國刑事司法改革的進與退呢?顯然,除了一些普適性的價值之外,更為本土、更具有反襯效應的“司法錯誤”更應當成為我們省察的關鍵?？梢哉f,刑事司法錯誤,尤其是刑事冤錯案件的頻發(fā)狀況、表現特征、具體成因以及防治機制的待完善程度,不僅表征著轉型中國刑事司法現實運作的良性與否,同時也昭示著轉型中國刑事司法制度改良的必要性程度。除此之外,著眼于我國訴訟實踐,轉型期的刑事司法錯誤(尤其是影

4、響深遠的冤獄、誤判案件)也非常普遍,這導致我國刑事司法在制度設置與實踐運作等層面飽受著社會各界的關注、指責與批判。正基于此,如何認知、救濟與防控刑事司法錯誤理所當然地成為我國程序法學領域的核心論題與基本使命之一。
　　 然而,長期以來,由于受到西方話語的強勢影響,我國理論界對刑事司法錯誤的思考還顯得有些不夠深入,不僅對我國刑事司法錯誤的現狀與特征缺乏實證性診斷,對我國刑事司法錯誤的成因缺乏較為深入的剖解,而且對刑事司法錯誤之救濟

5、與防控機制的改良與完善也缺乏語境性的考察與反思。具體地講,一方面,就冤錯案件的現狀及成因而言,由于缺乏較為深入的實證性檢討,導致對刑事冤錯案件的宏觀現狀與運行特征缺乏了解,對具體成因的解讀也主要集中于表層,即要么主要強調司法人員的業(yè)務素質和道德素質不過關,要么將司法錯誤的生成因為主要歸結為現行刑事訴訟規(guī)則的不合理,似乎只要在立法上嚴格貫徹西方法治國家的制度經驗、聲揚西方法治國家的權利話語就足以解決我國刑事司法錯誤問題,相反卻對影響和決定

6、我國冤錯案件發(fā)生的深層因為以及轉型語境所孕育的張力缺乏關注。另一方面,就冤錯案件的救濟與防控而言,在全球化語境的影響下,以西方法治發(fā)達國家為基準的一系列防治對策,如審級救濟制度、冤獄賠償機制、權利保障程序、證明標準裝置以及司法獨立模式等逐漸成為我國改革進程中學習與膜拜的標尺,借鑒與仿效的對象。不容否認,這種強調程序法治與權利保障的理論話語具有很強的改革意義,但同時,這種西方中心式的理論話語也存在一定的局限。畢竟,轉型式“法治”乃是當下我

7、國刑事司法的基本背景。由于受制于治理化的司法政策、有限性的司法資源等歷史社會條件,受制于偵訴中心的司法構造、科層式的審級關系以及嚴格責任的司法績效等制度環(huán)境,力圖通過制度變遷的提倡與權利話語的聲揚來根治或減少中國刑事冤錯案件的發(fā)生顯然是有一定限度的?？梢哉f,正是轉型時期的歷史、社會及制度語境影響甚或決定著當下中國刑事冤錯案件的相對普遍性和一定程度上的必然性,并成為未來中國刑事冤錯案件的救濟制度之變遷與防控機制之轉型的重要限度要素。

8、>　　 為此,本文擬以刑事司法錯誤(主要是錯判無辜的實體錯誤)的認知、救濟與防控為主線,通過展示西方式的制度經驗與本土式的轉型語境之間的沖突與背離,最終提煉出轉型中國在認知、救濟及防控刑事司法錯誤(主要是錯判無辜的實體錯誤)方面所應當采行的理論姿態(tài)、制度變遷模式以及具體改革舉措。
　　 論文以《轉型語境的刑事司法錯誤論》為題展開研究,全文共分為六章:
　　 第一章為“導論”。主要交代了研討刑事司法錯誤的價值與意義,辨析

