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土化與均衡化 以西北聯(lián)合大學建立為中心的歷史考察

1、<p>　　本土化與均衡化： 以西北聯(lián)合大學建立為中心的歷史考察</p><p>　　[摘要] “后發(fā)外生型”的中國高等教育始終面臨著制度調(diào)和與區(qū)域均衡的雙重挑戰(zhàn)。1927—1937年前后，面對日益嚴峻的內(nèi)憂外患，南京國民政府通過一系列的教育改革，初步發(fā)展了現(xiàn)代大學制度，形成了中國高等教育發(fā)展的組織機構和制度規(guī)范。在此過程中，制度借鑒與結構調(diào)整成為當時高等教育發(fā)展中備受關注的焦點。從北平大學的出現(xiàn)到西北

2、聯(lián)大的建立，這一變遷過程體現(xiàn)了中國高等教育發(fā)展中制度移植的本土化嘗試與區(qū)域分布的均衡化努力。前者是主動應對，處理國外與國內(nèi)的制度差異；后者為被動承擔，側(cè)重東部與西部的格局調(diào)整。無論是制度移植的本土化過程，還是區(qū)域分布的均衡化努力，都是中國高等教育發(fā)展過程中不可回避的兩大問題，西北聯(lián)大建立的歷史軌跡則為這兩大問題提供了歷史的思考與改革的鏡鑒。 </p><p>　　[關鍵詞] 中國高等教育； 西北聯(lián)合大學； 變遷；

3、 本土化； 區(qū)域均衡化； 制度移植 </p><p>　　抗戰(zhàn)伊始，國土遭劫，平津地區(qū)學府蒙難。為了保持教育不輟，收容戰(zhàn)區(qū)青年，西北聯(lián)大與西南聯(lián)大相繼建立，由此開始了抗戰(zhàn)期間中國高等教育格局由中心區(qū)域向邊緣省份遷移的被動的歷史過程。梳理源流始末，西北聯(lián)大的建立雖是迫于戰(zhàn)爭壓力，但并不能完全視為偶然結合或倉促應對的產(chǎn)物。因為研究者在探討中國高等教育格局變遷的驟變與緩進之際，“必須時時注意區(qū)分長期持續(xù)的運動和短暫的爆

4、發(fā)，后者在其產(chǎn)生的時刻就會被察覺，而前者則在跨越一段時間距離后才能被發(fā)現(xiàn)”[1]37。1938年建立的西北聯(lián)大雖短暫存世，卻呈現(xiàn)出獨特的變遷歷程。北平大學區(qū)的建立嘗試以北平大學為中心統(tǒng)攝華北地區(qū)的教育事業(yè)，作為制度引進的嘗試，其本土化成效值得審視。同時，北平大學、北平師大、北洋工學院和北平研究院之間形成的初步聯(lián)絡，為后來西北聯(lián)大合并提供了組織與人事基礎；“九一八”事變之后，開發(fā)西北成為舉國共識，華北危機迫使平津高?；I劃戰(zhàn)時應對方針，皆為

5、西北聯(lián)大的建立奠定了基礎；至盧溝橋事變爆發(fā)，和平幻想破滅，最終促成西北聯(lián)合大學的成立，以保存中國文化教育余脈、積蓄抗戰(zhàn)建國力量。以上諸端，不論其始于平時的預先擘畫，還是出自戰(zhàn)時的權宜之計，西北聯(lián)大在時代</p><p>　　一、 本土化的嘗試： 北平大學前后 </p><p>　　廣州國民政府北伐前后，北方政局動蕩，京津地區(qū)教育事業(yè)在政治壓迫和經(jīng)濟窘困的沖擊下舉步維艱。直至1928年6月8

6、日，國民革命軍克復北京，暫使平津教育界恢復正常秩序。圍繞北平大學區(qū)的設立，主導大學區(qū)制改革的蔡元培與李石曾意見相左，同時新制度實施過程中各地又產(chǎn)生齟齬糾葛。這些問題導致了改革過程中派系紛爭、學潮不斷。組成西北聯(lián)大主體之一的北平大學，即是這一過程造就的時代產(chǎn)物。北平大學的建立與改組體現(xiàn)了當時大學區(qū)制在我國華北地區(qū)的推行過程，以及高等教育制度的引進落實在本土化過程中遭遇的問題與困境。 </p><p>　?。ㄒ唬?國

7、立京師大學校始末 </p><p>　　京津地區(qū)作為中國近代高等教育事業(yè)之發(fā)源地，幾經(jīng)變遷，成為民國時期高等教育發(fā)展的中心。直奉戰(zhàn)爭之后，張作霖入主北京，于1927年6月就大元帥職，并任命劉哲為教育總長。當年8月，劉哲即以“無法整理、學風頹敗、欠費過多，尤不易辦理”[2]為由，力主將當時北京的國立九校合并為一校即國立京師大學校，分設文、理、工、農(nóng)、醫(yī)、法六科及師范、藝術、商業(yè)、女子第一和第二五部。面對教育界的強烈

