兒童期性侵犯與女性抑郁癥的風險關聯(lián)研究.pdf

1、第一部分、兒童期性侵犯與中國女性復發(fā)性抑郁癥的風險關聯(lián)研究——中國兒童性侵犯與抑郁癥
　　 目的：在西方國家大量的研究已經(jīng)證明了兒童期性侵犯(childhood sexual abuse，CSA)增加了抑郁癥(Major Depression，MD)的發(fā)病風險，但是在中國的文化背景下，是否也是如此呢?
　　 方法：對中國53家精神?？坪途C合醫(yī)院的1970名抑郁癥患者和匹配的2597名對照進行問卷調查。采用牛津大學和美國弗

2、吉尼亞聯(lián)邦大學(Virginia CommonwealthUniversity，VCU)合作編制的訪談系統(tǒng)，對所有的研究對象進行面對面結構性訪談，根據(jù)精神疾病診斷統(tǒng)計手冊第四版(Diagnostic and Statistical Manual of Mental Disorders，4thEdition，DSMⅣ)診斷標準，對符合抑郁癥的診斷標準納入病例組為研究對象，對其抑郁癥癥狀進行編碼。對抑郁癥研究組的抑郁癥(major depr

3、ession，MD)、廣泛性焦慮障礙(general anxiety disorder，GAD)、驚恐障礙(panic disorder，PD)、恐怖癥(phobia)、心境惡劣(dysthymia)及產后抑郁(postpartum depression)進行評估。對病例組和對照組進行生活應激事件(stressful life events)、抑郁癥家族史(family history)、父母親情關系問卷(parentalbonding

4、 instrument，PBI)和社會生活(social life)的評定。采用匿名問卷形式，來訪者填寫CSA的問卷，通過邏輯回歸(logistic regression)、線性回歸(linear regression)和泊松回歸(Poisson regression)計算線性回歸和泊松回歸的回歸系數(shù)、邏輯回歸的比值比(OddsRatio，OR)和95％可信區(qū)間(95％confidence intervals，95％CI)，以此判定抑郁

5、癥和兒童性侵犯之間的關系。
　　 結果：任何形式的CSA都和復發(fā)性抑郁癥有關聯(lián)(OR=3.26，95％CI：1.95-5.45)，而且隨著CSA嚴重程度加重，CSA和抑郁癥的關聯(lián)會更加增強，非接觸性CSA(OR=2.47，95％CI：1.17-5.23)、接觸性CSA(OR=2.77，95％CI：1.32-5.83)、和性交CSA(OR=13.35，95％CI：1.83-97.42)。在控制了抑郁癥的家族史、兒童情感忽視、兒童軀

6、體虐待和父母親情關系之后，任何形式的CSA和抑郁癥的關聯(lián)仍然非常明顯(OR=1.86，95％CI：1.06-3.29)。經(jīng)歷CSA的抑郁癥患者發(fā)生抑郁癥更早，抑郁癥發(fā)作時間更長，并且嚴重程度更重，更大的風險共病廣泛性焦慮障礙(OR=1.92，95％CI：1.39-2.66)和心境惡劣(OR=2.16，95％CI：1.52-3.09)。
　　 結論：CSA與抑郁癥有很強的關聯(lián)，并且隨著CSA的嚴重程度加重，這種關聯(lián)增強。經(jīng)歷了CS

7、A的抑郁癥患者會更早的罹患抑郁癥并且抑郁癥發(fā)作時間更長，有更大的風險共病廣泛性焦慮障礙和心境惡劣。雖然不能排除有匯報偏倚，但是本研究的結果證實了中國CSA顯著增加了抑郁癥的發(fā)病風險，這與西方國家的研究結果一致。
　　 第二部分 、家庭功能不良與兒童期性侵犯的風險關聯(lián)研究
　　 目的：在西方國家大量的研究已經(jīng)證明了兒童期性侵犯(childhood sexual abuse，CSA)與兒童成長期間的家庭功能不良有關，但是在中

8、國的文化背景下，家庭功能不良是否是CSA的發(fā)生危險因素?哪些因素影響最大?
　　 方法：在中國53家精神專科和綜合醫(yī)院收集的1970名抑郁癥患者和匹配的2597名對照進行問卷調查，采用牛津大學和美國弗吉尼亞聯(lián)邦大學(Virginia Common wealth University，VCU)合作編制的訪談系統(tǒng)對父母親情關系(parental bonding instrument，PBI)、兒童期軀體虐待和兒童期情感忽視條目進行評

9、定。采用匿名問卷形式，來訪者填寫CSA的問卷，評定CSA以及CSA的嚴重程度。在任何CSA與父母親情關系、兒童期軀體虐待和兒童期情感忽視之間，通過建立邏輯回歸(logistic regression)，和有序回歸模型(ordinalregression)，計算回歸系數(shù)、比值比(Odds Ratio，OR)及其95％可信區(qū)間(95％confidenceintervals，95％CI)來判定父母親情關系、兒童期軀體虐待和兒童情感忽視與兒童期