9、了刑事司法錯誤的概念表述、選定了刑事司法錯誤的核心論題——以錯判無辜的實體錯誤為重心,介紹了文章所采用的研究方法及體例構造。
　　 第二章是“認真對待刑事司法錯誤:基于歷史與現實的二重詮釋”。這一部分主要從一般的角度審視刑事司法錯誤,解決如何認知和對待現代社會中的刑事司法錯誤這一基礎命題。對這一問題的回答本文從兩個方面予以展開:一是通過不同歷史語境中的司法錯誤反襯現代刑事司法錯誤的變遷由來。具體而言,論文以司法功能為主線,梳理了

10、前現代社會語境和近現代社會語境中的法、司法及司法錯誤,提煉出“實體錯誤與程序錯誤的二元防范”、“錯判無辜與錯放罪犯的二元防控”、“事實性錯誤與法律性錯誤的二元對立”乃是現代刑事司法錯誤的基本范疇。二是通過具體訴訟現實中的司法錯誤呈現現代刑事司法錯誤的必然性和危害性。具體而言,刑事司法錯誤的現實必然性主要基于兩個方面的因為:主觀上,刑事司法制度的構建與運行均體現著人類的有限理性；客觀上,刑事司法活動的開啟與完成受認知規(guī)律與物證技術的限制。

11、刑事司法錯誤的現實危害性也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微觀上,造成本案權益與司法成本的損耗；宏觀上,導致程序剛性與國家信用的式微。
　　 第三章是“轉型時期的刑事司法錯誤:現狀研判與成因剖解”。論文通過靜態(tài)的狀況分析與動態(tài)的過程分析相結合,依賴經驗材料及司法案例實證地考察了轉型中國刑事司法錯誤(主要是錯判無辜的案件)的現狀、特征及成因。對這一問題的回答主要從兩個方面予以展開:一是,通過經驗材料(主要是網絡報道的典型案件)的收集、整理及統(tǒng)

12、計分析,對轉型中國的刑事司法誤判之現狀及表現特征進行了一個全景式的診斷。從宏觀現狀上看，相關統(tǒng)計數據顯示出轉型期我國刑事司法的辦案質量應在穩(wěn)步提升,盡管錯判無辜的事實性錯誤還較為普遍,但正趨于減少；相對地,錯判無辜的法律性錯誤正趨于增多,這也許才是影響社會公眾直觀性判斷的主要因素。從具體特征上講,通過90例媒體報道的誤判樣本和當前的一些統(tǒng)計數據,顯現出轉型期間的刑事司法誤判存在以下具體特征:誤判產生的頻發(fā)性、必然性,受害主體的多元性,危

13、害程度的深遠性,賠償救濟的有限性,錯誤演化的重復性,辯護功能的次要性,證據收集的非法性,證據效果的間接性,證據認定的隨意性,救濟因為的偶然性,救濟渠道的阻滯性,救濟方式的博弈性。二是,通過典型個案的剖解、深描及延伸分析,對轉型中國的刑事冤錯案件之發(fā)生及深層成因進行了一種個殊化解讀。當前,我國學界針對中國刑事冤錯案件的深層成因主要存在以下“話語中心論”和“物質中心論”等兩種觀點。觀念誤區(qū)與制度痹癥是“話語中心論”的關注焦點,而科技落后與認

14、知局限則是“物質中心論”的論證理據。但通過個案深描,轉型中國的刑事冤錯案件之深層成因不是任何一種運思理路所能單獨解釋的。因此,論文提出了一種包容力更強的理論范式——“轉型語境論”。客觀地講,正是轉型時期的歷史、社會及制度語境影響,甚至決定著當下中國刑事司法錯誤的相對普遍性和一定程度上的必然性。
　　 第四章是“轉型期刑事司法錯誤的救濟:制度變遷及其限度”。發(fā)生了司法錯誤并不可怕,可怕的是缺乏順暢的救濟路徑。對于刑事冤錯案件而言,

15、最為重要的救濟制度無疑在于兩個方面：一是審級糾錯救濟制度,二是冤獄賠償救濟制度。在我國轉型期間,雖然以西方法治國家制度經驗為參照進行上述制度的改革變遷是糾正、救濟司法錯誤的重要路徑,但苑于我國轉型語境的限制,這種制度變遷卻是存在限度的。一方面,就審級糾錯救濟制度而言,近年來倡導審級制度改革的對策研究較為時興,然而,經由反思和解讀,不僅西方式的審級救濟制度在構設上并非一味地遵循或發(fā)揮糾錯功能,而且,審級救濟制度在我國的糾錯功能之實現也遇到

