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省審美”與“文化焦慮”——李劼人與沈從文的“邊緣書寫”比較研究.pdf

1、李(吉力)人和沈從文在上個世紀30、40年代的中國文壇保持了相當的創(chuàng)作獨立性，并取得了杰出的文學成就，但他們本人及其作品在以往的現代文學史中卻長期遭遇“邊緣”的處境。 立足于“邊緣書寫”這一視角，本論文第一章力圖對李(吉力)人的“大河三部曲”與沈從文的“湘西小說”進行深入對比，在對小說文本的具體細致的解讀中，精心梳理和彰顯同處邊緣的南方一隅(川西壩與湘西)在他們筆下呈現出的巨大差異。 第二章是論文的主體部分。文章分別從作

2、家本人的學養(yǎng)準備及文化積淀，作家訴諸于文學的寄予和企望，兩位作家各自與“中心”對話的文學姿態(tài)這三個維度，分析探究造成此般差異的諸多因素，進而推繹出這一觀點：李(吉力)人的學養(yǎng)準備和文化背景，賦予了他“外省審美”的不俗眼光，他將邊緣地域視為一種獨特的文化形態(tài)，以超越的氣度，坦然審視“川西壩”的歷史流變，在“大河小說"中盡顯巴蜀文化的精氣神韻，進發(fā)獨特魅力；沈從文自身的閱歷及相應的文化心理積淀，則激發(fā)了他潛在的抗衡意識，主情地營造一個仿真夢

3、境與現實世界相頡頏，底里是他對“湘西”“邊緣處境”的文化焦慮，訴諸文字則轉化為一種詩意表達。 基于“邊緣”的這種“外省審美”與“文化焦慮”，既是李(吉力)人與沈從文的顯著差異，也是他們各自異于同時代作家的文學特質。由此引發(fā)如許問題：文學史給予了它們怎樣的重視?兩位作家相應的合法地位是否得到了承認?論文第三章對此梳理相關紛繁錯綜的線索，回溯其中短長得失，考量其經驗教訓，力圖對這些問題有所反思，以期對將來文學史書寫有些啟示，對開拓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