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傳統(tǒng)天下到近代國家_清季近代國家觀念之構筑_兼論民族國家構筑視野下的中國邊疆

1、15第31卷第10期湖南科技學院學報Vol.31No.102010年10月JournalofHunanUniversityofScienceEngineeringOct.2010從傳統(tǒng)天下到近代國家：清季近代國家觀念之構筑——兼論民族國家構筑視野下的中國邊疆鄒明洪馮建勇（湖南科技學院思想政治理論教學部，湖南永州425100；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北京100102）摘要：1840年鴉片戰(zhàn)爭以來，中國逐漸被納入近代國家秩序中。清朝統(tǒng)治

2、者被動地接受了這樣一種變局，并努力地在傳統(tǒng)的王朝國家的基礎上構筑近代民族國家。顯然，這種主觀上的消極性決定了清朝改造國家觀的命運。與此同時，一部分知識分子亦參與到這種大討論中來，對未來中國民族國家的構筑提出了各自的理念。文章就近代民族國家構筑理念在中國邊疆的適用進行了探討。關鍵詞：民族國家；中國邊疆；文化至上主義；民族國家主義中途分類號：D69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6732219（2010）10001505一從文化至上主義到民族國家

3、主義中國傳統(tǒng)民族主義的華夏中心觀，是以信仰“天圓地方”的宇宙模式為其認識前提的。古人相信自己居于天下的中心，有中心就有四邊。他們故稱“居天地之中者曰中國，居天地之偏者曰四夷，四夷外也，中國內(nèi)也。”[1]P116《清朝文獻通考四夷考》開篇即言：“大地東西七萬二千里，南北如之，中土居大地之中，瀛海四環(huán)。其緣邊濱海而居者，是謂之之裔；海外諸國亦謂之裔。裔之為言，邊也?！痹邙f片戰(zhàn)爭以前，華夏民族處于一種自我與“他者”關系的相對充足或完滿狀態(tài)，享

4、受著作為世界中心民族或強盛民族的古典榮耀。華夏對自己作為“天地之中”的中心地位和絕對權威深信不疑，從而自信地把自己形容為“夏”或“華夏”；同時，在這位“自我”看來，作為外來客人的邊緣“他者”總是野蠻、弱小的少數(shù)民族，即屬于“夷”或“夷狄”。由于這種明顯的自我與“他者”的權力差異，“華夏”自我才可以具有足夠的自主和自信，可以“虛懷若谷”地向外來其他民族即“夷狄”開放。其實，也正是由于有了四周“夷狄”這面“鏡像”，這位“自我”的位置和權威才

5、得以確證。無論如何，在古典中國的民族關系圖景中，華夏民族是最優(yōu)的，而四周民族處于從屬地位。于是，古典性的中國收稿日期：2009－10－16作者簡介：鄒明洪（1957－），男，湖南長沙人，湖南科技學院思想政治理論教學部教授，研究方向為中國傳統(tǒng)文化。馮建勇（1979－），男，湖南永州人，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員，博士，研究方向為中國近代疆域史。形象形成了：“中國”如“夏”，位于宇宙模式的中心，享有號令天下的最高權威；而周圍各國如

6、“夷”，位于這個模式的邊緣，必須向“中國”臣服。這種中國形象可以用漢代賈誼在《過秦論》中的描繪來形容：“席卷天下，包舉宇內(nèi)，囊括四海，并吞八荒?！倍蹙S的“九天閻闔開宮殿，萬國衣冠拜冕蔬”，則令人想起這個“天朝上國”的赫赫威儀。與華夏中心觀相聯(lián)系的，是傳統(tǒng)民族主義的華尊夷卑觀。由于地理環(huán)境的差異，各民族之間的社會和文化發(fā)展參差不齊。既然“華尊夷卑”，所以中國傳統(tǒng)民族主義特別強調(diào)“華夷之辨”或“夷夏之大防”，也就是強調(diào)民族之間的區(qū)隔。這種

