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傳教士、華人視閾下的婦女釋放與強國關(guān)系論

1、<p>　　清末傳教士、華人視閾下的婦女釋放與強國關(guān)系論</p><p>　　摘要：深受清末華人、西士關(guān)注的婦女問題和女俗改革，與中西碰撞、民族振興、變法改革等時代主題有著緊密的聯(lián)系。本文分析了《萬國公報》中關(guān)于女子釋放的各種觀點和視角，研究了傳教士、朝廷官員、傳統(tǒng)儒士、教會學校中的女學員、留洋女子等中西人士對婦女問題的不同議論。議論者各自不同的身份，使得其女子釋放的觀點和主張在目的、視角、策略和重點等

2、方面均有所不同；同時，這些議論也彼此融合、碰撞、相互影響，經(jīng)歷著調(diào)整與變化，彼此既具有相似相通之處，又具有相異相斥之處。 </p><p>　　關(guān)鍵詞：晚清；婦女問題；救國強國；《萬國公報》 </p><p>　　中圖分類號：K252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3-854X（2014）02-0139-06 </p><p>　　20世紀初的十年，是中國經(jīng)歷了義

3、和團運動、清末新政、到清王朝的統(tǒng)治結(jié)束的十年。歷史的巨變見證了當時的時事動蕩、思潮迭起的社會現(xiàn)實，各種變法改革主張風起云涌，既相互融合借鑒，又彼此沖擊碰撞；各種變革舉措也由方興未艾逐漸發(fā)展為此起彼伏，由星火燎原的初探發(fā)展為風靡各地乃至勢不可擋之勢。在這其中，婦女問題和女俗改革受到了清末華人、西士的不同尋常的關(guān)注，在晚清變革運動中占有一席之地。由于在當時特定的社會歷史條件下，婦女問題的提出不可避免地與中西碰撞、民族振興、變法改革等時代主題

4、相聯(lián)系，因而，清末華人、西士對婦女問題的探討也不可避免地涉及到上述議題，這些討論借婦女問題一方面闡發(fā)各自的變法改革主張，另一方面也與異己的聲音展開了論爭。 </p><p>　　《萬國公報》是外國傳教士創(chuàng)辦的中文報刊中歷時最長、發(fā)行最廣、影響最大的綜合性報刊，它的讀者群上至當朝皇帝，下至平民百姓，甚至在偏遠地區(qū)也有發(fā)行。因此，活躍在《萬國公報》中的編輯和投稿者，借助《萬國公報》的規(guī)模和影響，就婦女問題和女俗改革為

5、題紛紛發(fā)表文章，闡述自己對釋放婦女和救國強國的不同角度的議論，提出各自的變法改革主張和方案。 </p><p>　　本文選取清末《萬國公報》中登載的林樂知和任廷旭的《論男女之分別及其關(guān)系》、林樂知和范祎轉(zhuǎn)譯的《記中國女維新會》、袁世凱的《直督袁慰帥勸不纏足文》、中西女塾畢業(yè)女學生陸秀貞的《論自由平等同胞為生人之原理》、《全地五大洲女俗通考》末篇轉(zhuǎn)錄的沈贅翁的《論中國古時女教》和林樂知和范祎的《東方女界之新現(xiàn)象》等

6、文，我們從中可以看到不同人群的代表對釋放婦女和救國話題的闡述，看到《萬國公報》所記錄的當時社會上的不同聲音。 </p><p>　　一、以林樂知為代表的傳教士的視角和議論 </p><p>　　《萬國公報》輯錄和登載了晚清華人、西士的大量釋放婦女的文章，但從眾多的相關(guān)論述中，目前只發(fā)現(xiàn)林樂知和任廷旭的《論男女之分別及其關(guān)系》一文一改男女無分別的常見論證思路和出發(fā)點，反其道而行之，“但論男女

7、之分別，有關(guān)于身心、國政、理學、教道者，試為詳細比較之”，從肯定男女差異，剖析和歸納差異人手，證明女子具有男子欠缺的優(yōu)勢和特點，是必不可少、有自身獨特價值的，這樣就將釋放婦女推到了一個新的高度。其他女權(quán)文章基本上都是以男女相似，不應(yīng)區(qū)別對待為默認前提，論證男女平等的。而林樂知、任廷旭的這篇文章分析了女子的獨特性，進而把她們的社會角色和作用由量的方面補充的地位提升為質(zhì)的方面必需的地位。這一利于徹底尊重、釋放女子的議論是由林樂知率先提出的。

