職務侵占罪的客觀要件研究.pdf

1、當前，職務侵占罪在司法實踐適用過程中仍有爭議，未形成統(tǒng)一標準，而這亟需進一步對此罪的構成要件進行研究。成熟的刑法理論必然是需要隨著社會環(huán)境的變化而不斷完善發(fā)展的，且再豐富詳實的理論都是要為實踐服務的，然刑法理論還是有一些沒能很好的反應在司法實踐中。一方面可能是實踐沒有很好的追隨理論繁榮的步伐；另一方面立法的不明確與司法解釋的空白或模糊性導致對刑法的適用產生這樣或那樣的解釋。近年來，互聯(lián)網的快速發(fā)展和網絡購物的興起使得獲取便捷的快遞服務成

2、為了人們工作和生活必不可少的一部分，發(fā)展的同時帶來公眾對快遞行業(yè)日益增高的投訴率，如出現(xiàn)快遞違禁品、偷盜快遞的情況等，致使快件延誤、損毀和丟失。但對于快遞員的行為到底如何定性，在司法實踐中則是沒有統(tǒng)一標準。且快遞員的行為定性問題僅僅是司法實踐中職務侵占罪在認定過程中出現(xiàn)問題的一部分縮影。舉一反三，不僅能對今后解釋職務侵占罪提供參考，同時釋明法學理論，探尋立法的真實目的，從而對職務侵占罪的客觀構成要件做詳細分析，以期能夠對職務侵占罪的理論

3、和司法實踐有所裨益。除引言外，本文主要由四部分組成。具體如下：
　　第一部分：提出職務侵占罪客觀要件存在的問題。研究職務侵占罪的客觀要件先從什么是“利用職務上的便利”入手，這也是本文的第一個核心問題。案例一和案例二的行為人同樣是將不屬于自己配送領域的快遞包裹竊取后占為己有，但卻得到了不同的判決，令人對“利用職務上的便利”的文義涉程或是適用范圍產生了疑問；案例三和案例四中同樣出現(xiàn)同案不同判的現(xiàn)象，這次快遞員是將配送領域內的包裹據(jù)為己

4、有，可是卻得到了完全相異的判決，兩個案例的判決理由也是大相徑庭。為此我們必須進一步明確什么是“利用職務上的便利”，只有準確把握其邊界才能夠在司法實踐中避免這樣問題的出現(xiàn)；案例五和案例六是引出了在職務侵占罪客觀要件中的另一個有爭議的問題：非法占為己有的行為方式到底是像通說觀點所認為的包含“侵吞、竊取、騙取及其他手段”還是最近新思潮所支持的只包含“侵吞”這一種行為方式？對這一問題的不同理解會直接導致對行為人定罪量刑上的巨大差距，新的量刑標準

5、的出臺不得不讓我們再重新思考這個已經糾結了很久的焦點。
　　第二部分：“利用職務上的便利”的認定。對于“利用職務上的便利”的認識是區(qū)分職務侵占罪與他罪的關鍵點，也是歷來學者們對于職務侵占罪的研究重心。職務是否等同于職權，職務是否包含業(yè)務又是否等同于工作，這些是第二部分都要梳理的內容。對于利用職務上的便利存在幾種觀點，筆者認可利用職務上的便利包含業(yè)務上的便利，從社會的不斷發(fā)展中看待“利用職務上的便利”，同時通過將司法實踐中對快遞領域

6、快遞員將快遞包裹據(jù)為己有的案例判決作為筆者的一個論證依據(jù)；其次，以本罪保護的法益為另一個依據(jù)論證自己的觀點。
　　第三部分：“非法占為己有”行為方式的研究。在2016年4月18日新近出臺的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關于辦理貪污賄賂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對職務侵占罪定罪量刑數(shù)額做出大幅調整:“數(shù)額較大”起點為6萬元；“數(shù)額巨大”起點為100萬元，職務侵占罪量刑標準的重大調整使得我們不得不再次反思以往通說的“綜合手段說”

7、是否真的合理。在此部分，筆者介紹境外地區(qū)和國家的相關立法情況，以此和我們國家的“侵占類犯罪”形成比較和借鑒其合理部分。對職務侵占罪“非法占為己有”行為方式的認識有兩大陣營：綜合手段說和單一手段說。兩大陣營皆有自己的觀點，筆者在此基礎上詳細論證了綜合手段說的弊端及單一手段說的可行性。
　　第四部分：快遞領域相關案例分析。理論總是要指導實踐，遂在論證職務侵占罪“利用職務上的便利”文義射程和“非法占為己有”行為方式后，有針對性的分析在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