8、不滿和反對，劉哲實行拉攏與壓制的雙重手段，聲言九校舊有教職員贊成合作者不予更動；反對者亦不勉強，各隨其便。千家駒記述了當時的斗爭過程： </p><p>　　某日，劉哲在教育部召見，學生代表魚貫而入，見劉哲在太師椅上，辦公桌前，擺好八副紙筆。劉哲一一問代表姓名畢，又問家在何處，北京有無親屬？代表們均感到莫名其妙，哪知劉哲將桌子一拍，大喊：“我要把你們統(tǒng)統(tǒng)槍斃，你們把遺囑寫下來，好叫家屬來領尸！”代表們面面相覷，莫

9、知所措。此時教育次長林某（修竹）在旁，他是扮白臉的，他說：“總長發(fā)脾氣了，你們快下去吧，不要自找苦吃?！庇谑谴韨円谎晕窗l(fā)，一個個溜了出來，一幕反對合并的風潮，就此結束。[3]226 </p><p>　　其時政治對于教育的壓迫可見一斑。9月25日，北平甚至發(fā)生軍警包圍搜檢國立九校及私立各大學，捕去學生三十余人，并槍決學生趙全霖、陳國華等十人的惡性事件。此種強力政策雖前后僅維持一年，但嚴重影響了北京高等教育的發(fā)展

10、，讓這座“文化名城”蒙上陰影，嚴重危害了自由開放的學術風氣。 </p><p>　?。ǘ?從中華大學到北平大學 </p><p>　　1928年6月初，國民革命軍進逼北京，張作霖政府倒臺，國民政府接收了北京文化教育機構。自此，華北地區(qū)的高等教育進入新一輪的調(diào)整。其時，國民黨元老蔡元培與李石曾以教育改革配合國民政府的政治、軍事步伐，開展大學區(qū)制試驗。但此項制度的引進與中國教育實際未能契合，

11、在緩行與驟進之間，各地方阻力已出。圍繞北平大學區(qū)的設置，亦使蔡元培與李石曾之間產(chǎn)生裂痕。大學區(qū)在江蘇與浙江試行以來，浙江因大學尚在組織，沒有充分試驗；江蘇又因為東南大學與教育廳對峙，矛盾未能消除；各地方也有大學區(qū)制實有蔑視普通教育的反對之聲，提議于大學院外另設教育部。雖反對之聲不絕，但李石曾出于統(tǒng)一北方文教事業(yè)的考慮，積極倡設北平大學區(qū)。1928年7月19日，國民政府會議議決：北平國立各校合組為國立中華大學，以李石曾為校長。8月16日，

12、大學院大學委員會開會討論北平大學區(qū)案。蔡元培鑒于蘇浙兩省試行的問題過多，而北平大學區(qū)的設立又與他原來主張實行大學區(qū)制的思想相背離，因此表示反對。李石曾一方則極力推行，“謂大學區(qū)制為世界最良好之教育制度，江浙試行之無良果，乃辦理者不得力，且謂石曾先生對此案決不讓步”[4] 。會議最終通過了李石曾提出的《北</p><p>　　大學區(qū)制在諸多爭議中緩慢推行，然而理想的改革構想在現(xiàn)實操作時不免捉襟見肘。隨著教育部的再度

13、設立，加之學校風潮四起、教育經(jīng)費不濟，大學區(qū)制的存在意義和制度價值受到懷疑。1929年6月17日，國民政府第三屆中央執(zhí)行委員會第二次會議議決：由教育部定期停止試行大學區(qū)制。7月5日，教育部令北平、浙江兩大學區(qū)限于本年暑假內(nèi)停止，中央大學區(qū)限于本年底停止。短暫的大學區(qū)制改革隨之宣告結束。8月7日行政院會議議決：國立北平大學研究院改為國立北平研究院；國立北平大學北大學院改為國立北京大學；國立北平大學第一師范學院改為國立北平師范大學（后來合并

14、第一與第二師范學院為師大）；國立北平大學第二工學院仍令劃出獨立，并組織國立北洋大學籌備委員會（籌備期間稱為國立北洋工學院）；國立北平大學藝術學院改為國立北平藝術?？茖W校；國立北平大學本部剩余各學院合組為一個新的國立北平大學。此后，北平教育界學潮復起，北大、師大以外各校也紛紛要求復大獨立。對于此項呼聲，時任教育次長的馬敘倫表示：“各校請示改大，教部以其與大學條例不符，礙難允許。至要求獨立，只須至相當時期，由教部考察斟酌，當可辦到。查大學條

15、例，獨立學院與大學同等，不過內(nèi)</p><p>　　北平大學區(qū)的設立以及國立北平大學的出現(xiàn)，源于國民黨元老蔡元培、李石曾等人的倡導，初衷即在通過主動引進法國大學區(qū)制，擺脫政治對教育的控制，追求“教育學術化”和“學術研究化”。這一制度的實施運作反映了中國高等教育制度建設過程中不斷復現(xiàn)的本土化嘗試。雖然大學區(qū)制最終被取消，但它為中國高等教育發(fā)展提供了制度移植和政策實施的經(jīng)驗與教訓。其余緒所存，構成了抗戰(zhàn)時期西北聯(lián)合大

16、學改組合并的歷史淵源與組織基礎。北平研究院、北平大學、北平師范大學、北洋工學院首次短暫集合在國立北平大學的名義之下，學校架構、組織人事、教師學生之間初建關聯(lián)。雖然自始各校反對之聲不絕，但形式上之一統(tǒng)已有先例可循。至于合并改組引發(fā)的學潮和爭端，進一步凸顯了民國高等教育發(fā)展受到的時代、社會制約及其區(qū)域分布均衡化等問題。 </p><p>　　二、 戰(zhàn)略布局的調(diào)整： 應對危機 </p><p>