8、雖然該觀點在華人讀者中的傳播和影響不易獲悉，但它的獨樹一幟和首倡意義應(yīng)當引起學界的關(guān)注。但是，該文對男女差異的條分縷析的論述，帶有很強的主觀色彩。如“論信心之分別，取信于男人難，取信于女人易”?！罢擃I(lǐng)悟之分別，女人較男人為速”，“論改過之能力，則男人易而女人難”，這些概括性的推論過于簡單臆斷，沒有理論、實驗或數(shù)據(jù)支持，缺少論據(jù)，基本上是一己之見，很難讓人信服。</p><p>　　林樂知、范祎譯述的《東方女界之新

9、現(xiàn)象》和《記中國女維新會》的譯者附言則使我們看到林樂知等傳教士由釋放女子的議題引發(fā)開來，駁斥守舊派的頑固和錯誤的思想。做法之一是高調(diào)描述時下女界的新現(xiàn)象，如“最近奮激之現(xiàn)象，為前古所無者，莫如女界”，“二三年以來，中國女學稍稍多矣，女子既讀書，既識字，則其活潑之氣象，不待智者而信其必然也”?！氨似鋰鴥?nèi)學校中之青年已無不奮起，而至于在國外之女子亦然?！弊龇ㄖ窃谛蝿莸臉酚^描述的基礎(chǔ)上，打碎守舊派的復古念頭。例如，“今中國守舊之徒，大抵皆

10、贊成土皇者，則請正告之。日，雞既已出卵，萬無可再人之理。亦徒為此勉強而已。” “而乃有繩其后者，大聲嘆息作馬長背之驚怪，且逆意之。謂女德之將漓磋。茲中國已陸沈矣。有救之者，舍此青年男女而誰，而公等猶力持其舊務(wù)，阻遏焉，人有持衣囊而墜井者，或以索引之，其人左手提囊，右手執(zhí)索，囊濡水涇，重不可勝。救者日，嘻，汝惜此囊，囊實死汝，速棄之，尤可活也，悲夫此即東方諸國抱持其古道之小影也?！弊龇ㄖ且?guī)勸上層集團應(yīng)順應(yīng)民意，變保守、阻礙為率先躬行、

11、引領(lǐng)風潮，“則所缺少者，果何在乎，惟有將北京城之圍墻摧平，使其露出于天空之中，有日光之照</p><p>　　沈壽康的《論中國古時女教》，相比以上各文，顯得傳統(tǒng)、保守，代表了傳統(tǒng)思想下的儒士對于古時女俗和今日女俗的觀點和立場。他對古時女俗是持肯定和贊賞的態(tài)度的，與前各文不同的是，他并不否定和批判傳統(tǒng)的婦德、婦言、婦容、婦工，稱“我中國三代以前，自上逮下，本無不教之子女，而其教女子也，首之以婦德，次之以婦言，又次之

12、以婦容，又次之以婦工。雖視教男子有異，然其所以養(yǎng)其性情，束其筋骸，迪其聰明，專其職業(yè)，用心之精詳懇摯，立教之嚴肅整齊，無貴無賤，實與教男子無殊?！彼g了時下中、西人對中國女俗的否定和批判“是豈故以禮法之委曲繁重，苦此柔軟之淑媛哉”，“外人不察，狃于耳目之見聞，昧乎簡編之記載，遂謂中國素無女教，故閨閣中絕少英才，倘與泰西諸女士較量輕重，提挈短長，不獨比疑非倫，亦且相形見絀，而我無識之輩，互為附和，初則吠聲，甚而吠影，彼日中國無女教，此則

13、日我中國向無女教也。彼日中國之女不學，此則日我中國之女誠不知有學也。嗚呼，我中國豈真不知教女也哉，我中國之女，豈真不知向?qū)W也哉?！鄙驂劭盗信e了眾多古代杰出女子的事跡和典故，為中國女俗正名，“嗚呼，此豈外人所可望其項背者哉”。他認為中國自古重視女學、女俗，</p><p>　　三、以袁世凱為代表的清廷要臣的視角和議論 </p><p>　　1904年登載在《萬國公報》上的《直督袁慰帥勸不纏足