10、性侵犯之間的關系。
　　 結果：任何CSA都與母親的關愛程度(OR=0.69，95％CI：0.61-0.79)和父親的關愛程度(OR=0.75，95％CI：0.67-0.85)呈負相關，母親的控制程度(OR=1.28，95％CI：1.13-1.44)呈正相關。性交形式的CSA與父親的控制度(OR=3.26，95％CI：2.00-5.29)和母親的控制度(OR=3.26，95％CI：2.00-5.29)明顯呈正相關；任何CSA都與

11、兒童期軀體虐待(OR=6.69，95％CI：4.37-10.26)和情感忽視(OR=4.65，95％CI：3.30-6.55)呈正相關；最嚴重形式的CSA和兒童期軀體虐待(OR=13.37，95％CI：3.94-13.11)和兒童期情感忽視(OR=7.19，95％CI：3.94-13.11)明顯呈正相關。
　　 結論：在中國CSA與兒童期家庭功能不良有明顯的關聯(lián)，隨著父母關愛程度越少，父母控制度越高，CSA的嚴重程度加重。兒童期

12、性侵犯同時與兒童期軀體虐待和情感忽視高度相關，其中兒童期性侵犯與兒童期軀體虐待關聯(lián)性最高。
　　 第三部分、兒童期性侵犯與神經(jīng)質和生活應激事件之間的關聯(lián)研究
　　 背景：西方國家研究發(fā)現(xiàn)，兒童期性侵犯可能增加了神經(jīng)質程度和應激事件的敏感度，從而導致抑郁癥的發(fā)生。但是在中國，是否兒童期性侵犯會影響婚姻質量，增加了神經(jīng)質程度，并且增加了成年期對應激事件的敏感度?
　　 方法：在中國53家精神病?？坪途C合性醫(yī)院收集的1

13、970名抑郁癥患者和匹配的2597名對照進行問卷調查，評定CSA以及CSA的嚴重程度。對所有的研究對象進行面對面結構性訪談，按照DSMⅣ診斷標準，按照抑郁癥的診斷標準納入研究對象，對其抑郁癥癥狀進行編碼。采用牛津大學和美國弗吉尼亞聯(lián)邦大學(Virginia CommonwealthUniversity，VCU)合作編制的訪談系統(tǒng)，對抑郁癥組和對照組進行生活應激事件(stressfullife events，SLE)、社會生活(socia

14、l life)和神經(jīng)質量表進行評定。在CSA與婚姻質量，生活應激事件和神經(jīng)質之間建立邏輯回歸(logistic regression)，在婚姻質量，生活應激事件和神經(jīng)質與不同形式的CSA之間建立有序回歸模型(ordinal regression)，計算回歸系數(shù)、比值比(Odds Ratio，OR)及其95％可信區(qū)間(95％confidence intervals，95％CI)。
　　 結果：CSA與婚姻質量之間的關系為：任何形式

15、CSA都與夫妻關系緊張(OR=1.35，95％CI：1.20-1.52)、爭執(zhí)(OR=1.28，95％CI：1.15-1.45)和要求增多呈正相關(OR=1.41，95％CI：1.25-1.59)，隨著CSA嚴重程度加重，這種正相關程度加重；最嚴重形式CSA與夫妻關系緊張(OR=3.13，95％CI：1.85-5.26)、爭執(zhí)(OR=2.13，95％CI：3.57-1.27)和要求增多(OR=4.00，95％CI：2.33-7.14)正

16、相關最強；任何形式CSA與神經(jīng)質(OR=1.10，95％CI：1.07-1.12)及其多種應激事件有關。隨著CSA嚴重程度加重，神經(jīng)質程度更高，并且性交形式的CSA與成人后的強奸關系更加密切(OR=9.94，95％CI：5.46-18.10)。
　　 結論：經(jīng)歷了CSA的女性更加容易經(jīng)歷夫妻關系緊張，夫妻爭執(zhí)增多，要求增多。經(jīng)歷CSA也會增加神經(jīng)質程度，更加容易增加經(jīng)歷嚴重的生活應激事件。因此，CSA增加了神經(jīng)質，同時增加了成人

17、發(fā)生婚姻困難和遭遇生活應激事件，可能部分的解釋了CSA增加了抑郁癥的發(fā)生風險。這和西方國家的研究結果一致。
　　 第四部分、中國人群的兒童期性侵犯量表信度研究
　　 目的：在中國，很少有研究來評價兒童性侵犯的嚴重程度和影響。首先要選擇合適評價CSA的工具來對CSA進行評估。本研究在臨床抑郁癥病人和對照中，探尋兒童性侵犯量表的信度。
　　 方法：采用Martin設計和Kendler修訂的CSA量表，對49名抑郁癥病

18、例和21名正常對照進行先后間隔一年時間的兩次詢問，第一次采取匿名問卷調查，第二次采取電話訪問的方式。先后兩次訪談結果的數(shù)據(jù)進行比較，得出kappa系數(shù)值來進行判斷測量-重測信度。
　　 結果：在臨床的抑郁癥和對照樣本中，進行CSA量表測量一重測信度檢驗Kappa系數(shù)為0.71，在49名抑郁癥病例和21名對照中進行的測量一重測信度檢驗，Kappa系數(shù)分別為0.64和0.91。
　　 結論：本研究采用的CSA量表在中國具有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