17、　　1931年“九一八”事變爆發(fā)，東北三省淪陷，平津危急，各地學生相率罷課，要求出兵宣戰(zhàn)。隨后日軍進一步侵略上海，“一·二八”淞滬會戰(zhàn)爆發(fā)，中國軍隊奮起反抗。國民政府為應對戰(zhàn)爭擴大，積極建設行都洛陽、陪都西安。自此至1937年盧溝橋事變前夕，華北局勢動蕩，中日摩擦不斷，戰(zhàn)事一觸即發(fā)。平津各校處此困境，堅守危城，以文化教育之弦歌不輟對抗日本軍國主義的戰(zhàn)爭威脅。在和戰(zhàn)不定之際，實施國家戰(zhàn)略重心轉(zhuǎn)移以防止日軍大規(guī)模入侵已成當務之急，

18、重新審視戰(zhàn)爭威脅下的學校前途也成為擺在平津各高校面前的首要問題。循此兩端，“開發(fā)西北”成為國民政府應對戰(zhàn)爭威脅的重要舉措，平津各校的戰(zhàn)時準備也初現(xiàn)端倪。以上背景，為西北聯(lián)大建址陜西提供了國家戰(zhàn)略的必要性和現(xiàn)實操作的可能性，同時也為民國時期高等教育區(qū)域分布的均衡化布局創(chuàng)造了契機。 </p><p>　　（一） “開發(fā)西北”戰(zhàn)略 </p><p>　　東北三省陷落、淞滬戰(zhàn)役爆發(fā)之后，面對強敵入

19、侵，舉國上下義憤之余，深切思慮應對之方。其時中日力量對比懸殊，和戰(zhàn)之議針鋒相對，各方多陳其見，而“開發(fā)西北”戰(zhàn)略則得到各界的一致認可。1932年7月，上海文化界、實業(yè)界兩百余名學者、名流發(fā)起成立了西北問題研究會，以研究西北問題、發(fā)展西北事業(yè)為宗旨。同年8月31日，研究會西安分會應時成立。有關西北問題研究的《西北研究》、《開發(fā)西北》、《拓荒》等刊物也相繼問世?！洞蠊珗蟆?、《申報》、《中央日報》等主要報紙更是積極關注西北問題，為開發(fā)西北建言

20、獻策。張季鸞指出：“是則國家為固本自衛(wèi)之計，必須經(jīng)營后方，以備不測，故西北建設，在今后尤為重要……吾人今愿建議政府，其決心集中能力于西北之建設！沿江海諸省之事，暫聽其自然發(fā)展，而以最大部分之財力人力，用之西北。此不惟適合地方之需要，且為準備國防應付外患計，亦最適宜?！盵7]為了實現(xiàn)這一設想，他主張在通盤考慮的基礎上開展救濟農(nóng)業(yè)、興建水利、發(fā)展交通等建設事業(yè)，積極開發(fā)西北的工礦產(chǎn)業(yè)。其計劃體現(xiàn)了時人的關注和意愿，為西北地區(qū)的開發(fā)提供了輿論

21、支持和民間規(guī)劃。 </p><p>　　國民政府內(nèi)部，西北開發(fā)計劃也在緊鑼密鼓地籌議之中。1932年3月5日，國民黨四屆二中全會議決“以洛陽為行都，以長安為西京”，成立西京籌備委員會和全國經(jīng)濟委員會西北辦事處等機構。此項設計緣自南京政府有鑒于北平的危機，有意將西安建設成為北方第二重心，以備不測。1934年4月，國民政府經(jīng)濟委員會負責人宋子文視察陜甘時表示，“西北的建設，不是一個地方問題，是整個國家的問題，現(xiàn)在沿江

22、沿海各省，已經(jīng)在侵略者的炮火之下，我們應當在中華民族發(fā)源地的西北趕快注重建設”[8]，并強調(diào)西北建設是中華民國的生命線。1934年6月國民政府經(jīng)濟委員會通過的《西北建設實施計劃及進行程序》從水利、道路、衛(wèi)生獸疫、農(nóng)村建設四部分入手，為西北地區(qū)提供資金支持，以開展大規(guī)模的建設事業(yè)。 　　“九一八”事變之后，平津地區(qū)形勢的危急和國民政府建設重心的轉(zhuǎn)移，凸顯了西北作為戰(zhàn)略后方的重要地位。同時，大規(guī)模的社會、經(jīng)濟、文化建設對于專業(yè)知識和技術人

23、才的需要，進一步要求高等教育格局的調(diào)整和人才培養(yǎng)模式的變革。 </p><p>　?。ǘ?高等教育的應對 </p><p>　　戰(zhàn)爭威脅之下，國內(nèi)教育界開始重新審視高等教育事業(yè)的發(fā)展與走向。“夫以中國現(xiàn)時之人力財力而論，政府即集中力量，以辦理三五大學，尚虞不給，無如民十以來，只見改大運動之高唱，而大學實質(zhì)之進步，則鮮有見及。”[9]106在國家政治危機和社會動蕩的情勢之下，高等教育方面區(qū)

