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彼顯我——從錢穆對西方文學的解讀看其文學觀.pdf

1、錢穆先生(1895-1990)，字賓四，江蘇無錫人，當代著名學者，其著作以史學和文化學為主，兼及文學。作為一名文化保守主義的國學大師，錢穆一生以闡釋和弘揚傳統(tǒng)文化為職志，致力于喚醒國人對傳統(tǒng)文化的溫情與敬意。他堅信中國傳統(tǒng)文學不僅不是“死文學”，而且已深深根植于中國人的人文生命之中，是中國文學創(chuàng)新之根本。如此，錢穆對作為與中國傳統(tǒng)文學相對的西方文學的解讀，就顯得格外引人關(guān)注，這種解讀將從一個側(cè)面反映其對待中國文學的真實態(tài)度，彰顯其文學觀

2、的價值。 本文旨在從錢穆對西方文學的解讀看其文學觀，所以本文的重點一是關(guān)于西方文學解讀的研究；一是西方文學解讀與文學觀的關(guān)聯(lián)研究。錢穆有關(guān)西方文學的一些解讀主要集中在《中國文學論叢》、《現(xiàn)代中國學術(shù)論衡》和《晚學盲言》等著作中，對這些文獻的梳理是本文要做的基本工作，首先是內(nèi)容上的呈現(xiàn)，此處要注意錢穆對西方文學的解讀受其西方文化觀的影響；更進一步，是對西方文學解讀觀點的分析，錢穆在對西方文學的解讀中有誤讀，也有正讀，有平實之解，也

3、有新奇之解，如何理解錢穆的這些觀點也是本文要討論的重點問題之一。特別值得注意的是，錢穆幾乎沒有離開中國文學這個參照獨立談過西方文學，因此，研究錢穆對西方文學的解讀，其最終的目的還是探討其對中國文學的現(xiàn)代性回應。 文章將分五個部分進行探討： 緒論“錢穆先生及其關(guān)于西方文學的研究”，主要考察文學在錢穆的學術(shù)生命中所占的重要地位和錢穆西方文學研究所具有的特殊意義。在此論題下的研究史方面，直接的，前人對錢穆文學觀，尤其是西方文學

4、觀的討論并不多；間接的，將錢穆對西方文學的研究置于近代文化轉(zhuǎn)型的大背景之下，五四一代學人“即彼顯我”的類似情況也很少見，僅“中體西用”有可參考的價值。 第一章“中西文化比較視野下的西方文學”，主要討論錢穆西方文學研究的文化觀基礎和在此基礎上形成的對西方文學的整體性看法。錢穆認為作為文化系統(tǒng)中的一部分，文學的形成有賴于文化的影響，西方文化屬于“物本位”的“二元對立”的外傾型商業(yè)文化，而中國文化則是“心本位”的“天人合一”的內(nèi)傾型農(nóng)

5、業(yè)文化，二者之間存在著本質(zhì)差異，導致了“戲劇人生”和“詩化人生”這兩種截然不同的文學精神。從文學源頭上講，西方文學以戲劇、小說為主，中國文學以“詩歌、散文為主，中西文學起源的差異，又因為“中國文學乃以雅化為演進，而西洋文學則以隨俗而演進”而不斷深化。最終，在文學的各個方面，中西方都呈現(xiàn)出了不同的面貌。錢穆以為，西方文學是一種“馳心于外”的文學，而與之相反，中國文學恰恰是一種“文以達心”的文學，兩者存在著根本的分歧。 第二章“典型

6、案例：錢穆解讀莎士比亞”，采取個案研究的方法，通過深入了解錢穆解讀莎士比亞的內(nèi)容，發(fā)現(xiàn)其西方文學解讀中的偏頗之解，而正是這些偏頗之解，讓我們看到了錢穆治學的另一面。文章著重分析這種偏見產(chǎn)生的主客觀原因，從而探討錢穆整個西方文學觀的實質(zhì)和思想意義。錢穆基于“文以達心”的文學觀，認為文學應該是作者內(nèi)在人生的反映，文學一定是與作者與人生相關(guān)的，而莎士比亞身世不詳，談不上人生，其作品與莎士比亞其人毫無相關(guān)。但是，事實上，大量的莎學研究資料，無論

7、是中國的還是西方的，都證明了莎士比亞的作品與莎士比亞其人有著千絲萬縷的聯(lián)系。不僅如此，莎士比亞及其作品恰恰論證了錢穆“文以達心”的文學觀。就這一方面來說，西方文學不僅不是中國文學的對立面，而且和中國文學有著相類似的性質(zhì)。錢穆對莎士比亞的解讀明顯具有偏頗。究其原因，客觀上錢穆自小接受中國傳統(tǒng)教育，對西學接觸甚少，造成了知識面上的缺陷；主觀上，錢穆受中國傳統(tǒng)文化影響至深，作為文化保守主義者，對中國傳統(tǒng)文學充滿了“溫情與敬意”，站在捍衛(wèi)和弘揚

8、民族文化的立場上，其態(tài)度當然是褒揚中國文學而打壓西方文學。 第三章“‘即彼顯我’——錢穆文學觀的真實態(tài)度”，意將錢穆的西方文學研究置于20世紀中國文學現(xiàn)代化進程中考察其文學觀的真實態(tài)度。錢穆對西方文學的解讀具有強烈的主體意識。這種強烈的主體意識的激發(fā)，緣于新文化運動和文學革命提倡“全盤西化”，錢穆認為“全盤西化”是對自我文化的譴責與輕蔑。錢穆所作的努力，全在于重構(gòu)中國文學的經(jīng)典地位和重塑中國文學的傳統(tǒng)精神。他對西方文學的解讀，是

9、為了“即彼顯我”，也就是說，西方文學只能作為中國文學的參照，目的在于彰顯中國文學的生命本我，期以喚醒國人對文學傳統(tǒng)的深情厚誼。錢穆“即彼顯我”的觀點與當時的“中體西用”頗為相似，但是“即彼顯我”具有更強烈的主體性。此外，中西文學的爭論，在新文化運動時期演化為新舊文學的爭論，因此錢穆的新舊文學觀應被納入本章所討論的范圍。錢穆反對一切西方文學都是新文學，中國文學皆為舊文學的說法，否認文學新舊之分即高下之分。錢穆提出，“倡新莫如復舊”，即使倡

10、新，也必須在堅守傳統(tǒng)舊文學的基礎之上。錢穆“溫故而知新”的新舊文學觀堅持了中國傳統(tǒng)文學的自主性地位。在此基礎上，對于中國文學現(xiàn)代化的方向，以及中西方文學的關(guān)系，錢穆提出了“集異建同”的意見。錢穆堅決主張中國文學現(xiàn)代化應當以中國傳統(tǒng)文學為基礎，“集異建同”，致意于通過中西文學比較來為中國文學提供開新的啟迪，但最根本還是在于確立中國文學的自主性價值和主體性地位。 錢穆對西方文學的研究，始終沒有脫離中國文學這個參照物。換句話說，中國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