7、區(qū)隔包含兩個方面的涵義：一是種族的區(qū)隔，即所謂“非我族類，其心必異”，種族是區(qū)隔夷和夏的標準，換言之，判斷一個人是夷或是夏，主要看他出生于何種種族；另一種是文化的區(qū)隔，即所謂“諸侯用夷禮則夷之，進于中國則中國之”，文化作為區(qū)隔“夷”和“夏”的標準。就此而言，那種認為中國傳統(tǒng)民族主義是一種種族民族主義的觀點是片面的，種族民族主義只是中國傳統(tǒng)民族主義的一個面象，更為重要的是，它又是一種文化民族主義（或可更為貼切的稱之為文化至上主義），而且中

8、國歷史時期更多的時候文化至上主義或文化民族主義占據(jù)主導地位。詹姆士哈里森就注意到：“傳統(tǒng)中國人的自我形象（selfimage)被定義為‘文化主義’而不是民族主義，前者是基于一份對共同的歷史遺產(chǎn)以及一種共同的信念的認可，而后者則建立在‘民族國家’這一近代觀念的基礎上。”[2]P2他強調(diào)，自從始于公元前221年秦帝國的大一統(tǒng)以來，這種自我形象已經(jīng)發(fā)展了兩千多年，它并沒有妨礙某種政治的或民族主義的效忠。帝國歷史的漫長歲月提供了關于愛國主17和

9、近代主權國家在性格上完全相異。直至19世紀中葉以后，清朝國家在與近代世界秩序的對峙中，不僅將其版圖逐漸地整合到一元化的中國——中華，而且還通過同質(zhì)性、排他性的領土主權的確立，將傳統(tǒng)的“天下中國”改變?yōu)榻鳈鄧摇Ｔ揪哂卸鄻有蕴卣鞯耐醭瘒摇爸袊笔侨绾握蠟橐辉闹鳈鄧摇爸袊钡哪?？在此擬從“天朝”到“中國”稱謂的轉變過程中闡述清王朝近代國家觀念的整合?！疤斐币辉~，作為表示傳統(tǒng)王朝國家的假體，它內(nèi)在的含義即表示歷代統(tǒng)治者以“中

10、華世界帝國”的概念來把握中國和周邊各國的關系，維持這種關系的是“中華帝國世界秩序原理”。而這種原理的第一條就是天朝定制論。一般而言，天朝被認為是和“近代”相對立的傳統(tǒng)的象征，或者是貫穿清朝兩百年歷史的概念。作為一個與“天朝”對舉的概念，“中國”一詞作為史料專用名詞或敘述名詞，則顯得中性得多。從“天朝”到“中國”的轉變，在一定意義上反映了清朝統(tǒng)治者宇宙認知模式和國家觀的轉變。在此僅以清代外交史料中“天朝”與“中國”兩詞使用的頻度為例，略作

11、說明。嘉慶年間的外交史料編撰的有《清代外交史料（嘉慶朝）》。該書收集了嘉慶十年以后的對外關系史料。統(tǒng)計其中的天朝和中國的使用頻度，嘉慶十年“天朝”10次，“中國”6次，“中華”2次。從嘉慶十一年到十三年，這種趨勢一直在延續(xù)，這三年中，“天朝”51次，“中國”9次。外交檔案比較多的嘉慶二十一年，“天朝”二十二次，“中國”13次。整個嘉慶朝，“中國”的使用頻度在微弱的增加。道光年間的外交史料編纂的有《清代外交史料（道光朝）》和《籌辦夷務始末

12、（道光朝）》。前一書中，道光最初十年“天朝”50余次，“中國”不滿10次。《籌辦夷務始末》收集道光十六年以后的外交史料，其卷一（道光十六年四月至十七年四月）中“天朝”6次，“中國”5次，卷二（道光十八年一月至五月）中“天朝”僅1次，“中國”14次，“中國”首次超過了天朝。從整體來看，道光十年至二十年間，“天朝”使用的依然較多，但可以看出在逐漸減少。道光二十年以后，即鴉片戰(zhàn)爭前后，“天朝”使用的次數(shù)減少，“中國”使用的頻度相對增加。此外，

