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熹經典解釋學研究.pdf

1、朱熹是我國古代最早全面深入研究經典解釋學的學人，形成了一套較為成熟、頗具特色的解釋理論和解釋方法，留下了一批精心結撰的經注類著作，將中國古典解釋學的發(fā)展推向了一個高峰。本文試圖全面地發(fā)掘、董理其經典解釋學的原始零散材料，并借鑒現代解釋學及其它相關學科的理論成果予以觀照、厘析，較為深入地發(fā)揭、闡釋其中所蘊蓄的經典解釋學思想，在此基礎上大致建構起朱熹經典解釋學的體系、框架，從而將其主要內涵較為系統(tǒng)、完整地呈示于當下。除此，還試圖刔發(fā)朱熹經典

2、解釋學相關理論、方法產生的原因與基礎，揭示朱熹經典解釋學的特點、得失與歷史影響等。 本文主體部分依照朱熹經典解釋學本身潛在的“問題域”分為五章。 第一章討論朱熹的經典意義論，關乎朱熹對儒家經典文本自身特點的一些認識。 首先，在經典意義的結構層次上，朱熹認為其意義主要存在于三個不同的相關層面，即文本語言的層面，作者意向的層面，文本與讀者關系的層面，故相應地具有三個重要層次，即經典的文面含義，經典的深層意蘊，經典的延

3、伸之義。 其次，朱熹認為經典文本意義存在著差異性與同一性、可解性與不可解性、主導性與從屬性等關系要素的對待。在他看來，經典文本意義之差異性與同一性的關系，實際上是現象與本質、個別與一般、文面含義與作者意圖等之間的關系；經典文本的意義從總體上講具有可理解性和可闡釋性，但因受各種因素的制約、影響，其意義在解釋者的實際解讀過程中也客觀地、局部地存在著不可解現象；在文本特定的意義結構之中，各意義單元之間的地位和價值是不平衡的，往往有著主

4、導與從屬的關聯性的二元相對，是大小、精粗、輕重的相分相宜。 再次，經典文本的意義與其語言關系密切。在朱熹看來，經典作者“因言以明道”，文本中“言”不僅作為作者之“道”的承載者而存在，而且“明白切至”，能夠有效地將此“道”予以傳導和開顯，故經典文本的言意之間存在良好的對應關系，具有同一性。但是，有時也存在著不完全對稱關系，具有參差性，這主要體現在“言不盡意”和“言外有意”上。朱熹還認為，其意與言的關系是本末關系，二者的價值、地位不

5、可同日而語。 第二章討論朱熹的經典理解論，涉及朱熹對“理解”概念內涵、經典理解的根本特性、經典理解形成的機制等問題的論說與見解。 理解形成的機制問題是本章探討的重點。通過深入鉤考和系統(tǒng)爬梳，闡述了朱熹在此問題上的基本看法：共同人性可在讀者與文本、作者之間形成聯結彼此的精神紐帶，能使經典的理解成為可能，是理解得以形成的根本性前提；讀者的先在結構如人生經驗、閱讀期待等，可參與理解而成為理解活動展開的起點，是理解得以形成的基本

6、條件；讀者以意逆志，與經典文本(經典作者)形成思維性溝通，最終使理解實際產生。第三章討論朱熹經典解釋方法論的形成問題，旨在揭示朱熹經典解釋之根本方法形成的過程、歷史文化背景等。 朱熹具有方法論的自覺，對漢、宋儒者的解經方法及運用作過深刻的檢討和理性的反思。在他看來，漢儒以小學之法解經，專注于訓詁考據、章句傳注，能使文本解釋“不離經意”，但疏于精神性的追溯與闡發(fā)，存在著“得其言而不得其意”等弊端；而宋儒以義理解經，著意考察和索求古

7、代經典作者的“用心”，注重思想的體驗與創(chuàng)發(fā)，有助于經典文本的深度解讀，但往往脫離經典本文本意而空言遙度，委曲牽合。因此，有必要進行解釋方法論的改革。朱熹認為，在當時歷史條件下，漢、宋儒者的解經方法不可盡棄亦不可盡用，只能兼采其長而加以革新、發(fā)展。于是破除門戶之見，對漢、宋之法辯證揚棄，創(chuàng)定了以文義訓詁為基礎、義理闡發(fā)為指歸的解經模式，構建了小學解釋和義理解釋相結合的根本方法。 本文認為，上述解經根本方法的構建，關聯著如下一些深層