24、域分布不均、院系設置重疊、文理比重失衡等問題亟待解決。國民政府教育部為此開展了高等教育的整頓：一方面集中財力培養(yǎng)實用人才以應國家急需；另一方面?zhèn)戎馗叩冉逃季窒蛭鞑績A斜，以期實現(xiàn)高等教育發(fā)展區(qū)域的均衡與結構的合理。 </p><p>　　鑒于京津地區(qū)高校過度集中、文理比例失衡的狀況，國民政府教育部明令提倡理工農(nóng)醫(yī)等實科的教學，擴大招生數(shù)量，嚴格限制文法教商等科的學生比例，并在1933年規(guī)定限制各大學文法科招生，要

25、求各學校所招文科學生不得多于所招實科學生。在北平，北平大學女子文理學院哲學教育系裁撤；國文史地兩系并為文史系；商學院與法學院合并，改稱法商學院，并不再招收新生。北平師范大學社會學系取消，清華大學法律系裁撤。以上舉措致力于改變大學文實比例失調(diào)的狀況，并在戰(zhàn)前初見成效?！岸迥甓葘W生總數(shù)41 922人，較二十年度44 167人尚差2 245人，而理工農(nóng)醫(yī)諸科學生數(shù)已較二十年度增加7 232人，文法教商等科學生已較二十年度減少7 788人。

26、”[10]9293 </p><p>　　高等教育區(qū)域分布方面，“大體言之，在北平一隅，國立大學之院系重疊，顯然可見”[9]108。為了改善這一狀況，民間人士與政府當局積極籌劃，希望在大戰(zhàn)迫近前改變高等教育分布結構的不合理狀況，同時促進西北地區(qū)高等教育的發(fā)展，為開發(fā)西北提供人才支持。張季鸞在1933年指出： </p><p>　　自國都南遷以來，北平失去政治中心之地位，而成為文化市，學生市

27、。蓋學校與學生之多，圖書館等設備之富，全國各都市無出北平之右也。乃最近外患緊張，平津受脅，負笈北平之各省學生，皆感不安……吾人因此建議：愿國府與教育界及早熟商，別于內(nèi)地準備收容多數(shù)學生之地點。以吾人論，西安市即最適宜地點之一。謂宜乘此非常之時，即將西安定為教育事業(yè)中心區(qū)域之一，而迅速建設之。[11] </p><p>　　當時，西北地區(qū)受到經(jīng)濟落后、政治紛亂的制約，高等教育發(fā)展緩慢。截至1931年，西北五省中僅有

28、?？埔陨显盒伤盒陆砦姆ㄕW院、甘肅學院?！熬乓话恕笔伦冎螅殡S“開發(fā)西北”政策的實施以及國民政府教育部對高等教育的整頓，西北高等教育尤其是陜西高等教育的發(fā)展開始受到重視。以1934年陳賡雅考察采訪陜西所見：“陜西尚無高等教育，有主張應辦大學者，但經(jīng)費、設備及師資，在在均成問題。目前補救之辦法，確應實事求是，多選派學生分入國內(nèi)外大學，予以官費，培養(yǎng)高等教育方面需要之人才。同時并添設農(nóng)、林、工業(yè)等?？茖W校，以造就生產(chǎn)實際人才。中央擬

29、在西安或蘭州辦一西北大學及在武功辦國立農(nóng)林?？茖W校。此事在環(huán)境上既極需要，在實際上又甚有效力?！盵12]459 </p><p>　　關于國立農(nóng)林專科學校的建設，戴季陶早在1932年赴陜考察時就提出了“先辦國立農(nóng)林?？茖W?！盵13]5。同年10月經(jīng)國民黨中央政治會議議決，通過了《西北專門教育之初期計劃原則》，并推選戴季陶、于右任、吳稚暉、李石曾、朱家驊等人為籌備委員。1934年，西北農(nóng)林?？茖W校正式開學。此一舉措

30、適應了戰(zhàn)時后方建設的需要，有助于為西北地區(qū)培養(yǎng)農(nóng)林技術專業(yè)人才。但就農(nóng)林?？茖W校的規(guī)模與影響而言，作用仍然有限，無法承擔起西北地區(qū)高等教育事業(yè)發(fā)展的重任。 </p><p>　　鑒于北平一隅大學集中、西北地區(qū)教育落后，為了改善高等教育分布“畸輕畸重”的局面，主政陜西的邵力子于1935年12月28日呈文行政院，建議酌遷北平大學，易地西安，改稱西北大學： </p><p>　　西北自中央主持開

31、發(fā)以來，物質(zhì)建設成效漸顯，惟教育一端依然落后……查北平一隅，國立大學居四所之多，實嫌供過于求，似可酌遷一所入陜，易名西北大學……以此辦法，全國學區(qū)既免畸輕畸重之弊，西北方面亦省另起爐灶之勞，一舉兩利，莫過于此。復查北平大學現(xiàn)有農(nóng)、工、醫(yī)、法商及女子文理等五學院，學生共一千五百余人，教授百余人，機器、儀器、標本、書籍等約值三百萬元，規(guī)模素稱完備，以該校環(huán)境論，遷移西北尤為適宜。[14] </p><p>　　時任北

