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物品供給的集體行動問題

1、<p>　　公共物品供給的集體行動問題</p><p><b>　　摘要： </b></p><p>　　奧爾森認為影響集體公共物品供給的關(guān)鍵因素是集團的規(guī)模，即小集團相對于大集團而言，在公共物品的供給上更為有效。但是奧爾森的理論不能解釋一些與此相反的事實：現(xiàn)實中很多大集團中的成員很樂于供給公共物品，很多小集團中的成員卻怠于供給公共物品。在同一個集團內(nèi)部，不

2、同的個人即使處于相同的位置，其供給公共物品的行為也不同。奧爾森說大集團與小集團有著截然不同的運作原則，但是大集團與小集團的劃分界限卻不明確。因此，奧爾森認為集團規(guī)模是影響集體成員供給公共物品的關(guān)鍵因素的論述存在缺陷。成員對集團的身份認同才是影響集體公共物品供給的關(guān)鍵因素。在一個大集團中，如果成員有著很高的身份認同，他會積極供給公共物品；而即使在一個小集團中，如果成員有著較低的身份認同，他也會怠于供給公共物品。 </p>&

3、lt;p>　　關(guān)鍵詞：公共物品供給；集體行動的邏輯；奧爾森；身份認同 </p><p>　　中圖分類號：C93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 </p><p>　　10085831（2013）04006106 </p><p><b>　　一、問題的提出 </b></p><p>　　公共物品（public good

4、s）是和私人物品（private goods）相對應(yīng)的一個概念。亞當?斯密最早區(qū)分了公共物品和私人物品[1]。但是有關(guān)公共物品的概念界定，人們一般會追溯到保羅?薩繆爾森。其在代表性著作《經(jīng)濟學(xué)》中對公共物品下了一個非常經(jīng)典的定義：公共物品即為消費中不需要競爭的非專有貨物[2]。在薩繆爾森定義的基礎(chǔ)上，很多研究者對此展開了更為深入和細致的研究。例如公共選擇學(xué)派的布坎南在薩繆爾森的基礎(chǔ)上，將物品進一步細分為公共物品、準公共物品和私人物品。

5、</p><p>　　在公共物品供給的分析中，不可不提及的一個重要人物就是美國的經(jīng)濟學(xué)家曼瑟爾?奧爾森。學(xué)界總結(jié)發(fā)現(xiàn)了集體行動問題的三個模型，即“囚徒困境”、“阿羅悖論”和“集體行動的邏輯”[3]。而在公共物品供給的集體行動問題上，奧爾森的“集體行動的邏輯”是最重要的分析模型。奧爾森在《集體行動的邏輯》一書中，提及的一個重要觀點就是否定大組織更易于提供公共物品（或集體物品奧爾森界定的“集體物品”就是“公共物品”，

6、兩者沒有本質(zhì)的區(qū)別。例如奧爾森在定義公共物品的概念時，有過這樣的論述：“在此定義一個公共的或集體的物品為……”，顯然，奧爾森認為公共物品和集體物品可以共享一個概念的定義。 </p><p>　?。?，他認為小集團相對于大集團，在公共物品的供給上更有效率，也更有成效?；蛘吒鼮榫珳实刂v，小集團中的成員相對于大集團中的成員而言，更樂于供給使得整個組織受益的公共物品。并且奧爾森將這種理論進一步發(fā)揮，用來解釋國家的興衰[4]

7、。奧爾森的分析為學(xué)界所津津樂道，也使得奧爾森獲得了不菲的學(xué)術(shù)聲譽。 </p><p>　　但是奧爾森的理論不能解釋一些與此相反的事實現(xiàn)象：現(xiàn)實中很多大集團中的成員很樂于供給公共物品，很多小集團中的成員卻怠于供給公共物品；即使在同一個集團內(nèi)部，不同的個人即使處于相同的位置，其供給公共物品的行為也是不同的。例如一個人可能在社會中積極表率，促進社會良好風(fēng)氣的形成，即為國家（可以視為最大的集團）供給“良風(fēng)益俗”這種公共物

8、品；但是在他所工作的企業(yè)中，卻不一定供給使得企業(yè)員工都受益的公共物品。國家相對于他所供職的企業(yè)而言，是“大集團”，他所供職的企業(yè)相對于國家而言，是“小集團”。正如諾斯所說，大集團中的成員在沒有明顯收益補償個人參與付出的大筆費用時確實在行動。部分學(xué)者已經(jīng)就奧爾森的這一理論漏洞展開探討，有的學(xué)者甚至完全否定了奧爾森的理論，例如楊光斌教授指出，“奧爾森不僅沒有找到國家興衰的根本之道，反倒有可能將人們在這一問題上的認識引向歧途”[5]。 <