16、諸多方面(如制度結構、組織利益、治理環(huán)境、歷史稟賦等)的阻滯,為此,我國審級糾錯救濟制度的變遷與轉型應同時兼顧信訪機制的合理改造以及配套機制的完善,方能更大限度地起到救濟刑事司法錯誤的功能。另一方面,就冤獄賠償救濟制度而言,近年來學界針對該制度無法救濟司法錯誤的現象和問題提出了諸多改革建議,然而,經由反思和解讀,除了司法賠償制度本身的不完善之外,我國冤獄賠償救濟功能的實現還受制于轉型語境中國家(賠償)能力不足、司法賠償經費管理機制不通暢

17、等因素。為此,我國冤獄賠償救濟制度的變遷與轉型應同時兼顧背景因素的改進與制度規(guī)范的完善。
　　 第五章是“轉型期刑事司法錯誤的防控:權利話語及其限度”。司法錯誤的減緩重在防控。從宏觀上講,刑事冤錯案件的防控主要包括通過權利保障型偵查程序的事前預防、通過證明標準的事中調控、通過法官責任的事后約束等三個方面。就權利保障型偵查程序的事前預防而言,近年來,學界探討的相對較多,其實,在我國轉型語境中,若要實現冤錯案件的事先防控,無論是權利

18、話語的介入,還是偵查程序的法治化改良,均必須以司法績效制度的完善為契機。長期以來,績效考核制度一直都是影響甚至決定偵查人員行動邏輯的重要潛在因素?？陀^地講,雖然它能在一定程度上提升偵查人員的辦案責任、防止錯放罪犯的司法錯誤,但也容易導致刑事司法的治理化,法定程序被規(guī)避和擱置,進而增加錯判無辜的司法錯誤。為此,在權利話語已成為全球性趨勢的背景下,如何通過法定程序的改良與績效制度的調整,協(xié)同弱化我國刑事司法的治罪化色彩、減緩我國刑事司法錯誤

19、的發(fā)生,乃是當務之急。就證明標準的事中調控而言,長期以來,證明標準一直被作為形而上的問題來探討,其實,它的價值與功能乃在于在錯判無辜與錯放罪犯這兩種司法錯誤之間保持平衡。盡管經過模型分析,西方意義上的排除合理懷疑等證明標準能最大限度地防控錯判無辜的司法錯誤,同時還可以兼顧錯放罪犯的司法錯誤,并且該權利話語也潛移默化地影響著我國理論界。但在我國,由于受制于轉型語境,實踐中的證明標準卻是另一番景象,即,表面上要求更高的證明標準以避免錯判無辜

20、的司法錯誤,實質上卻經常性地采用疑罪從有或疑罪從輕等策略來避免過多的錯放罪犯。而單純地倡導降低我國證明標準卻又不能實質性地解決問題。因此,可以說,我國證明標準能否松動不僅在于語詞的改換,還在于語境的轉換；同樣地,疑罪能否從無不僅在于權利話語的鼓吹,還在于配套證明機制的完善。就法官責任的事后約束而言,法官責任顯然是一把掌控司法錯誤的鑰匙,但法官責任的歸因機制或歸責標準卻是一個疑難問題,且與司法的獨立性存在沖突。近年來,隨著權利話語的逐漸介

21、入,法官獨立性逐漸受到青睞,客觀地講,它確實可以通過增強法官判定的自主性來回應或杜絕法外因素的干擾,從而減緩冤錯案件的發(fā)生。但同時,法官毫無責任約束也并不可取,由此,如何實現“保障法官獨立辦案”與“激勵法官避免錯誤”之間的有機平衡,可謂轉型期我國法官責任機制的重要使命。長期以來,錯案追究制無疑是我國獨有的“風景線”之一,這是一種以實體結果為導向的追責機制。由于錯案追究制以實體性司法錯誤為歸因標準,導致激勵功能與保障功能的雙重缺席,由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