32、洋工學院院長的李書田由于戰(zhàn)爭威脅，亦積極尋求戰(zhàn)時校址，向陜西省政府主席邵力子請求遷校幫助。邵力子致行政院箋函：“頃接國立北洋工學院院長李書田函，以此次五中全會有設立西北大學之提案，擬將該學院移于西安，以為西北大學之基本，并附意見書一份。詳核所擬計劃，頗為贊同，惟職日前曾上書請以北平大學遷陜改為西北大學，諒邀鈞鑒。北洋工學院只工學一部份，與平大其他各學院自無重復，惟平大亦有工學院，是否該院亦一并遷陜，尚祈鈞裁?！盵15]該計劃的實施惜未能

33、有所進展。1936年冬，李書田“經(jīng)親自赴陜勘定西京分院院址，正式承陜省府撥贈，嗣曾請款略建西京分院校舍，未獲部允”[16]151。但是，北洋工學院在西安建立戰(zhàn)時分院以避免戰(zhàn)爭損失、延續(xù)學校生命的計劃由此可知。1936年和1937年之間，“北平研究院乃先將植物學研究所圖書標本儀器及工作人員全部遷往陜西武功中國西北植物調(diào)查所內(nèi)”。“史學研究所一部分遷往西安陜西考古會內(nèi)。物理研究所與化學研究所一部分圖書儀器遷滬。遷出各部分照常工作?！盵6]1

34、23此番舉措意在保存研究所的有生力量，為戰(zhàn)時遷移創(chuàng)造條件。 </p><p>　　為了適應國家建設和人才培養(yǎng)的需要，從“九一八”事變至“七七”事變之前，教育部以《整理大學辦法》為指導，通過注重實科、充實內(nèi)容、提高程度等手段，在北平、上海、南京等高校集中區(qū)域，開展院系裁撤合并，限制文科招生規(guī)模，力圖改變文實結構失衡的狀況。至于西北教育，按《中央周報》觀察，“又西北農(nóng)林專校及四川農(nóng)工兩院，皆近年設立，故今后全國?？埔?/p>

35、上學校之分布，有向西北之趨勢”[9]142。同時，平津部分高等教育機構也開始采取遷避西北的舉措，以避免戰(zhàn)爭威脅。通過裁、撤、建、遷等一系列設想和舉措，國民政府試圖在國家需要與大學發(fā)展之間尋求調(diào)和，以改善高等教育布局，培養(yǎng)國家需要的實用人才。但是，直到“七七”事變之前，西北高等教育事業(yè)發(fā)展依然緩慢，而平津地區(qū)高等教育系科重復、院校集聚的局面亦沒有得到根本改觀。 　　三、 均衡化的努力： 西北聯(lián)大的建立 </p><p

36、>　　抗戰(zhàn)全面爆發(fā)后，日軍有計劃地破壞中國文教機構，試圖從物質(zhì)與精神層面徹底摧毀中國民眾的抗戰(zhàn)信心。戰(zhàn)事甫發(fā)，由于前景不明，長期處于緊張狀態(tài)的平津各校在遷留之間未有定見。然和平幻想終于隨著1937年7月29日北平失陷宣告破滅。教育部隨即議定戰(zhàn)區(qū)大學西遷，首先在長沙和西安組建兩所聯(lián)合大學。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南開大學、北平大學、北平師范大學、北洋工學院以及河北省立女子師范學院[17]32等開始了轉(zhuǎn)移后方、遷徙辦學的艱苦歷程。 <

37、;/p><p>　?。ㄒ唬?臨大組建之初議 </p><p>　　在嚴峻的抗日形勢和國內(nèi)愛國人士的積極呼吁下，國民政府針對日益嚴重的對日外交與亟待討論的政治、經(jīng)濟、教育問題，于1937年7月15—29日在廬山牯嶺召開各黨派各界代表人士參加的談話會。第一期談話會上，胡適認為“國防教育非特殊的，而是常態(tài)的教育”[18]，希望在國家高于一切的共識上保持教育不輟。第二期談話會期間，教育界人士于7月28

38、日下午在牯嶺圖書館進行了分組談話會，就戰(zhàn)時教育問題交換意見，按照緊急區(qū)、次緊急區(qū)和平常區(qū)，分別實施戰(zhàn)時高等教育，建議“由教育部在本區(qū)（平常區(qū)）內(nèi)設立臨時學校，收容緊急區(qū)之失學青年”[19]134。以上意見為臨時大學的設立提供了具體措施和政策參考，也為戰(zhàn)時中國高等教育發(fā)展奠定了基調(diào)。 </p><p>　　1937年8月出臺的《教育部設立臨時大學計劃綱要草案》規(guī)定：“一、政府為使抗敵期中戰(zhàn)區(qū)內(nèi)優(yōu)良師資不至無處效力，

39、各校學生不至失學，并為非常時期訓練各種專門人才以應國家需要起見，特選定適當?shù)攸c籌設臨時大學若干所。二、此項臨時大學暫先設置下列一所至三所：（1）臨時大學第一區(qū)——設在長沙；（2）臨時大學第二區(qū)——設在西安；（3）臨時大學第三區(qū)——地址在選擇中。”[20]1此一部立草案初步擬定了建立長沙臨時大學與西安臨時大學的設想。1937年9月10日，教育部第16696號令“以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南開大學和中央研究院的師資設備為基干，成立長沙臨時大學。

