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古代“據狀斷之”證據規(guī)則論析

1、1中國古代中國古代“據狀斷之據狀斷之”證據規(guī)則論析證據規(guī)則論析法律史學界一般認為，中國古代法官斷案的主要證據是通過合法與非法的刑訊逼供而取得的口供，口供是主要且唯一的定案證據，遵循“無供不定案”規(guī)則。事實是否如此呢中國古代的法官在斷案時是否遵循唯一的證據規(guī)則是不是不加區(qū)分地一律實行口供至上主義筆者曾撰文指出，“據供辭定罪”是中國古代刑事證據的首要規(guī)則，但并非是唯一規(guī)則。某些刑事性質的案件，如果所獲得的“贓”、“狀”等物證確鑿，足以證明犯

2、罪事實成立，案情清楚無誤，司法官吏認為“理不可疑”，即使被告人不承認，亦即在沒有犯罪者口供的前提下，也可以據“狀”結案。律典以及保存下來的大量判例、案例，為我們提煉“據狀斷之”證據規(guī)則提供了制度上和司法實踐上的可能。我們發(fā)現，某些輕微的刑事案件、民事案件很少采用拷掠取得供辭，更鮮把“供辭定罪”作為唯一規(guī)則，而是“據狀斷之”，以“伏罪”結案。一、“據狀斷之”的前提：贓狀露驗從律典層面看，自唐代始確立了“據狀斷之”的刑事證據規(guī)則。唐律規(guī)定：

3、“若贓狀露驗，理不可疑，雖不承引，即據狀斷之。”疏議曰：“若贓狀露驗，謂計贓者見獲真贓，殺人者檢得實狀，贓狀明白，理不可疑，問雖不承，聽據狀科斷?！彼未匾u，規(guī)定：“犯罪事發(fā)，有贓狀露驗者，雖徒伴未見獲者，先依狀斷之，自后從后追究?！?《宋刑統(tǒng)斷罪引律令格式》)以“若……雖……”、“有……雖……”為前提，表明在特定情形下，才可適用“據狀斷之”，否則，一般適用“據供辭定罪”規(guī)則?！皳顢嘀毙淌伦C據規(guī)則的形成經歷了較長的歷史過程，經由對贓

4、證、狀證的認定、贓證、狀證較供辭證據效力的判斷，最終形成在保證“伏罪”框架下的分野適用規(guī)則。3《法律答問》中也有不直接以“贓”出現，而是以贓物如錢、牛、羊、具(供物)等認定盜罪成立的。如：“夫盜千錢，妻所匿三百，何以論妻妻知，夫盜而匿之，當以三百論為盜不知，為收?！薄叭顺技字\遣人妾乙盜主牛，賣，把錢偕邦亡，出儌，得，論各何也當城旦黥之，各界主?！薄笆课榧妆I一羊，羊頸有索，索值一錢，何論甲意所盜羊也，而索系羊，甲即牽羊去，議不為過羊。”“

5、公祠未闋，盜其具(祭祀用的供物)，當貲以下耐為隸臣?！痹谇卮?，侵犯人身盜取人身體的某個器官，也屬于“贓”。如“今或盜，盜一腎，腎贓不盈一錢，何論祠固用心腎及它肢物，皆各為一具，一具之贓不盈一錢，盜之當耐?；蛑地ュX，而被盜之，不盡一具，及盜不直者，以律論?！背鐾恋摹稄埣疑綕h墓竹簡二年律令》中《盜律》共26枚竹簡18條律條，將盜罪分成“盜”、“謀遣人盜”、“謀偕盜”、“盜盜人”、“受賕以枉法及行賕”、“儌外人來入為盜”、“群盜”、“劫人、謀

6、劫人求錢財”等各種盜竊情形，都以“贓”證來定罪。如對于一般的盜竊，規(guī)定“盜贓直(值)過六百六十錢，黥為城旦春。”對于“謀遣人盜”即精密籌劃派人盜竊，則“及知人盜與分，皆與盜同法?！贝颂幍摹胺帧敝阜众E。對于“謀偕盜而各有取也，并直(值)其贓以論之。”對于“盜盜人”不論罪，但對“贓”的處理采取“見存者皆以畀其主”。對于“受賕以枉法及行賕”也屬于盜罪，以受賕和行賕的“贓”物來論罪“皆坐其贓為盜”。以上諸種盜罪都是以“贓”作為證據來定罪量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