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造、故意傳播虛假信息罪司法認定問題研究.pdf

1、近年來，信息網(wǎng)絡中造謠、傳謠事件多發(fā)，《刑法修正案（九）》專門出臺編造、故意傳播虛假信息罪進行規(guī)制。本罪的及時出臺具有重要意義，但司法實踐對其構成要件中“社會秩序”、“虛假信息”、“信息網(wǎng)絡、其他媒體”、“編造、傳播”等要素的認定標準并不明確，可能造成本罪的不當擴大化適用。因而對編造、故意傳播虛假信息罪進行準確的司法認定，從理論上講，有助于完善虛假信息犯罪體系的構建；從實踐的角度看，有助于司法工作人員在類似案件中掌握好定罪量刑標準，也利

2、于對公民網(wǎng)絡言論自由的有效保護。
　　全文共計三萬余字，共分五個部分，主要從編造、故意傳播虛假信息罪概述、“社會秩序”的司法認定、“虛假的險情、疫情、災情、警情”的司法認定、“信息網(wǎng)絡或其他媒體”的司法認定、“編造、傳播”的司法認定等方面進行了論述。
　　第一部分編造、故意傳播虛假信息罪概述。該部分主要介紹了編造、故意傳播虛假信息罪的歷史沿革、立法背景和設立本罪的意義。本罪可追溯至1997年《刑法》對數(shù)個虛假信息類犯罪的規(guī)定

3、，發(fā)起于2003年《刑法修正案（三）》對編造、故意傳播虛假恐怖信息罪的設立，在2013年相關司法解釋出臺“網(wǎng)絡型尋釁滋事罪”后設立時機成熟。本罪的立法背景在于網(wǎng)絡謠言日益泛濫，并已嚴重危及社會秩序，通過設立本罪有利于完善虛假信息類犯罪體系，更為契合罪刑法定原則，也有助于有效規(guī)制網(wǎng)絡造謠、傳謠行為，但也存在構成要件不明確等缺陷，有待于對其進行準確解釋和認定。
　　第二部分“社會秩序”的司法認定。社會秩序或社會公共秩序作為本罪侵犯的客

4、體，實踐中存在著能否涵蓋心理秩序、網(wǎng)絡秩序的爭議，以及嚴重擾亂社會秩序和造成嚴重后果的程度不明晰的問題。心理恐慌過于抽象、難以把握，容易造成取證困難，不宜將其視為社會秩序；網(wǎng)絡秩序的法益重要性與現(xiàn)實社會秩序相比不具有等量性，不應認定為社會秩序；嚴重擾亂社會秩序的程度應當結合形式上的轉發(fā)量、閱讀量等和實質上的受影響場所的性質、社會活動的重要程度、受影響場所的人數(shù)、時間、范圍等綜合認定；“嚴重后果”的標準可結合造成人員傷亡的人數(shù)、程度、經(jīng)濟

5、損失的大小、國家形象和政治形象的影響等綜合制定。
　　第三部分“虛假的險情、疫情、災情、警情”的司法認定。虛假的險情、疫情、災情、警情作為本罪的對象，存在著四類信息認定不清，容易與恐怖信息、尋釁滋事信息相混淆的情況，以及虛假信息的認定標準不明確，易與表達情緒性言論混為一談、虛假程度難以判斷的問題?！半U情、疫情、災情、警情”應當包括突發(fā)傳染病疫情信息、劫持航空器威脅、重大災情、重大疫情等虛假信息，但不宜包括爆炸威脅、生化威脅、放射威

6、脅等恐怖信息和歪曲行業(yè)形象或擾亂道德秩序的虛假信息；虛假信息的虛假性不應包括表達情緒性言論，其虛假程度應當從內(nèi)容的相符度、發(fā)生的現(xiàn)實可能性、誘導性、具體性、來源的非正當性等方面判斷。
　　第四部分“信息網(wǎng)絡、其他媒體”的司法認定。實踐中，“信息網(wǎng)絡”和“其他媒體”的認定過于抽象和泛化，應當以公共性作為認定標準。對于封閉式及時通訊軟件和封閉式信息發(fā)布平臺，不能認定為信息網(wǎng)絡，半開放式和開放式信息發(fā)布平臺則應予以認定。傳單、小廣告以及

7、宣傳廣播、喇叭等具有公共性，應視為“其他媒體”，電話、短信則應視情形對待，一對一撥打電話、發(fā)送短信不具有公共性，不能認定為“其他媒體”；群發(fā)短信和多次隨機撥打電話則應視為“其他媒體”。
　　第五部分“編造、傳播”行為的司法認定。實踐中對于單純編造、編造后放任他人傳播的行為應否認定為“編造、傳播”存在爭議。而信息網(wǎng)絡中傳播行為則難以界定。應當明確單純編造行為不構成犯罪，編造并放任他人傳播的則可擴大解釋為“編造+傳播”；向特定人傳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