40、以北平大學、北平師范大學、北洋工學院和北平研究院等院校為基干，設立西安臨時大學”[20]2，標志著臨大方案的最終落地。該計劃公布之后，流落各地的戰(zhàn)區(qū)師生通過各種方式向兩地集中，繼續(xù)教育事業(yè)。 </p><p>　　（二） 從西安臨時大學到西北聯(lián)合大學 </p><p>　　1937年10月11日，教育部公布《西安臨時大學籌備委員會組織規(guī)程》，以教育部長王世杰為委員會主席，任命李書華、徐誦明

41、、李蒸、李書田、童冠賢、陳劍脩、臧啟芳、周伯敏、辛樹幟九人為部聘委員，負責校址勘定、院系設置、師資遴選、學生收納等工作。其時，臨大院系共計6院26系，學生1 472人（內(nèi)含借讀生212人）[20]652。由于戰(zhàn)時倉促，未能覓得合適的校址，臨大院系分散在西安三處：校本部和第一院的國文系、歷史系、外語系、家政系設在西安城隍廟后街四號；第二院的數(shù)學系、物理學系、化學系、體育學系，以及工學院與東北大學工學院共處一院；第三院的法商學院三系、農(nóng)學院

42、三系、醫(yī)學院和教育系、生物系、地理系設在北大街通濟坊。學校定于11月15日開課，但鑒于戰(zhàn)亂影響，交通阻斷，“本大學本學期籌備伊始，所有教職員學生前后到校，參差不齊……茲定于二十七年（1938）一月十日，為學生到校最后期限，逾期令其休學”[20]387。為了保證教學計劃的完成，臨大還將學期學歷加以變更，延至1938年2月底定為學期末，期間除元旦停課一日外，其他年假和寒假均取消。在此期間，雖然戰(zhàn)亂頻仍、校務紛繁，但臨大弦歌不斷。 </

43、p><p>　　孰料臨大立足未穩(wěn)，南北戰(zhàn)局再度告急。由于戰(zhàn)爭失利，太原失守，日軍沿同蒲鐵路南下，兵鋒直指山、陜交界的黃河風陵渡口，西安轉(zhuǎn)成戰(zhàn)爭前線。出于安全考慮，西安臨大計議遷離西安。1938年3月16日，西安臨大師生于當日晚間搭乘火車自西安前往寶雞，依計劃按日分站前進。由寶雞至漢中，越秦嶺，涉險關，山高路遠。師生途經(jīng)的城鎮(zhèn)鄉(xiāng)村窮困異常，沿途膳食無處購買，各隊均自帶鍋餅、大米、炊具以應需要，費時12日抵達褒城。由于校

44、舍尚未安排就緒，學生分散在褒城各鄉(xiāng)村，后經(jīng)學校與地方人士接洽，始得在漢中地區(qū)分散安置。其中，大學本部設在城固縣城內(nèi)考院及司令部；文理學院之國文、外語、歷史、數(shù)學、物理、化學、生物各系，工學院之礦冶、機械、電機、化工、紡織各系及土木系一年級和教育學院之教育、家政兩系均設于此；法商學院設在城固郊外職業(yè)學校舊址；在城固縣城南35里的古路壩天主堂設文、理、教、工分院，設體育、地理兩系，土木系二、三、四年級和附屬中學高中部；南鄭縣城內(nèi)設學校辦事處

45、，并設醫(yī)院在此；于沔縣設立農(nóng)學院。 </p><p>　　1938年4月3日，教育部根據(jù)國民政府行政院第350次會議通過的《平津滬地區(qū)?？埔陨蠈W校整理方案》，將國立西安臨時大學改名為國立西北聯(lián)合大學。方案稱：“國立北平大學、國立北平師范大學及國立北洋工學院，原聯(lián)合組成西安臨時大學，現(xiàn)為發(fā)展西北高等教育，提高邊省文化起見，擬令該校各院逐漸向西北陜甘一帶移布，并改稱國立西北聯(lián)合大學，院系仍舊?！盵19]11 5月2日

46、，聯(lián)大在城固本部大禮堂補行開學典禮。至此，自1927年北洋政府合組京師大學校始，經(jīng)過國立中華大學、國立北平大學等一系列變動，所涉及學校由華北至西北，最終組建了奠定西北高等教育基礎、培育抗戰(zhàn)建國人才的國立西北聯(lián)合大學。 </p><p><b>　　四、 結語 </b></p><p>　　查溯既往，從北平大學到西北聯(lián)大的變遷，校際改組的線索之中自可梳理中國高等教育制度

47、移植的本土化與區(qū)域分布的均衡化過程。前者是主動應對，處理國外與國內(nèi)的制度差異；后者為被動承擔，側(cè)重東部與西部的格局調(diào)整。一校之建立，牽涉之廣，為南京國民政府時期中國高等教育在時代亂局中濟世求變的縮影。 </p><p>　　以制度移植的本土化而言，自天津中西學堂以美國模式建立我國第一所傳播現(xiàn)代科學技術知識的大學，中國高等教育發(fā)展演進始終伴隨著制度的借鑒與融合。這種教育借鑒過程“通常是一種外來教育政策或?qū)嵺`被一個國