13、還需注意的是，在對英國的照會中，開始使用“大清國”，出現(xiàn)了稱呼多樣化趨勢。咸豐年間的外交史料《籌辦夷務始末（咸豐朝）》中，最初五卷中天朝出現(xiàn)約5次。至光緒年間，的《清季外交史料》中，天朝已經(jīng)式微，幾乎不用了。“天朝”減少后，出現(xiàn)在史料中的自稱主要是“大清國”、“中國”。在分析上述天朝——中國、天朝——大清國的轉化過程時，應該注意到：如果說，天朝一詞本身代表了大一統(tǒng)的天下觀，則有清一代，越到晚期，“中國”、“大清國”使用的頻度越高，這說明

14、即使清朝統(tǒng)治者在意識上未必把外國作為平等國家看待，但可能覺得在文書中將“天朝”作為某國的對應詞并不合適。在外交話語體系中，國和朝這兩個詞本身并不是對立的概念，但在對外關系或封建體制的觀念中，“國”是清朝世界觀念中低一層次的概念。在整體上自稱轉變?yōu)椤按笄鍑?、“中國”這種帶有“國”字話語，這一事實表明，清朝開始將自身置于作為下層概念的“國”的層次，認識到自己是萬國之一員。由此也說明，清朝統(tǒng)治者開始拋棄傳統(tǒng)的天下意識，轉而形成一種近代世界意

15、識。此外，清朝在對西方近代國家的認同與近代世界意識產(chǎn)生的基礎上開始建立近代國家形態(tài)。如果說，中國傳統(tǒng)的國家形態(tài)，主要由皇帝制度、宰輔制度、郡縣制度及鄉(xiāng)紳制度構成，清朝統(tǒng)治者改變傳統(tǒng)國家形態(tài)并構建近代國家形態(tài)的首次嘗試便是清末“預備立憲”。1908年公布的《憲法大綱》宣布：“君主立憲政體，君上有統(tǒng)治國家之大權，凡立法、行政、司法皆歸總攬，而以議院協(xié)贊立法，以政府輔弼行政，以法院尊律司法。”但“臣民權利義務”中，畢竟規(guī)定了“臣民于法律范圍以

16、內(nèi)，所有言論、著作、出版及其集會、結社等事，均準其自由”，還規(guī)定了“上自朝廷，下至臣民，均守欽定憲法，以期永遠率循，罔有逾越”[7]P5975。與《憲法大綱》同時頒布的還有《九年預備立憲清單》。規(guī)定要做的工作有：籌辦咨議局，辦理城鎮(zhèn)鄉(xiāng)與廳州縣地方自治，建立資政院，編訂民律、商律、刑事與民事訴訟等法典等等。1911年辛亥革命爆發(fā)后，清廷又匆匆頒布《憲法十九信條》。清政府以《憲法大綱》為依托，并依靠《憲法十九信條》提升議院地位，抑制君權，推

17、動中國新的政治重心的構建，對于國家和社會基層的整合，對于近代社會的成長及傳統(tǒng)社會向近代社會的轉變，發(fā)揮了重要作用。惜乎這次嘗試尚未完全成形，便因清朝統(tǒng)治的崩潰而夭折了。三排滿運動的背后：種族民族主義與民族國家主義之爭隨著近代西方思想和國家理論的傳入，中國思想界開始從理論框架構建層面探索近代中國國家之整合。此間，梁啟超為代表的改良派和孫中山為代表的革命派之間，由于對構建民族國家的途徑各趨一途，借革命派宣傳的排滿運動引發(fā)一場爭鳴，或可視之為

18、民族國家主義與種族中心主義之爭。革命派的排滿運動最早可以追溯到1895年孫中山在香港籌建興中會總部時“驅(qū)逐韃虜，恢復中華”口號的提出。這一革命口號后來成為盡人皆知的中國同盟會誓詞。孫中山、黃興、章太炎等1906年在日本制訂的“中國同盟會革命方略”中有這樣的解釋：“一、驅(qū)除韃虜：今之滿洲，本塞外東胡。昔在明朝，屢為邊患。后乘中國多事，長驅(qū)入關，滅我中國，據(jù)我政府，迫我漢人為其奴隸……義師所指，覆彼政府，還我主權……二、恢復中華：中國者，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