9、;/p><p>　　楊光斌教授對奧爾森的指責(zé)可能過于嚴厲以致得出否定性的結(jié)論，但筆者認為部分學(xué)者的批判有助于我們進一步認識公共物品的供給問題。而且這種批判對奧爾森的理論本身也是一種有益的推進。本文試圖對這問題進一步展開分析，以期引起學(xué)界對這一問題的進一步深入思考。 </p><p>　　二、奧爾森界定的集體行動邏輯 </p><p>　　奧爾森指出，組織的目的就是增進組

10、織成員的共同利益，而且他也非常準確地指出“大多數(shù)關(guān)于組織的文章都暗含了組織的存在是為了增進集團成員的共同利益這一假設(shè)”[6]7。奧爾森最大的理論貢獻就是創(chuàng)作并使用了“搭便車”這一分析工具[7]。由于組織都是為了增進組織成員的共同利益，因而在大集團中“個人的努力不會對他的組織產(chǎn)生顯著的影響，而且不管他是否為組織出過力，他都能夠享受其他人帶來的好處”[6]13-14，而且，在大集團中，如果集團獲得了共同利益，由于組織巨大、人數(shù)眾多，個人從集

11、團中分的共同利益份額相對較小，因而也使得大集團中的個人怠于積極行動，提供公共物品。奧爾森還指出，集團越大，集團中個人提供公共物品的成本就越高，因而個人提供公共物品所獲得收益越難以抵消他所付出的成本。消費者集團是現(xiàn)實中的典型例子。每一個人都是消費者，因而可以說每一個人都是消費者組織的成員 奧爾森并沒有非常明確地指出，集團（或組織）一定要人為構(gòu)成。他在論述中隱含著這樣的邏輯，即具有相同身份標簽或相同利益訴求的人群就可以被認為構(gòu)成了一個集團。

12、例如男人就可以認定構(gòu)成一個男人集團，而女人則構(gòu)成一個女人集團。 </p><p>　　。在這樣一個“巨大”的集團中，如果個人為了整個消費者集團的“共同利益”而且努力，他可能付出了巨大的金錢、時間和精力等成本，但是收益卻可能很小，而且其他沒有付出成本的成員可以很容易地分享他的這一收益。因此，大集團無法使個人獲得的收益大于他所付出的成本，也無法排除 “搭便車”的現(xiàn)象?；谏鲜龇治?，奧爾森非常肯定地得出了這樣一個結(jié)論：

13、“簡而言之，集團越大，就越不可能去增進它的共同利益?！盵6]30也就是越不可能供給公共物品。而相對于大集團，小集團則可以很容易實現(xiàn)公共物品的供給。奧爾森對小集團的分析邏輯與大集團的分析保持了一致：“因為某些小集團中的每個成員，或至少其中的一個成員，會發(fā)現(xiàn)他從集體物品獲得的個人收益超過了提供一定量集體物品的總成本；有些成員即使必須承擔提供集體物品的所有成本，他們得到的好處也要比不提供集體物品時來得多。在這種情況下就可以假定會提供集體物品。

14、”[6]28換言之，相對于大集團，小集團中的個人可以很容易地實現(xiàn)收益大于成本，因而小集團在公共物品的供給上更有集體行動的邏輯。 　　奧爾森對于集體行動的邏輯分析，在學(xué)界影響深遠，《集體行動的邏輯》一書也被譽為“公共選擇理論的奠基</p><p>　　第一，可以發(fā)現(xiàn)現(xiàn)實中不乏奧爾森論斷的對立案例。奧爾森斷定：“一個集團是否可能在沒有強制或外界誘因的條件下為自己提供集體物品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集團中個人的數(shù)量，因為集

15、團越大，任何一個人就越不可能作出貢獻?！盵6]37當然，更為嚴格地說，奧爾森所謂的小集團更適合公共物品的供給，是指小集團中的個人更樂意提供使得整個集團受益的集體物品。我們幾乎可以肯定，并非大集團中的成員一定比小集團中的成員怠于提供公共物品。國家中的很多人（當然并非所有人）很樂意提供使得整個國民收益的公共物品，但是在他們所組成的小集團中，并不一定會樂于供給使得整個集團受益的集體物品。正如上文案例所表述的那樣，在國家這樣一個“大集團”中，很

16、多人樂于自發(fā)供給“良風(fēng)益俗”的公共物品，而在他所加入較小的集團中卻不一定樂于供給。這種事實使得奧爾森的論斷面臨挑戰(zhàn)，這也是奧爾森集體行動的邏輯所無法解釋的 奧爾森就國家中個人的“納稅”這一公共物品的供給行為有過論述。他認為之所以在國家這樣大的集團中，個人會有納稅的行為，是因為國家加入了強制性。因此，個人通過納稅供給公共物品這一事實不會對他的理論造成沖擊。但是除了納稅這一強制性行為外，奧爾森顯然</p><p>　