48、家所改變和調(diào)整，繼而實施和吸納的復雜過程，這是一種‘內(nèi)化’和‘本土化’的過程”[21]8。從北平大學區(qū)的設計到北平大學的合并，是制度移植的一種表現(xiàn)。其短暫存在后的改組則反映出外來制度與內(nèi)部環(huán)境之間的張力。雖然它出于教育獨立的初衷，希望在國家政局混亂、教育經(jīng)費拮據(jù)的狀況下力矯時弊，“即以北平國立學校與天津北洋大學原有人才和設備，加以充實和擴大，使成為一個完善而合理的大學，負起大學教育與學術研究的責任”?！巴瑫r使河北高等教育與北平高等教育發(fā)

49、生聯(lián)系，一面使北方普通教育與高等教育亦得以彼此銜接?！盵5]92但是，從社會反響可知，大學區(qū)制的實施激起了初等教育與高等教育之間的矛盾，使其局限于高等教育的層面而無法獲得廣泛的社會認同；另一方面，以政府主導的大學合并出于制度建設的考慮而忽略相關大學的歷史傳統(tǒng)與師生感受，引發(fā)了大規(guī)模的抗議活動，其中尤以北京大學為甚。從教育政策借鑒的跨國吸引—決策—實施—內(nèi)化/本土化的</p><p>　　“教育性事件的歷史是包含在

50、一種文化史之中，包含在一種文化傳遞中，包含在智力和集體態(tài)度的形成和再生之中的?！盵24]54圍繞西北聯(lián)大的建立，從延伸的時段和多元的標準出發(fā)，這一校際分合的歷史過程呈現(xiàn)了中國高等教育變革的時代側(cè)面。無論是制度移植的本土化過程，還是區(qū)域分布的均衡化努力，都是中國高等教育發(fā)展過程中不可回避的兩個問題，迄今猶是。西北聯(lián)大建立的歷史軌跡則為時代變遷中高等教育領域不斷復現(xiàn)的這兩大問題提供了歷史的思考與改革的鏡鑒。 </p><

51、p><b>　　[參考文獻] </b></p><p>　　[1][法]布羅代爾： 《論歷史》，劉北成、周立紅譯，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8年。[F.Braudel， On History， trans. by Liu Beicheng & Zhou Lihong， Beijing：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2008.] </p>&

52、lt;p>　　[2]佚名： 《北京九校合并近聞》， 《申報》1927年8月16日，第7版。[Anon.，″Recent News on the Merging of Nine Universities in Beijing，″ Shun Pao， 19270816， p.7.] </p><p>　　[3]千家駒： 《我在北大》，見陳平原、夏曉虹編： 《北大舊事》，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9年，第214

53、240頁。[Qian Jiaju，″I Am in Peking University，″ in Chen Pingyuan & Xia Xiaohong（eds.）， The Old Stories in Peking University， Beijing：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2009， pp.214240.] </p><p>　　[4]佚名： 《蔡元培辭職離京》，《

54、申報》1928年8月18日，第3版。[Anon.，″Cai Yuanpei Leaving Beijing after Resignation，″ Shun Pao， 19280818， p.3.] </p><p>　　[5]佚名： 《馬敘倫談北大復校運動》，見王學珍、郭建榮主編： 《北京大學史料》第2卷（1912—1937），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0年，第61頁。[Anon.，″Ma Xulun Tal

55、king about the Restoration of Peking University，″ in Wang Xuezhen & Guo Jianrong（eds.）， Historical Records of Peking University： Vol.2（19121937）， Beijing：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2000， p.61.] </p><p>　　

56、[6]李書華： 《李書華自述》，長沙：湖南教育出版社，2009年。[Li Shuhua， Autobiography of Li Shuhua， Changsha： Hunan Education Publishing House， 2009.] </p><p>　　[7]張季鸞： 《應盡先注意西北建設》，《大公報》1933年8月1日，第2版。[Zhang Jiluan，″Paying More Attenti

57、on to the Construction of Western China，″ Ta Kung Pao， 19330801， p.2.] </p><p>　　[8]佚名： 《宋子文在蘭州暢論西北建設》，《申報》1934年5月9日，第5版。[Anon.，″Song Ziwen Talking about the Development of Western China in Lanzhou，″ Shun Pa

58、o， 19340509， p.5.] </p><p>　　[9]朱家驊： 《整理大學辦法之說明》，見黃季陸主編： 《革命文獻》第55輯，臺北：“中央”文物供應社，1971年，第105109頁。[Zhu Jiahua，″A Description of the Way to Reorganize Universities，″ in Huang Jilu（ed.）， Literature on Revolution

59、： Vol.55， Taipei： China Culture Service Press， 1971， pp.105109.] 　　[10]教育部高等教育司編： 《全國高等教育概況》，見杜元載主編： 《革命文獻》第56輯，臺北：“中央”文物供應社，1971年，第38190頁。[Higher Education Department of the Ministry of Education（ed.），″A Profile of the

60、 National Higher Education，″ in Du Yuanzai（ed.）， Literature on Revolution： Vol.56， Taipei： China Cultu</p><p>　　[11]張季鸞： 《應于西安新建教育中心》，《大公報》1933年1月29日，第2版。[Zhang Jiluan，″Building a New Educational Center in X

61、ian，″ Ta Kung Pao， 19330129， p.2.] </p><p>　　[12]陳賡雅： 《西北視察記》，見沈云龍編： 《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xù)編》第76輯，第760冊，臺北：文海出版社，1980年。[Chen Gengya， Notes on an Inspection Visit to the Northwest， in Shen Yunlong（ed.）， The Sequel to Com