14、文》一文，由袁世凱作于1902年，同年，慈禧太后頒布了勸戒纏足上諭。該文反映了清末的朝廷重臣、開明官員由女子纏足引發(fā)的變法改革、強國興國方面的議論。1901年李鴻章去世，袁世凱接任直隸總督、北洋大臣。他大力襄贊新政，包括廢除科舉、督辦新軍、建立學校、獎勵工商等。袁世凱的不纏足一文，表達了他對釋放女子、興辦女學、女子執(zhí)業(yè)等裨益國家、種族的建議?！笆绖P敬譯明詔，愿為我紳民勸者，厥有數(shù)端”，文末他強調(diào)該文的目的“茲特舉其犖犖大者，為縉紳之家告

15、。亦愿地方士紳，仰體朝旨，婉切勸導，家喻戶曉，俾除積習，予有厚望焉?！痹撐膰@強國興國，將女子教育、執(zhí)業(yè)與國族興盛聯(lián)系在一起。如“今東西學者論強國之道，輒推原于女子教育。”“蓋求異日之男子軀體強偉、智能發(fā)達，必先求今日之女子軀體強偉、智能發(fā)達也?！讓W荒廢，嗣續(xù)式微，其于種族盛衰之故、人才消長之原，有隱相關(guān)系者?！薄笆沟脠?zhí)一業(yè)以自養(yǎng)，而一切新理新法，女子亦可以研求，其裨益于國政工業(yè)與家人生產(chǎn)者甚大?！辈煌趤砣A傳教士，宣傳釋放女子是為

16、批判儒教、傳播基督教服務(wù)，以袁世凱為代表的朝廷開明官員是以救國興國為</p><p>　　19世紀末到20世紀初期的中國婦女，尤其是與西人、西學有所接觸的女學生是怎樣看待婦女解放問題的？她們的女權(quán)主張與華人、西士中的男士的女權(quán)主張有何異同？ </p><p>　　《萬國公報》中登載的女子釋放的文章多為華人中的男士或男傳教士所作，女傳教士和女學生的文章所占無幾。1898年8月的《萬國公報》上

17、刊登了《中國上海女學堂落成開塾歌》和《女學開塾吟》。中西女塾是由林樂知于1892年創(chuàng)辦，海淑德?lián)伪O(jiān)院，中西女墅在上海享譽盛名，對中國興辦女學起了示范作用?！吨袊虾Ｅ畬W堂落成開塾歌》和《女學開塾吟》的署名分別是：“陽湖女史劉靚”、“皖江畹香章蘭學”?！伴_塾歌”中“亦稟同氣成胚胎，官骸性情俱必備，奚須貴賤紛疑猜”以人“生而平等”的觀點對男尊女卑的傳統(tǒng)觀念提出了質(zhì)疑，其中的“況復生當盛名世，六洲萬國與追陪”指出了西方對中國女子解放的影響，

18、相似地，“耳聞目見日懨廓，中西文學爭鴻裁”和“紺發(fā)青瞳眾佳麗，其才一一皆璀瑰”分別點明了西學和西方女子對中國女子的女權(quán)意識的影響?！伴_塾歌”后段“皇皇須眉號男子。衣冠逐陳號多材，文繞筆身肉食鄙，無問沒世牘塵埃，經(jīng)濟功名不足道，庸愚亦復同吾儕，吁嗟不學誠可哀”嘲諷和抨擊了男學以及男學對女學的傾軋、排擠，并提出女學不為追名逐利，但為求知和長進?！伴_塾吟”較“開塾歌”在氣勢、觀點和號召力上更勝一籌，多次強調(diào)風氣已開，“漓江風氣已先開”<

19、/p><p>　　林樂知和范祎1903年登載在“翻譯隨筆”中的《記中國女維新會》一文，介紹了寓美華女對女子釋放的看法。8月22日美國舊金山的中國女子成立“中國女維新會”，會上的演說題為：“女子權(quán)利與女子學問”，“有薛女士錦琴與數(shù)人演說”，參會者都是女子。原本為華文，林譯本是由西文轉(zhuǎn)譯。林樂知認為，留洋寄居的華人，以局外人的身份，“多受激刺，其回首故鄉(xiāng)，發(fā)為愛國之心，非內(nèi)地人所及?！辈粌H是留洋的男子，女子亦然?？梢?，在

20、范棉和林樂知等中西男士的眼里，女子釋放是與“愛國之心”、“鏡己如人”相聯(lián)系的。1903年留美女學生的演講代表了中國女子的前沿思想，用語較前述“開塾歌”和“開塾吟”激烈、堅決，“二百兆女子，為無用之物也，嗚呼，此等暴虐之說，直視我等女子之地位，幾非人類矣。夫女子之形體雖弱，同受天地之覆載。彼自稱為男子，而奪我等女子之權(quán)利，其得罪于女子，實非我等所能堪矣?！睆难葜v詞中可以體會到：此期的女子釋放運動較前期有所發(fā)展，此時此地的女子自立、自強意識

