構建與重構：基于文化研究視角的文學旅游地發(fā)展研究——以鳳凰古城為例.pdf

1、隨著大眾旅游時代的到來，旅游地類型逐漸趨于多樣化，不同類型旅游地的發(fā)展主導因素不同，探尋不同類型旅游地的驅動力機制對于旅游理論研究以及實踐都具有重要意義。文學家及其作品憑借其個人魅力以及作品的優(yōu)美意境贏得了眾多讀者的親睞，與文學家及其作品相關的地方成為讀者向往的圣地。文學旅游地成為眾多旅游地類型中重要的一種，關于該類型旅游地的探討相對較少，對其的研究無疑具有重要的實踐與理論價值。 20世紀90年代以來，西方人文地理學界發(fā)生了重大

2、的理論轉向，約翰斯頓將這一時期人文地理學的發(fā)展稱為“文化轉向”(Cultural Turn)。具體到文化地理學發(fā)生的文化轉向，其核心內容就是借鑒“后現代主義”和“人本主義”的最新成果，將文化研究和社會理論納入到其分析體系中，其主要的分析單元是文化景觀。 本文從文化研究的視角，依據理查德·約翰遜(Richard Johnson)于1986年提出的“文化環(huán)”理論模型(the Circuits of Culture Diagram)作

3、為理論分析工具，選取鳳凰古城作為典型案例地，運用實證研究的方法，分析了鳳凰古城被作為文本從生產到消費的整個過程，具體分為三個章節(jié)，即文本的生產、文本的閱讀者和文本的閱讀，展開主體論述。 文本的生產過程中，沈從文及其文學作品中所構建的文學世界中的“湘西世界”、當地開發(fā)者所構建的“媒介中的鳳凰古城”與旅游者的“口碑中的鳳凰古城”共同構建了“想象中的鳳凰古城”，即待閱讀的“鳳凰古城文本”。其中，沈從文及其《邊城》等文學作品中所構建的“

4、湘西世界”是整個構建過程的基礎，是構建鳳凰古城文本的雛形。 作為文本的閱讀者，旅游者在文學旅游地的構建與重構過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是聯(lián)系整個過程的重要紐帶。一些被訪游客中具有較為明顯的文學朝圣者的特征，都有著對沈從文及其《邊城》等文學作品的喜愛。文學家及其文學作品對于文學旅游地的知名度提升、形象塑造以及旅游者出游決策中都起到了積極的作用，具體到影響不同的影響因子和影響程度方面又表現出明顯的不同，非物質層面的吸引即基于想象的吸引要

5、高于實體物質層面的吸引。通過交叉分析和相關性分析得出，文學因素與性別和學歷存在正相關關系，具體到沈從文和《邊城》對女性游客相對更有吸引力，但關系并不是十分明顯；與年齡和收入水平存在明顯的負相關關系。不同類型的文學作品、不同性別和風格的作家所形成的文學旅游地具有明顯的差異，并對游客具有相應影響，表現在所吸引的游客群體類型、游客特征、旅游行為和旅游體驗等方面。文學旅游地成為旅游地不是單純的依靠文學因素的吸引，而是和遺產地所包含的其它吸引因素

6、的組合。文本的閱讀部分主要探討了鳳凰古城旅游者的旅游行為和真實性體驗方面。鳳凰古城游客中存在嚴格意義上的文學旅游者，即文學朝圣者，其旅游的主要目的是為了表達對沈從文的濃厚興趣，并且已經讀過其文學作品《邊城》，來訪鳳凰古城主要目的是追尋沈從文蹤跡，體驗《邊城》故事發(fā)生意境，這部分游客數量相對較少，占20％左右。同時也發(fā)現，即使嚴格意義上的文學旅游者在文學旅游地的活動也并非狹義上的文學旅游活動，多是伴隨著其他類型的旅游活動。 文學旅

7、游地游客的旅游動機和體驗是多樣并且難以定義的，通過真實的旅游經歷激發(fā)并喚醒了一系列的反應，包括懷舊情結、關于作者的生平經歷、人格魅力、創(chuàng)作風格和其作品中所描繪故事、環(huán)境與人物等的聯(lián)想，文學旅游地成為提供各種形式娛樂的載體。與文學作品有關的文學旅游地更為單純，更多地聯(lián)系到的是文學作品故事本身，而很少會聯(lián)想到對作者的聯(lián)想；與文學家有關的文學旅游地更為復雜，對游客有更強的吸引力，能夠引起游客的聯(lián)想更為豐富，真實性的疑問更多，游客很難分清楚虛擬

8、與現實，虛擬與現實的交織。對文本的閱讀實質就是一個消費的過程，同時也是一個解構與重構的過程。 最后，在上述分析和前人研究基礎上嘗試構造了文學旅游地發(fā)展概念模型，闡明出文學旅游地的構建與重構過程不僅伴隨著經濟方面的消費，同時也伴隨著社會、政治和文化的構建與重構的過程。該過程是一個互動的過程，總體呈現螺旋上升的趨勢。 綜上所述，本文主要提供了進行文學旅游研究新的視角與理論分析框架，研究表明理查德·約翰遜的“文化環(huán)”理論模型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