62、piled Historical Materials of Modern China： Vol.760， Taipei： Wenhai Press， 1980.] </p><p>　　[13]戴季陶： 《關于西北農(nóng)林教育之所見》，南京：新亞細亞學會，1934年。[Dai Jitao， My Perspectives on the Education of Northwest Agriculture and Fo

63、restry， Nanjing： New Asia Association， 1934.] </p><p>　　[14]行政院： 《行政院關于邵力子請將北平四所大學遷移一所進陜致教育部箋函（1936年1月）》，見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史資料》編輯部、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編： 《抗戰(zhàn)時期西北開發(fā)檔案史料選編》，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9年，第2627頁。[The Executive Branch，

64、″The Letter from Shao Lizi to the Ministry of Education about Moving One University in Peiping to Shanxi Province（January， 1936），″ in the Editorial Department of the Magazine Modern History Materials of the Research Inst

65、itute of Modern History of the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 Chinas Second Historical Archives（eds.）， Selected Materials o</p><p>　　[15]行政院： 《行政院關于邵力子提議將國立北洋工學院西移事致教育部箋函（1936年1月3日）》，見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

66、《近代史資料》編輯部、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編： 《抗戰(zhàn)時期西北開發(fā)檔案史料選編》，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9年，第2728頁。[The Executive Branch，″The Letter from Shao Lizi to the Ministry of Education about Moving Peiyang Engineering College（January 3，1936），″ in the Editorial

67、Department of the Magazine Modern History Materials of the Research Institute of Modern History of the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 Chinas Second Historical Archives（eds.）， Selected Materials of the Developme

68、</p><p>　　[16]李書田： 《北洋大學之過去五十三年》，見左森主編： 《回憶北洋大學》，天津：天津大學出版社， 1989年，第146154頁。[Li Shutian，″The Past 53 Years of Peiyang University，″ in Zuo Sen（ed.）， The Memories of Peiyang University， Tianjin： Tianjin Univer

69、sity Press， 1989， pp.146154.] </p><p>　　[17]王淑紅、鄧明立： 《河北省立女子師范學院西遷并入國立西安臨時大學史略》，《西北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2年第3期，第3136頁。[Wang Shuhong & Deng Mingli，″The History of Hebei Provincial Womens Normal Colleges Moving

70、 West and Being Merged into National Xian Temporary University，″Journal of Northwest University（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Edition）， No.3（2012）， pp.3136.] 　　[18]佚名： 《廬山二期談話會定于本星期日開始》，見《大公報》1937年7月21日，第4版。[Anon.，″The

71、 Second Lushan Conversation Will Begin This Sunday，″ Ta Kung Pao， 19370721， p.4.] </p><p>　　[19]行政院秘書處： 《奉發(fā)朱經(jīng)農(nóng)、吳南軒等關于戰(zhàn)時教育問題之意見致教育部函》，見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編： 《中華民國史檔案資料匯編》第五輯第二編教育（一），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7年，第133135頁。[The Secre

72、tariat of the Executive Branch，″The Letter about Wartime Education Problems to the Ministry of Education from Zhu Jingnong， Wu Nanxuan， etc.，″ in Chinas Second Historical Archives（ed.）， Collected Archives on the History

73、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Vol.5， No.2， Education（Ⅰ）， Nanjing： Jiangsu Classics Publishing House， 1997， pp.133135.] </p><p>　　[20]佚名： 《教職員學生到校最后期限》，見西北大學西北聯(lián)大研究所編： 《西北聯(lián)大史料匯編》，西安：西北大學出版社，2012年，第387頁。[Anon.，″The

74、 Deadline of Faculty and Students Arrival at the University，″ in Northwest National Associated University Research Center of Northwest University（ed.）， Collected Archives on Northwest Associated University， Xian： Northwe

75、st University Press， 2012， p.387.] </p><p>　　[21][英]大衛(wèi)·菲利普斯： 《比較教育中的教育政策借鑒理論》，鐘周譯，《清華大學教育研究》2006年第2期，第19頁。[D.Phillips，″Comparative Education and Policy Borrowing，″ trans. by Zhong Zhou， Tsinghua Journal

76、 of Education， No.2（2006）， pp.19.] </p><p>　　[22]楊一峰等： 《請設國立西北大學以宏造就而免偏枯案》，見秦孝儀主編： 《革命文獻》第89輯，臺北：“中央”文物供應社，1981年，第7475頁。[Yang Yifeng et al.，″The Proposal of Establishing the National Northwest University to

77、Develop Higher Education，″ in Qin Xiaoyi（ed.）， Literature on Revolution： Vol.89， Taipei： China Culture Service Press， 1981， pp.7475.] </p><p>　　[23]姚遠： 《國立西北聯(lián)合大學的分合及其歷史意義》，《西北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2年第3期，第1124頁。[Y

78、ao Yuan，″The Historical Significance of National Northwest Associated University，″Journal of Northwest University（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Edition）， No.3（2012）， pp.1124.] </p><p>　　[24][俄]卡特林婭·薩里莫

79、娃、[美]歐文·V.約翰寧邁耶編： 《當代教育史研究與教學的主要趨勢》，方曉東等譯，北京：教育科學出版社，2001年。[K.Salimova & E.V.Johanningmeier（eds.）， Why Should We Teach History of Education， trans. by Fang Xiaodong et al.， Beijing： Educational Science Publish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