21、更強，男女對立而不是調(diào)和的態(tài)度更強了?！按说缺┡爸f”、“奪我等女子之權(quán)利”，“其得罪于女子，實非我等所能堪矣”均說明了女子在觀念、自我評價、認識和定位上，比</p><p>　　1905年中西女塾畢業(yè)女學生陸秀貞所撰的《論自南平等同胞為生人之原理》反映了20世紀初在傳教士所辦女塾中接受教育的女學生的女子解放觀念。這篇文章由范祎介紹并選錄于他的《中西女塾章程》之后，一并作為該期《萬國公報》的首篇刊行于世，說明了林

22、樂知等對范文和陸文的重視。這當然與《論自由平等同胞為生人之原理》中的大量基督教內(nèi)容有關(guān)，也說明華人女學生在接受教育時所受的宣教影響。林樂知等傳教士極力宣揚基督教與釋放女子思想以及自由、平等觀念有著內(nèi)在的聯(lián)系，是三者密不可分的統(tǒng)一體，如《全地五大洲女俗通考》第19章論教政之關(guān)系“基督教之精意，其顯明于人事者，厥有三端，一為仁愛，一為釋放，一為平等，信能行此三者，天下其孰能御之哉，其余各教，雖亦各有其可貴之處，但皆不能有此三項勢力耳?！薄敖?/p>

23、試進論基督教之關(guān)系于人事者，果何如哉，基督教以人為重，重一人，亦重眾人。重一己。亦重他人，人各有權(quán)利，即各有自南，而又以無損他人之權(quán)利自由為界限，此為基督教獨具之精意也。”這種宣傳對陸秀貞等女學生形成與基督教信仰相聯(lián)系的女權(quán)意識不無關(guān)系。 </p><p>　　“夫天賦之自由，天定之平等，天授之同胞，固與人類同時而生也?！薄吧系奂葹槲崛酥付鵀槲崛酥戎鳎耸廊耸肽軌褐莆?，暴虐我。”而從華人基督徒范祎對陸秀貞的介

24、紹和評價來看，“茲念知諸生中多志愿高尚，具有愛國熱心者，而才識超然迥異與流俗殊別，則陸女士秀貞其選也。”他的關(guān)注點是陸的志愿高尚、愛國熱情，這和他的“全地”書后自述自己因救國之切而轉(zhuǎn)信基督教正好契合?！暗t之沈溺于詞章訓詁也，三十年矣，中間雖略讀東西譯書，激其愛國之熱心，慨然欲有所變革于政治風俗，而發(fā)為議論。然于大道則概乎未有得也。自去年游于先生之門，始聞緒言，而后知救我一人與救我四萬萬之同胞，舍耶穌基督固莫肯援手亦莫能援手也?！币埠退?/p>

25、《中西女塾章程序》開篇“女學之義也，世界文化之進退，風俗之隆污，種類之強弱以及社會之振起與頹落，莫不關(guān)系于女子，故女學者世界之精神，即一國之命脈也”，文中“夫女子既得釋放，發(fā)現(xiàn)其才能以共赴社會之一點，此社會之所以能文明而國之所以能興存也”和文末“時局之日艱，同胞之涂炭”相照應(yīng)。由此可見，雖然都信奉基督教，華人編輯、西方傳教士和中國女學生分別對基督教進行了適合自己需求的取用和解讀，另一方面，雖然都主張釋放</p><p

26、>　　綜觀上述華人、西士在《萬國公報》中就婦女與救國議題所作的議論，可以看出：盡管他們的視角不同，目的各異，但論證上都具有選擇性操作的痕跡，都表現(xiàn)出邏輯簡化的局限。如邏輯呈單線條，給人顯而易見之感，如論證女子不纏足與興國的關(guān)系，論證思路無外乎從女子纏足影響胎兒健康，進而造成國民身體贏弱；或女子纏足，行之不遠，見識狹隘，活動不便，無法勞作，所以在物質(zhì)和精神層面對國、對家產(chǎn)生消極影響來論證。這是晚清華人、西士反對纏足時普遍使用的議論套