8、次的現實原因、條件和基礎： 首先，結合當時的社會現實看，朱熹一方面是為了使經典解釋能有補于世道人心的匡救，儒家倫常秩序的重建，另一方面是為了攘斥佛老，恢復儒學地位；其次，朱熹久受小學和理學的濡染涵潤，既熟稔和重視傳統(tǒng)的章句訓詁之學，又尊服北宋諸儒的義理解釋方法；再次，與儒家哲學認識論相關涉的“下學上達”說，是上述解經根本方法產生的哲學思想基礎。 本文認為，朱熹構建上述解經根本方法，并將其付諸經典解釋實踐，在一定程度上突越

9、了漢學和宋學的樊籬，使其尖銳對立、不可通約的局面有所緩解。 第四章接續(xù)上文所述方法論(根本方法)作進一步的探討，系統(tǒng)地梳理朱熹在經典解讀上的一些具體方法和手段，并作出深入論析。 本章將朱熹經典解讀的具體方法大致分為三類進行論析：第一類為“以潛心玩索為主的解讀法”，多關乎解釋者認知的深層心理機制，主用于“理解”方面，具體包含熟讀深思、虛心涵泳、切己體察、體之以心、揆以常情、以類而推等方法。第二類、第三類分別為“以小學考釋為

10、主的解讀法”和“以義理辨釋為主的解讀法”，主用于“解釋”方面，前者主要是傳統(tǒng)小學解釋所使用的一些方法和手段，具體涵括分析句讀、推以形音、隨文釋義、稽考文獻等；后者是經典義理闡釋和以義理為標準辨證疑義所使用的方法，在運用上主要表現為據義理辨經傳偽訛、依義理定文辭訓詁、講明各經分殊之理、會諸經眾理求大本等。 第五章討論朱熹的經典解釋學原則、經典解釋學特點及影響，是本文對朱熹經典解釋學相關重要問題所作的一些總結或反思。 首先，

11、在前文論述的基礎上，結合朱熹的經典解釋理論與實踐作進一步的抉發(fā)和總結，較為系統(tǒng)地抽繹、歸納出了朱熹經典解釋學的一些根本原則：求真性原則、創(chuàng)發(fā)性原則、漸進性原則、融通性原則、深透性原則、崇理性原則。 其次，通過對朱熹經典解釋學全面反思，綜合分析，概括總結了它的一些主要特點：它充盈著對“理”的訴求和追問，與宋代理學結下了不解之緣，體現了宋代學術思潮的內涵、特點和取向，散發(fā)出濃郁的時代氣息；它在繼承傳統(tǒng)的基礎上開拓創(chuàng)新，表現出了很強的

12、創(chuàng)造精神；它十分關注解釋者修己治人等實踐工夫，顯示出了濃郁的倫理道德色彩和深厚的理性實踐精神。同時，本文衡以現代學術理念或標準，也指出了朱熹經典解釋學存在的一些局限性。 最后，將朱熹的經典解釋學置于深廣的歷史文化背景下考察，揭示了朱熹經典解釋學在宋末以后幾百年間的中國學術史上乃至文化史上的獨特作用及深刻影響。本文認為，其經典解釋思想對于后世一些學人確立漢宋兼采、訓詁與義理兼綜之解經路向，形成崇實黜虛之學術精神，施用經典解讀之具體

13、方略，均產生過積極的作用；其經典詮解類著述，對宋末至清各個歷史時期的政治、教育、哲學、文化等有過重要的影響。 本文的創(chuàng)新之處主要體現在如下方面：(1)加強了研究的綜合性、系統(tǒng)性(本文不僅能著眼于朱熹經典解釋學的全局，對其進行多維考察、整體把握，給予較全面的清理和論述，于研究的廣度有所拓展，而且對它的一些具體內容也能作出較系統(tǒng)的思考和探討)，初步構建起了朱熹經典解釋學的體系。(2)對以往研究者未曾涉足的問題作出了較為深入細致的探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