17、　第二，當前集團的發(fā)展趨勢也不符合奧爾森的論斷。奧爾森承認，大集團是社會發(fā)展的趨勢，以前的小集團會逐漸發(fā)展成大集團，例如小型的工會逐漸演變成全國性的大工會。但實際上，隨著社會的發(fā)展，人們對公共物品的需求呈現(xiàn)逐漸上升的趨勢。現(xiàn)代社會的人們對教育、交通、環(huán)境等這些公共物品的需求一定要遠高于古人的需求。與這種公共物品高需求的現(xiàn)狀相對應(yīng)，人們希望各種集團都能供給公共物品。如果真的如奧爾森所言，小集團更適合公共物品的供給，那么在如此渴望公共物品的

18、現(xiàn)代社會，小集團而非大集團才應(yīng)該是集團發(fā)展的趨勢。但事實卻并非如此。目前，幾乎所有的組織都在不斷“膨脹”。壯大、聯(lián)合、結(jié)盟成為組織的追求目標，跨國組織不斷增加。 </p><p>　　第三，小集團與大集團的界限難以明確劃分。奧爾森在《集體行動的邏輯》一書并沒有對大集團和小集團的本質(zhì)作出界定，他只是按照人們的經(jīng)驗知識來闡述，即用人數(shù)構(gòu)成來說明大集團和小集團的區(qū)別。我們能夠理解，一個由3個人構(gòu)成的集團一定可以界定為小

19、集團，一個國家可以界定為大集團，但是對于大集團和小集團的界限在哪里，我們并不知道。奧爾森也許是從相對的角度而言的，即一個100人的集團相對于200人的集團是“小集團”，相對于50人的集團是“大集團”，但是如果是這樣的話，奧爾森認為“大集團和小集團是按照截然不同的原則運作的”[6]18的論斷就值得懷疑。因為如果集團的分類是相對的，那么，一個集團有時會劃分為“小集團”，而有的時候會劃分為“大集團”。羅必良也發(fā)現(xiàn)了奧爾森在這一問題上的缺陷。他

20、指出奧爾森理論中的所有關(guān)于“大集團”與“小集團”的分類說明，都具有性質(zhì)的不穩(wěn)定性。因為“小集團”相對于更小的集團來講可視為大集團；而“大集團”相對于更大的集團來說又可視為小集團[8]。在這種定性變化的情況下，說大集團和小集團存在質(zhì)的差異，就言過其實。 </p><p>　　顯然，奧爾森把“小集團”與“大集團”作為集團公共物品供給差異的一個標準，存在缺陷。盡管它的確可以解釋一些公共物品供給差異的現(xiàn)象，但是難以獲得普

21、世性的認可。 </p><p>　　三、身份認同――集團公共物品供給的另一種劃分標準 </p><p>　　奧爾森用“成本―收益”的經(jīng)濟分析方法只闡述了小集團和大集團之間在公共物品供給上的差異，而沒有分析小集團（或大集團）內(nèi)部成員之間在公共物品供給上的不同。同樣在一個小集團（或大集團）中，成員之間在公共物品的供給上存在很大的不同，有的可能積極提供，而有的則怠于提供。奧爾森的理論不能解釋這種

22、差異。當然，奧爾森可能已經(jīng)意識到這種差異，因為他認為鼓勵集團中的個人采取有利于集團的行為只有建立一種獨立的“選擇性”的激勵[6]41。換言之，對于同一個集團中的成員而言，人為設(shè)計“獎勵或懲罰”機制，從而改變成員原來的“成本―收益”比率，鼓勵成員進行公共物品供給。但是奧爾森的這一設(shè)計依然沒有解釋何以沒有這種“獎勵或懲罰”機制時，集團中的成員之間依然存在公共物品供給的行為差異。唯一對此作出有效解釋的就是成員之間對所在集團的身份認同存在差異。

23、 </p><p>　　每一個人都會加入不同的集團。按照不同的標準，個人可以劃入不同的集團中。按照社會學(xué)的術(shù)語，每一個人都在扮演多個社會角色。但是每一個人對自己加入集團的認可度也是不同的?；蛘哒f，每一個人對自己所扮演的社會角色持不同的認同感。一個女權(quán)主義者對自己的“女人身份”持很強的身份認同，因而她會積極供給“女人”集團的公共物品，維護“女人”集團的權(quán)益，盡管“女人”集團是一個“大集團”。她不會太計較她付出了很多

24、而收益卻為所有的女人分享；相反，一個非女權(quán)主義者的女人，可能對積極供給“女人”集團的公共物品嗤之以鼻，她可能對家庭持更高的身份認同。家庭可能是個人加入的最小的集團之一，也可能是個人最為認可的集團身份。因而個人對家庭的集體物品供給最為積極。相對于個人加入的一個較大集團（姑且指消費者協(xié)會）而言，他更愿意供給家庭的集體物品，而非消費者協(xié)會的集體物品。這種事實在現(xiàn)實中比比皆是，因而也是奧爾森的論斷受到推崇的一個現(xiàn)實印證。 </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