27、路一或從后代或從女子自身的角度論證。但現(xiàn)實的復雜性在于纏足既不是家、國衰弱的充分條件，也不是其必要條件；反過來，華人、西士立論的不纏足和國、家強盛的因果關(guān)系也不成立：不纏足既不是國、家強盛的充分條件，也不是其必要條件?；仡櫄v史。不乏國富民強的纏足時期，亦不乏國破民亡的不纏足時期，晚清內(nèi)憂外患的社會現(xiàn)實較纏足更為關(guān)鍵、更是決定因素。但晚清救國議題下的女子纏足議論，將纏足與救國聯(lián)系在一起，建立二者的因果邏輯關(guān)系，這樣，雖然減小了論證的復雜性

28、和難度，論證在人為操控下變得簡化、直觀，但現(xiàn)實性降低、可信度降低。 </p><p>　　然而，為什么晚清華人、西士要將本無直接因果關(guān)系的女子釋放問題和興國問題聯(lián)系在一起，視為改革的迫切目標呢？傳教士宣傳女俗改革很大程度上基于傳教目的：（1）利于對基督教在華傳播的阻力——儒教和風俗——發(fā)起不直接交鋒但具有顛覆性的進攻；（2）建立起基督教和西方文化的優(yōu)勢地位；（3）贏得廣大婦女皈依基督教：（4）滿足時人對救國策略的

29、渴求。這為解釋為什么晚清傳教士選擇和強調(diào)女子問題提供了新的分析視角。 </p><p>　　另一方面，華人則基于救國目的宣傳女俗改革。從救國出發(fā)，改革的對象雖明指女人，但實則是避開清政府，要改革的對象是女人的對立面——男人。同樣地，雖然改革的靶子明指風俗，但實則是指向與風俗相對而論的政體，因為男女、君臣、風俗、政體是彼此互相連帶、你中有我的關(guān)系，攻擊了三綱五常中的“夫為妻綱”，也就挑戰(zhàn)了“君為臣綱”，質(zhì)疑了為統(tǒng)治

30、階級服務(wù)的儒家倫理綱常、等級制度，進而動搖了封建帝制的專制統(tǒng)治的禮教基礎(chǔ)。看似改革的是牽連不大的弱勢群體和民間風俗，實則是難度較大的強勢群體和牽連較多的政治制度，這樣的暗度陳倉一方面具有隱蔽性，另一方面又不失宣傳力和作用力，宣傳的矛頭直指舊勢力和保守觀念。對于男子隊伍中改革派的對立面——頑固保守派的攻擊，采用跳出男子圈子，即借助釋放女子間接攻擊，不失晚清一部分華人、西士的批判策略。因而，縱然是就女俗論女俗，也引起部分保守者的警覺。攻擊夫

31、權(quán)和攻擊君權(quán)，在議論中有時是一顯一隱如硬幣的兩面的關(guān)系，讀者（包括部分保守者）能夠讀出字里行間的暗指和影射，看穿作者為攻擊君權(quán)而攻擊夫權(quán)，以宣傳女權(quán)挑戰(zhàn)君權(quán)的設(shè)計。以往學界提出晚清女權(quán)運動是站在男權(quán)的立場上為救國而提出的，筆者認為，晚清</p><p>　　但為何“中國女子”這個弱勢群體成為改革的對象呢？救國興國議題下，對中國男子的改造應(yīng)該更迫切、與救國更貼近，但將中西女子對比得出中女落后、國家衰敗的結(jié)論，可以規(guī)

32、避將中西男子、中西政治進行對比。因為，在“華女落后于西方”這一點上認輸和歸罪，更易被接受，華女以其弱勢群體身份較易接受造成中國落后、男子失敗的“罪名”，這也是強勢群體推卸責任和自大態(tài)度的表現(xiàn)。它也從側(cè)面證明了為何晚清救國呼聲下的女權(quán)運動是由男子（包括華人改革者和迎合華人改革的傳教士）提出來的，爭權(quán)的主體不是失權(quán)的女子，而是享有權(quán)利優(yōu)勢的男子。同時，當時提出的男女平等不是絕對意義上的男女相較下的地位平等，而是相對意義上的女子自身地位上升，

33、向男子地位靠近的“男女平等”。因而，形成“不中不西”、“不男不女”式的過渡型男女平等形式，也形成游離于西方女性與中國傳統(tǒng)女性之間的女性形象。 </p><p>　　總之，清末對女子釋放和救國強民的議論并不是一個聲音，而是多種聲音交織在一起，傳教士、朝廷官員、傳統(tǒng)儒士、教會學校中的女學員、留洋女子等華人、西士，因其不同身份及不同身份的結(jié)合，對婦女和強國議題持有不同的目的、視角、策略和重點，進而形成不同的觀點和主張。